开篇从月写起，依次为明月照耀下的凉州城、城中全貌，琵琶声声，这都是夜宴的背景环境，运用顶针手法，句句用韵，两句一转，构成轻快的，咏唱的基调，表现出凉州的宏大、繁华和地方色彩。随着节奏的舒缓，下文展开了对夜宴的描绘，不再句句用韵，也不再连续使用顶针手法。“故人”多，离别的时间长短也不一，劝勉在坐朋友多加努力，赶快建功立业，一个“笑”字，宴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朋友相会相聚，一醉方休正是边塞人的本色。这首诗把边塞生活情调和强烈的时代气息有机的结合起来了。全诗由月照凉州开始，在着重表现边城风光的同时，那种月亮照耀着七里十万家和城中荡漾的一片琵琶声，也鲜明地透露了当时凉州的阔大的格局、和平安定的气氛。如果拿它和宋代范仲淹的《渔家傲》相比，即可见同样是写边城、写秋天的季节、写少数民族的音乐，但那种“长烟落日孤城闭，羌管悠悠霜满地”的描写，所表现的时代气氛就完全不同了。诗所写的夜宴，更是兴致淋漓，豪气纵横，不是盛唐之人不能如此者。“花楼门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不是有感于时光流逝，叹老嗟卑，而是有着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豪迈感，表现出奋发的人生态度。“一生大笑能几回”的笑，更是爽朗健康的笑。他来源于对前途、对生活的信念。同样，末句“须颠倒”，也不是借酒浇愁，而是以酒助兴，是豪迈乐观的醉，从人物的神态中，我们可感受到盛唐的时代脉搏和胸襟。同时，当地胡汉杂居的凉州不仅人烟稠密，而且胡乐盛行。地域的遥远，风俗语言的差异，战争的恩怨，都未能阻隔胡汉氏族的融洽和文化交流。由此看来，他的这类边塞诗，实为一曲胡汉民族和睦相处，文化交流，共同进步发展的颂歌。
边关乡愁是边塞诗的传统题材，前人的边塞诗表现的多是愁苦、怨艾、征夫思妇共同的思情别绪，给人深深地压抑和沉重，而岑参久参戎幕，久戍不归和个人的情感体验，却把这部分内容写的格外深挚真切：
苜蓿峰边逢立春，胡芦河上泪沾巾。闺中只是空相忆，不见杀场愁杀人。
《题苜蓿峰寄家人》
诗人借山水节气吐乡思亲情，闺中之想，沙场之愁。虚实互衬，构思巧妙，愁思哀情，深挚动人。客中送客，客归己不归，个中滋味，诗人深有体味，最有发言权：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
《逢入京使》
意外相逢归客，仓促中无法作书，只能凭人传语，一句“平安”，抵得千言万语。可谓情真意切，虽只是用家常话写眼前景致，却道出人人胸臆中语，反映了诗人感情生活及诗风深沉细腻的一面，遂成为客中绝唱。清人刘熙载曾说：“诗能不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见《艺概·诗概》。岑参此诗正有此特色。而《送崔子还京》则是另一种情景：“匹马西从天外归，扬鞭只共鸟争飞。送君九月交河北，雪里题诗泪满衣。”以故人归京之疾、回家之乐，反衬自己久滞难归之悲，思乡念亲之苦。这两首诗结尾处有余不尽之意，表现出了共同的特点。
岑参诗歌中忧国忧民，伤时感世之作，数量虽不多。但语极沉痛，如《从军行二首》，就描写了安史之乱、西京沦陷、荒芜的城池、尸山血海的人寰惨景：“胡兵夺长安，宫殿生野草”，“昨闻咸阳败，杀戮净如扫。积尸若丘山，流血涨丰镐。干戈碍乡国，豺狼满城堡。村落皆无人，萧条空桑枣。”令人惨不忍睹。说明战争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无端残害，对吐蕃借机入侵，大肆劫掠的不义之举，诗人表示了极大地愤慨：“羌虏昔为平，华阳积僵尸。人烟绝虚落，鬼火一城池。巴汉空水流，褒斜惟鸟飞，”（《过梁州奉赠张尚书大夫公》）。对那些趁机作乱的蕃镇们他进行了愤怒谴责，对大肆杀戮的暴行更是大加挞伐和揭露：“杀人无昏晓，尸积填江湾。饿虎衔骷髅，饥鸟啄心肝”，“夜雨风潇潇，鬼哭连楚山。三江行人绝，万里无征船，”《阻戎泸间群盗》。这些忧国伤时诗中，激荡着诗人的爱国热情，并时有长策在握、功业无成的悲愤：“儒生有长策，无处豁怀抱。塊然伤时人，举首哭苍昊”（《行军诗二首》之一）。“未能匡吾君，虚作一丈夫。抚剑伤世路，挨个凄凉图。功业今已迟，览镜悲白须”（《行军诗二首》之二）。在这些诗中均表现出诗人忧国伤怀，为国献策但功业无成的郁闷，可见，这些诗有可能是诗人早期之作，但情调始终是高亢昂扬的，精神始终是积极进取的，时代亢奋十分明显。
总之，岑参因传奇式的经历，扩大了边塞诗的表达范围，打破边塞诗的传统格局，方方面面的内容皆有涉猎，丰富的内蕴是其他边塞诗人无法企及的。他的边塞诗如同一幅历史画卷，五彩缤纷，鲜艳夺目。他的艺术风格，古人早有定评。唐代诗评家殷璠称赞曰：“岑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河岳英灵集》。，杜确称其诗：“属辞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于常情”《岑嘉州诗集序》。都指出了岑参诗的立意构思，谴词造境无不具有新奇俏丽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传奇式的军旅生活，神异奇特的西域风光是分不开的，这正是此风格的客观基础：“岑参诗亦自成一家，盖尝从封常清军，其记西域异世甚多。”许凯：《彦周诗话》。而“岑参兄弟皆好奇”杜甫：《美陂行》。，则是形成岑参诗风的主观条件。本来这些奇异不凡的现实生活题材，经过诗人好奇而奇特的想象、艺术的夸张、绚丽的着色，更富有浪漫色彩：西域风光更加神奇瑰丽，诗人以欣赏的笔触描写艰苦的军旅生活，更显其悲壮和诗意，令人惊心动魄的沙场战事更让人惊异。诗人将艰苦卓越军旅生活，恶劣的边塞环境全部诗意化了，成为人们神往之所在，为此，洪亮吉认为“诗之奇而理者，其惟岑嘉州乎？”《北江诗话》卷五。并以自己亲历终南山，贬戍新疆的见闻，来说明岑参的《游终南山》和《走马川行》等诗所绘景色“奇而实确。”这一独特的韵致使诗人新开的处女地，是有领风气之先的创造。
岑参最为擅长排律，除此之外，岑参各体诗均有佳作，但七古最为擅长。“岑嘉州七古劲骨奇翼，如霜天一鹗，故施之边塞最宜”施补华：《岘佣说诗》。。诗人的七古善以声韵传情达意，在韵位的疏密，用韵的平仄转换上有独特的创新。在他的七古中，有句句押韵，一韵到底的，如《玉门关盖将军歌》；有声韵急促，韵位繁密的，如《走马川行》，突破了偶句变为奇句的格局，三句一换韵，三句中句句押韵，表现出独特的边塞恶劣的环境和战事的危急，紧锣密鼓的音节，把边塞特殊氛围渲染出来了；又有平仄交替，频频转换，摇曳多姿的节奏，表现起伏跌宕的情感变化，如《白雪歌》。这些韵位的不断转换与诗的内容十分和谐一致，为诗情韵致张本，根据需要变换旋律，极富有跳动性，体现出追求声情并茂的美感来，这都是诗人创造性的贡献。
岑参具有宽广的胸怀，海纳百川的大度，所以他的诗深受胡汉民族的喜爱，“识度清远，议论雅正，佳名早立，时辈所仰”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三。。“每一篇绝笔，则人人传写，虽闾里士庶，戎夷蛮貊，莫不讽诵吟习焉”杜确：《岑嘉州诗集序》。。他那昂扬的爱国热情，始终激励鼓舞着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文家及有识之士。成为后世汉民族爱国保家的榜样和力量源泉之一。如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自少时，绝好岑嘉州诗”《跋岑嘉州诗集》。，并盛赞“公诗信豪伟，笔力追李杜。常想从军时，气无玉关路。……工夫刮造化，音节配韵矆”《夜读岑嘉州诗集》。。可见诗人诗作的思想内蕴的深刻博大，他那积极而昂扬的进取态度，坚强不屈的个性，永不服输的进取精神给后人以深远的影响。
“高岑”边塞诗的高标独韵
在文学史上，高适岑参并称，二人理所当然的代表了边塞诗派，但是，就出身、性格、经历、文学渊源及诗风论，二人又各有异同。高适岑参均家世显贵，同为家道中落，早年孤贫，长期落魄不遇，位居下僚之辈。两人都有长期从事边塞幕府的经历，都有对边塞生活亲身体验的感受，高适诗的内容侧重反映东北边陲风光战事（蓟门、燕赵），岑参先后有五次出塞和入幕，所见异域风光更为广阔，体验更为深刻全面。岑参的七言歌行更多反映西域风土人情及战事场景，地域辽阔，两人在安史之乱后均得到升迁，都因直言敢谏而遭贬，晚年都曾入蜀，高适是“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旧唐书、高适传》。。追求功名上二人又是一致的，都热衷于功名，而高适功名思想更浓，常“喜言王霸大略，……以安危为以往”《旧唐书、高适传》。。责任心，事业心极强。性格上崇尚节义，深受游狭和纵横家思想影响，都具有豪侠奔放的个性和气质。而岑参崇尚好奇，对边塞生活充满了喜爱和欣赏，茫茫戈壁，巍巍天山，皑皑白雪，炎炎烈日、火云热海和狂风飞沙，变幻不定的气候都给他带来了欣喜，处处都体现了诗人好奇的理想和追求。他把艰苦恶劣的环境当做一种美，一种精神，一种气质来欣赏，所以英雄主义更强。这些出身、性格、经历就凑成了二人诗歌的异同。下面主要讨论一下文学渊源及诗风上的异同。
首先，“岑参”在继承传统和创新上不同。他们在继承文学传统上进行创新是共同的，但是继承的渊源上有所不同，取源态度上各异，因而在诗歌形式上各有其特点。二人都推崇建安风骨，高适似乎受的影响更深。特别是对传统诗歌形式方面的继承，高适因袭较多，突破不大，创新略嫌不足。其一，他在边塞诗创作中，因袭旧题较多，如《塞上》、《塞下曲》、《燕歌行》、《大古梁行》，似有穿新鞋走老路的弊病。他借用这些乐府旧题反映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内容，但严重的约束了创作才能的发挥。对多元世界，抒发个人丰富的思想情感都有较大的限制，不能尽情的抒发情怀的灵光闪现，缺少活泼灵动。显得呆板僵化。其二，他写了部分新题乐府，如《营州歌》、《部落曲》、《九曲词》等，并能使新题与诗的内容有机结合，也能尽量舒展自己的才能，然而表现语言形式单一，固守于五七言体，整齐划一，并不如岑参那样用流畅自如的歌行体，句式长短错落有致，舒卷自如，随心所欲，自由放纵奔放。这一方面仍可发现他的因袭多创新少的痼疾，令人读后仍觉为乐府旧题诗，感觉不到新颖，而觉为守旧，变化不明显。同高适相比，岑参较多地融合了六朝鲍照、谢朓的影响，诗风绮丽。“如逢祢处土，似见鲍参军”（《送弘文李校书往汉南拜亲》），“得君江湖诗，骨气凌谢公”（《敬酬杜华淇上见赠》），可见岑参的审美取向。也就是说，岑参对六朝以来的近体诗及表现形式进行了大力研究，并有独立的创新，取得了令人仰慕的成就。他用崭新的歌行体，取代了乐府旧题，特别是诗歌形式上，彻底突破了乐府旧题的束缚与羁绊，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开拓的一条新道路。他先后写了七十多篇边塞诗，竟然没有写过一首《出塞》、《入塞》、《从军行》、《关山月》、《塞上》、《塞下》等旧题诗篇，他的歌行体都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在盛唐诗人的开创里，岑参最为擅长此体来表情达意，尽管李白、杜甫也擅长此体，但与岑参相比，也略显逊色。所以说，岑参的歌行体诗别开生面，以全新的姿态亮相诗坛，有着独特的韵味和崭新面貌。
尤其在诗歌的句式、节奏、押韵等方面，岑参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面貌。岑参用歌行体写的边塞诗，表现出别人没有的样式，从不受旧题乐府窠臼限制，独创一格。比如旧题乐府都是偶句结体，或二句、四句的格局，而岑参的歌行体三句一节，同时三句一换韵，句句用韵，与旧题偶句押韵迥异，显示出音节急促，奇峭瑰丽的特点。他往往根据内容来变换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并有机结合，效果极佳。有的诗多次换韵，形成音节的响亮清越，气势雄健逼人的，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多达七次换韵，诗句流畅而音调清亮，还有转韵时用顶针手法的，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全诗两句一转韵，有四处用了顶针手法，气脉以一气贯之，语气流畅，笔墨洒脱，词章手法娴熟精妙，表现出了高超的艺术才能，显示出艺术上的创新。就一首诗的句数上说，岑参也有别于其他诗家，他不再局限于偶句成篇，而是根据需要能偶则偶，能奇则奇。如《敦煌太守后庭歌》由十五句构成，显得奇突不平，异样生新；就诗句的字数上说，诗人喜欢用三、五、七言句式，错落有序，富有变化。与每节句数多少相应，用韵也是多种多样，不拘一格。有句句押韵，一韵到底的；也有两句一换韵，三句一换韵、四句一换韵等形式，打破了歌行体偶句用韵，始终一韵或很少换韵的旧格局。节奏或轻快自如，或急促铿锵。这种欣欣变化，使节奏、旋律都有超人之处。清人施补华说：“《轮台歌》：‘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等句，兵法所谓其节短，气势险也”丁福保：《清诗话》，，两句一换韵，有两个五言句，其余则为七言，较似岑参歌行体。别的歌行体就不如岑参诗句式参差，错落有致了，显的整齐严谨，凝练，虽有一股遒劲浑朴之势，但缺乏生新奇峭的独创性，因袭守旧痕迹较为明显。
在描写抒情上，岑参也是各得风流，迥然有别的。岑参诗重在描写，通过描写瑰丽的景色来抒发内心感情，情感的抒发在描写中已得到很好的表达。他的诗多是客观描写景致，展现出五彩缤纷的生活感受，通过奇异之景引人入胜，而诗人之情思也就浑融其中了。往往借景物表达情感，内心情感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自然衬托，烘托渲染而出，情与景是浑融一体的，显示奇峭瑰丽。高适的诗重在抒情，并且往往直抒胸臆，甚或夹叙夹议，为此，其诗主观情调较浓，在这方面有如李白。在他的诗中，虽有描写景物，也不过是借景抒情罢了，体现不出景情浑融的特点。表现不出磅礴之气势，情由景发，景中自有情达的局面。
特别是赠别酬唱之作，岑参与高适更是径庭有别。酬唱赠别是古代文人交往的重要手段，为此，酬答赠别之作历来是文人创作的一种体制，其中不乏千古名篇。但细察之，虚应酬者居多，无病呻吟者为众，那种伤情离别，慰勉离绪的抒情格调是一致的，千篇一律的，少有开拓创新之作，然而到了盛唐的岑参手中，却另辟天地，彻底改变了固有格局。而是把大量的笔墨放在对别地别时的自然风光的描写上，在光怪陆离的绮丽景色末尾，轻轻点出送别之意。在大量的自然风光中赋有浓浓的抒情描写，这就使酬赠送别之体有了新创造，而且在创造诗的意境上，对旧有的艺术技法有了重大突破，显现出别开生面的诗境，大自然风光给人的惊喜将离别的怨愁一下子冲淡了不少，更多的是鼓励和发扬，少有凄凄哀哀柔弱的儿女之气。如《热海行送崔侍御还京》：
侧闻阴山胡儿语：西头热海水如煮；海上众鸟不敢飞，中有鲤鱼长且肥。
岸上青草长不歇，空中白雪遥旋天；蒸沙砾石燃虏云，沸浪炎热煎汉月。
阴火潜烧天地炉，何事偏烘西一隅？势吞月窘侵太白，气连赤坂通单于。
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见夕阳海边落；柏台霜威寒逼人，热海炎气为之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