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碑耸立太行山
-记44年前牺牲的太行新闻烈士
马明
1986年5月28日上午，坐落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村西悬崖峭壁下的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前，摆满了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太行新闻史学会和当地政府等单位敬献的花篮、花圈。
巍然耸立的纪念碑，面向当年华北新华日报社的驻地和烈士们牺牲的地方-山庄、岭南和十字岭。清漳河从山涧缓缓流过，那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
这天是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的日子，人们簇拥在烈士纪念碑的周围，向长眠在这里、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烈士们默默致哀。碑的正面镌刻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题词：“太行新闻烈士永垂不朽。”碑的左侧镌刻着全国政协副主席陆定一的题词：“一九四二年五月，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等四十多位同志壮烈牺牲。烈士们永垂不朽。”何云同志的简历和太行新闻烈士的英名，分别镌刻在碑体右侧和背面。碑座的四周，围绕着刻有精细花纹的石栏、石柱。
许多当年和烈士们并肩战斗过的老新闻工作者，这次重返故地，参加了揭幕仪式，面向纪念碑，抚今思昔，思绪万千。
1942年春，日本侵略军受到八路军、决死队和根据地人民的严重打击。为了摆脱太行军民抗日斗争节节胜利的威胁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困境，日本侵略者于5月下旬开始，从同蒲、石太、平汉等铁路沿线据点，纠集了两个师团和两个混成旅团以及大批伪军共3万多兵力，并出动飞机多架配合轮番轰炸，从四面八方先向太行山北侧，后向太行山南侧地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和“篦梳式”的反复“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灭绝人性，无所不为。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太行区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当地民兵游击队配合，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扫荡”斗争。
5月25日，当敌人动用万余兵力“合击”太行山北侧左权县麻田一带时，我方警卫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未及转移的一部分人员奋力突围，激战终日，打得日伪军伤亡300多人。这天黄昏，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指挥突围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当时，华北《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在突围前已经实行了坚壁清野，掩埋隐藏了大型铅印机等物资，改用轻便的小型铅印机，组成一支精干的队伍，随着总部突围，一面和敌人周旋，一面坚持出报。同志们说，一个铅字就是一颗子弹，坚持出报，就是坚持反“扫荡”斗争。华北《新华日报》铅印的战时版第1号和第2号，就是在左权同志牺牲的前一两天出版的。
但是，随着敌人的疯狂合围搜山，“扫荡”与反“扫荡”斗争更为激烈。这时，报社接到命令，要随同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的一部分同志向外线转移。转移前，为了轻装突围，他们把小型铅印机也藏好了，只随身携带着蜡纸、刻板，准备出油印小报。报社同志说，战斗再紧张，环境再恶劣，也要让根据地军民看到我们的报纸。
在一部分报社人员突出重围以后，敌人“合围”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了，来不及突围的人员便“化整为零”，钻进山坳崎岖、石崖耸立的山上和沟沟岔岔的灌木丛中，就地分散隐蔽。连续几天忍饥受饿，露宿山野，凭借着天然屏障和特殊地形，在群众掩护下自卫应战。素有反“扫荡”经验的报社同志们，包括运载东西的驮骡，在敌机狂轰滥炸和俯冲扫射当中都秩序井然，没有慌乱现象。但是，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下，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搏斗，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何云，就是在这次突围中牺牲的。
何云早在抗日战争以前，就遭受国民党铁窗镣铐生活的摧残，身体十分衰弱。反“扫荡”开始以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出版《新华日报·战时版》。在紧急的情况下，他还亲身组织和率领报社一部分人突围。在翻越乱石断岩的陡坡时，同志们关切地围拢到他身边，担忧他的身体经受不住。有几位领导同志提议给他派两个同志专门随从他走，但他坚决不同意。他操着地道的浙江口音，诙谐地对大家说：“那我不仅成了同志们的累赘，而且还变成了‘山大王’了。”说罢，哈哈大笑。在艰苦的环境中，他依然那么乐观和镇定。最后，他只同意让王保林一人跟着他。
5月28日黎明，敌人又开始搜山了。何云同志正在大羊角村附近的山坡上掩蔽，不幸背部中弹负伤，当时就昏倒在地。当医护人员把他救醒过来，他第一句话就说：“我的伤不严重，快去抢救倒在那边的同志们去吧！”可是，当医护人员返回来照顾他时，发现他已经流尽最后一滴血，心脏停止了跳动。何云同志牺牲时只有38岁。医护人员发现他随身携带的唯一物品，是他心爱的文具包。为了突围方便，他把所有行装和生活用品都丢掉了，唯独这个装有文件的文具包总是随身携带着。在这次突围前，他知道已经不能突破敌人重围了，对身边的同志说：“不要把子弹打光，留下最后两颗，一颗打我，一颗打你自己，我们绝不能活着当俘虏！”
在这次突围中牺牲的还有一位22岁的青年诗人高泳同志。高泳是个极有才华的人，他曾先后发表过长篇小说《随粮带征》和《春天》，描写抗战期间的农村生活和游击队员的成长历程。反“扫荡”前，他刚写完长篇叙事诗《漳河牧歌传》，敌人的“扫荡”就开始了。他带着这篇诗稿投入了战斗。一天，在日军“清剿”清漳河时，高泳身陷重围，面对凶恶的敌人，他愤怒地举起拳头和冲上来的敌人搏斗。终于寡不敌众，最后被敌人打倒，英勇牺牲了，鲜血浸透了他心爱的诗篇。
报社秘书兼总会计黄君珏，是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她牺牲得十分悲壮。6月2日的早晨，黄君珏带领10多位同志，隐蔽在庄子岭一座高山的石洞里，正在分析敌情，准备突围。突然，遭到百余敌人围攻搜山，情况十分紧急。他们随即疏散，沉着应战，使敌人难于接近。双方坚持到傍晚，外面敌人的枪声逐渐稀少了，大家以为是敌人撤退了。谁知狡滑的敌人正摸索着逼进洞口，黄君珏发现敌人后，以手枪连续射击，几个敌人应声倒地，敌人更加恼羞成怒，就在洞口点燃柴草焚烧，浓烟烈火冲进洞里，呛得人喘不过气来。黄君珏眼看突围不成，就一个箭步冲出洞口，跳下深崖，当场就壮烈牺牲了。有几位同志来不及逃脱，也惨遭敌人杀害。
历经月余的“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使太行人民革命根据地受到重创，不仅左权将军壮烈捐躯，华北《新华日报》有46位同志在反“扫荡”中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报社领导、编辑记者、行政管理人员和印刷工人。但是，斗争的艰巨险恶，并未吓倒太行军民，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的反“扫荡”斗争，终于粉碎了日本侵略军企图削减太行革命根据地的妄想，太行革命根据地依然巍然屹立，而且抗日的烽火更加炽烈。报社幸存的工作人员，在掩埋好战友遗体以后，就很快投入出报工作。6月21日，华北《新华日报》铅印版，又和太行地区的广大军民读者见面了。
华北《新华日报》，是何云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在1939年1月创办起来的。早在1932年就入党的何云，抗战初期接受党组织指示，到晋东南地区创办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华北《新华日报》。但是，开始时人员和机器都极端困难，缺少办报的基本条件。他就从西安和晋冀豫地区的《中国人报》要来一些干部和一台陈旧的铅印机，在太行山脚下的沁县办起了报纸。该报创刊不到两年，发行量达到3万多份，成为华北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最喜爱的读物。1938年7月份，何云同志有一次到外地开会，听说日军侵占沁县，他担心报社的安危就连夜赶回。不料中途遇敌，设法绕道赶回报社，并当机立断，指挥报社全体人员，带上机器、铅字和资料，不顾敌机的轰炸扫射，淌过齐腰深的漳河，搬迁到武乡县八路军总部驻地附近，不久就恢复了报纸的正常出版。
为了打破日军的封锁和分割，建立报纸的发行网，同时为了扩大宣传，报社取得各地党委的领导与支持。有一段时期，报社工作人员“化整为零”，分派到太行山区的东、西、南、北四个地区，出版油印和石印的《新华日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华北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经历了7次反“扫荡”，因为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报纸有6次由铅印改为油印。虽然战斗非常频繁，仍然坚持出版发行，基本上没有中断。他们除了坚持报纸的出版发行以外，还先后编印了《中国人》周刊、《抗战生活》刊物，并且帮助《华北文艺》、《敌伪动态》、《华北文化》和北方局的《党的生活》、八路军总部的《前线》等刊物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报社还联系和培养了几千名工农兵通讯员，为发展太行地区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1940年，我八路军、决死队在华北2500公里长的交通线上，发动举世闻名的“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囚笼政策”的行径。何云等报社领导同志指挥记者随军采访，把我军一次次胜利的消息通过报纸传播到各地和敌占区。他和陈克寒同志还跟随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的军事指挥机关，日夜战斗在前线，及时编写、审阅稿件，刻写油印报纸发行。由于何云同志言传身教，使工作人员养成了实事求是、认真严谨的作风。特别是在政治与政策上严格把关，文字上一丝不苟，在报社里，大家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团结进取蔚然成风。在多次的反“扫荡”斗争中，虽然大型印刷机转移埋藏了，他们总要发动工人和编辑部人员编成小分队，一面和侵犯的日军荷枪实弹地战斗，一面想方设法印报，环境再恶劣报纸也照常出版。每当八路军打了胜仗，报社都及时编印捷报、传单和布告。有时，还把我军胜利的喜讯传播到敌占区，成为插入敌人胸膛的“利剑”。
华北《新华日报》的46多位新闻战士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出后，1942年7月和9月的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华北《新华日报》都分别发表了杨尚昆、陶铸、陈克寒、僐梓年、刘芝明和吴青等同志的纪念文章。
这些太行新闻烈士们已经离去44年了，但他们为党的新闻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此文作者写于1986年）
太行新闻烈士简介
何云，男，原名朱士翘，1904年出生。浙江省上虞县人。幼年颖悟勤学。杭州师范毕业后，进上海复旦大学肄业半年。1929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经济，曾任日本华侨小学校长半年。“九·一八”事变后愤然回国，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参加“反帝大同盟”，编辑《中国论坛》杂志。1933年6月在上海被捕入狱，同年7月被判无期徒刑，移送南京监狱。狱中4年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坚持自学德文和世界语。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任南京《金陵日报》编辑。1938年初赴汉口，参加筹建《新华日报》，并任《国际版》编辑和党支部委员。同年11月奉命北上晋东南，创办《新华日报·华北版》任社长兼总编辑。随后又兼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北方办事处主任、新华社华北总分社社长等职，还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参议员。1942年5月，日寇对我太行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梳篦式”大“扫荡”，何云同志在突围时，于5月28日猝中敌弹，牺牲于辽县（今左权）大羊角村附近。时年38岁。关于何云同志的事迹，已载入2005年《永远的丰碑》。
李竹如，男，山东省利津县人。1905年生。中共党员。1938年任《中国人报》社社长。1939年任《新华日报·华北版》编委、副社长。不久，调山东《大众日报》工作。1943年冬在沂蒙山区牺牲。时年38岁。关于李竹如同志的事迹，已载入2005年《永远的丰碑》。
王健，女，原名王梅蓉，河南省修武县孙寨村人。1926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6岁上小学，10岁考入县城女子小学。“七·七”事变后，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宣传队。1938年12岁时，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宣传队，自改名王健。1939年初，在山西长治鲁艺训练班学习。同年冬，在设于武乡县的抗大六分校学习3个月，后调部队卫生队。1940年冬，调《新华日报·华北版》电务科做译电员。1942年5月反“扫荡”中，她和黄君珏、韩瑞同在一个山洞中隐蔽，被敌杀害。时年16岁。
王佩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科副科长。1944年农历八月十八日，在山西赵城县牺牲。
王剑萍，男，湖北省人。《新华日报·华北版》印刷厂排字房领班。1943年在太岳区反“扫荡”中牺牲。
孙宪辰，男，河南省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总务科管理员。1942年5月反“扫荡”中牺牲。时年25岁。
白多才，男，《新华日报·华北版》印刷厂排字工人。1942年5月反“扫荡”中牺牲。
白冲云，男，山西省武乡县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后勤饲养员。1942年5月反“扫荡”中牺牲。
史曼林，男，江苏人。中共党员。决死三纵队政治部宣传科干事。1939年“十二月事变”中，奉命到《黄河日报》传达转移事宜，在阎顽军袭击报社时被活埋。
牟忠衡，男，河北省武安县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后勤炊事员。1942年5月反“扫荡”中牺牲。时年50岁。
朱省三，男，河南灵宝县（原阌乡县）人。中共党员。新华日报华北分馆管委会兼党总支书记（教导员）。1942年5月反“扫荡”中牺牲。
何宏光，男，广东省人。《新华日报·华北版》校对。1947年蒋机轰炸邯郸时牺牲。
李贵成，男，河北省人。《胜利报》通讯员。1941年在送信途中摔下山沟牺牲。
李□晖，男，河北省安平县人。历任《胜利报》、《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编辑。1942年5月反“扫荡”中被俘后牺牲。
杜智愚，男，山西省稷山县人。中共党员。决死三纵队八团一连政治指导员。1939年“十二月事变”，奉命到《黄河日报》传达命令，在阎顽军袭击报社时被杀害。
孟宪德，男，山西省太谷县人。《胜利报》、《晋冀豫日报》石印工人，1942年2月反“扫荡”中牺牲。时年24岁。
胡义晋，男，山西省武乡县人。中共党员。《新华日报·华北版》印刷厂铸字工人。1942年5月反“扫荡”中被俘后牺牲。
高泳，男，国际新闻社特派员、青年诗人。抗战爆发后，先后发表长篇小说《随粮带征》、《春天》，描写抗战中的农村生活和游击队成长历程。1941年5月，从蒋管区到达太行解放区，经常到前线采访。1941年秋季起，开始创作长篇叙事诗《漳河牧歌传》，诗长万余字，1942年5月脱稿，反“扫荡”开始，他背着诗稿投入战斗。在敌包围漳河地区时，身陷重围，被敌杀害。
夏秋水，男，四川省人。《胜利报》、《晋冀豫日报》资料编辑。1943年7月在河南林县牺牲。
郝清芳，女，河北省沙河县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会计。1942年5月反扫荡中牺牲。时年19岁。
孙克温，男，河南省武陟县人。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总务科管理股股长。1942年5月反“扫荡”中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