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总司令给予报纸高度评价：“一张《新华日报》顶一颗炮弹，而且《新华日报》天天在作战，向敌人发射出千万颗炮弹。”日寇汉奸对报纸的巨大影响确实非常不安。东京、北平、天津、太原的敌伪报纸，在1940年都吹嘘那一年的三次“扫荡”获得“赫赫战果”，其中“第二个重大战果”就是“毁灭了《新华日报》”。敌人是把《华北版》当作仅次于八路军首脑机关的目标力图摧毁的。
党的方针政策体现人民的利益，受到人民的拥护并成为群众的实践行动，这中间报纸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华北版》出版后，各地纷纷组织读者会，报纸成为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各级党政组织开会部署工作，都是依据报纸讲解国内外大事、本地区情况，把本单位的当前任务同全国、全区形势联系起来，使群众对当前任务的重要意义有深刻认识，以提高贯彻落实的热情。报纸的党性同民心就是这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华北版》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信赖，是由于她牢牢掌握“实事求是，坚持真实性”的原则。记者到部队采访，总是随军行动，深入前线，有时直接参加战斗；到地方采访，多是背起行李到村中，吃住在老乡家里，搜集第一手材料。当时的新闻报道，内容具体真实，语言比较朴实生动，洋溢着战士、农民的感情。报纸热情宣传我们的胜利和工作成绩，也不隐讳工作中的缺点和面临的困难。1942年5月反“扫荡”中，太行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报纸对这次反“扫荡”中暴露的问题和教训都作过报道，鼓舞军民更有效地加强对敌斗争。在1942年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顿三风运动，《华北版》曾就评论、战讯、新闻、通讯分类进行严格检查，并在报纸上公开报道。4月发表的《新闻的真实性》一文谈及报社检查“党八股”，发现若干新闻不真实，至少可靠程度值得怀疑。新闻来源有些不明不白，事实也多似是而非。文章分析不真实的原因，指出“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资格写新闻；一个记者如不学会调查研究，就绝不会成为一个好记者”。这次整风是报社进行的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和作风教育。“实事求是，坚持真实性”-党的新闻事业这一优良传统，当时是深入人心的。
《华北版》十分重视依靠各级党组织办报，并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北方局党报委员会经常征求各区党委对报纸工作的意见，报社也定期约请太行、太岳区党委、地委负责同志来报社座谈，征询意见寻求帮助。报社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也广泛而密切。当时由报纸提供版面，由有关方面编辑供稿，先后创办的专刊有《新地》、《战地报人》、《华北青年》、《卫生常识》、《回民》、《戏剧》、《抗日军人》、《日本研究》、《华北妇女》、《敌后方》、《敌后方木刻》、《新华文艺》等12种之多，既充实丰富了报纸内容，又加强了同各界群众的联系。报社依靠各种组织建立通讯队伍，创刊第一年就发展通讯员500名左右，两年后发展到七八百名，既为报纸提供了稿源，也为地方培养了一批“秀才”。报社还在华北各根据地聘请了一批特约记者和若干研究各种问题的专家，如张香山、陈斐琴、杜润生等同志为报纸撰写有关国际问题、日本问题、农村工作问题的重要文章。报纸每年总结工作，也都写成文章公诸报端。1940、1941年两年，报纸以《一年来的本报》和《华北“新华”第二年》为题，发表社长何云的署名文章；1942年元旦又发表社论《展望前程-纪念本报三周年，迎接一九四二年》，文章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准绳，检讨报纸工作，肯定成绩，指出问题，并对下一年工作提出要求。这样做可让各级党组织、社会各界了解报纸工作情况，取得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使报纸真正扎根于群众之中。
《华北版》除出版报纸外，还在发展敌后新闻、文化出版事业上作了贡献：
一是通过干部交流，相互学习，发展各地新闻事业。报社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先后从中国人报社、第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晋冀豫日报社、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战地新闻服务队华北一支队等单位调进大批干部，参加《华北版》工作。报社也先后调出魏奉璋、刘祖春、张磐石、罗定枫、肖殷等同志加强太岳、豫北、冀南、冀鲁豫地区报纸工作。
二是承担报社所在地区文化出版的任务。当时报社出版的杂志有《抗战生活》，还有一种专供敌占区同胞阅读的《中国人》周刊。报社一度设有两个编辑部，一个编报纸，一个编丛书。报纸创刊头两年，就出版发行包括马列着作、毛泽东着作等社会科学、学校教学用书45万册，还有50万份承印的传单和布告，为根据地军民提供了急需的“文化食粮”。从1941年起，这部分出版发行工作就由报社抽调干部职工组成的新华书店承担。报社建立的报纸书刊发行网，为后来太行地区建立和发展邮政事业打下了基础。
敌后办报，世界创举。《华北版》创刊一周年时，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同志曾着文庆祝，指出“《新华日报·华北版》的努力，替我们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开辟了敌后新闻事业的新记录”。敌后办报条件非常艰苦。首先，报社处于敌人包围之中，5年不到，报社经历了9次反“扫荡”，社址变迁达7次之多。当时根据地经济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在以何云同志为首的社委会、编委会领导下，整个报社始终充满一种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充满一种具有远大眼光、勤奋创业和不惜为此而献身的气概和魄力。
主要领导干部德才兼优的素质是办好报纸的首要条件。何云从筹办到主持报社工作，三年多如一日，表现了强烈的事业心和坚强的党性。报社繁重的领导工作，还有其他社会活动，凡是党交给的任务他无不欣然受命、干要有成。报纸上的社论、国际问题评论，很多出自他手。他为人热情开朗，作风严谨，要求干部对待每项工作都要认真细心，准确无误，他日常强调“严谨”二字，以身作则，审阅报纸大样十分仔细，不放过一字一句的错误；举凡报纸编、印、发各个环节有困难或问题，总是亲身到第一线，同大家一起研究解决。他关心爱惜人才，其情既深且切。新干部到职或记者从事重要采访归来，他总亲自接待，给予鼓励和支持。他曾为印刷老工人学习文化指定专人教学，也同刚刚吸收入党的知识分子深夜谈心。工余闲暇之时，他同周围同志议时局、谈人生，话题不拘，谈笑风生，有时还与同志伙吃花生一把，小酌助兴。他把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敌后新闻事业，是一位优秀的创业者，具有强烈的凝聚力。他在1942年5月反“扫荡”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8岁。
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陈克寒，也为《华北版》的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他才思敏锐，勤奋好学，工作非常负责。5年中，他有时驻北方局，撰写过不少重要评论；有时在社内协助何云主持工作，十分得力；有时又外出执行采访任务，写了一些很有影响的新闻通讯。何云同志逝世后，他接任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胜利地完成了《华北版》的历史使命。
报纸创办之时，具有相当政治理论水平、熟悉新闻业务的干部屈指可数，抗战前的大学生也没有几位。干部来自五湖四海，绝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有些是来自东北、北平、天津、四川等地的学生，有些是只有初高中文化的当地青年。他们中许多是经过“抗大”、“陕公”、“鲁艺”或报社自己办的记者短期训练班学习后参加了报社工作。高昂的革命热情，勤奋的工作实践，锻炼培育着这批年轻的记者、编辑们迅速成长起来。当时，报社有江横、袁勃、林火、华山、吴宏毅、齐语、李庄等一批着名记者，编辑部还有魏克明、史纪言、赵树理、王春、缪乙平、黄中坚等一批很有学识的编辑。这样，《华北版》就成为当年太行抗日根据地新闻文化出版事业的中心，也是革命知识分子的集中荟萃之所。在严酷的抗日战争中，一些同志为发展敌后新闻事业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更多的同志则在解放战争中和新中国建立后，为发展我国的新闻文化出版事业而继续战斗不息。
《华北版》在前进中曾面对很多困难。许多问题是依靠北方局、十八集团军总部解决的。在克服报纸印刷出版困难的斗争中，报社经理部部长王显周同志作了突出的贡献。他同印刷厂厂长周永生、老技术工人张建功等一起琢磨，经反复试验，制成了“半铅模”，终于解决了铅字更新的问题；接着又同工人一起，用自制毛刷和土纸，成功地打制出版面纸型，从而以浇铸铅版替代了活版印刷，克服了“铅字危机”，王显周同志又组织工人，开办了几处造纸厂和自制油墨、墨水的小作坊，满足了报纸书刊印刷和办公的全部需要。他还培养指点前在长治城走街串巷焊铁壶、修烟筒的老工人韩晋生刻苦钻研技术，用手工在铁板和钢板上打孔，用手锉磨出螺纹，掌握了锻铁、淬火、铜焊、银焊的技术，为自制打浆机、粉碎机、修理印刷机解决了很多难题。王显周同志的功绩受到全区工农业生产展览大会的奖励表扬，被选为全区劳动模范第一名。
为扩大新闻来源，丰富报纸的内容，并向领导机关提供参考信息，电台同志克服了种种困难。他们用陈旧的设备，自制的线圈，茫茫太空搜索和捕捉国内外各大通讯社的信号。虽然这些信号是机器发的，他们硬是用手抄赶上了机器传发的速度。他们还反复以不同的配方试制液体电池成功，保证了收发报机的必要电源，沟通了同延安和华北敌后各根据地的联系，使报社电台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收发新闻台。报务人员很多也是能收、能发、能译的多面手。
每期上万份报纸加上书刊，报社交通员要翻山越岭，日夜兼程，接力运送，工作非常艰苦。交通科有不少被称为“飞毛腿”、“铁肩膀”的人物，他们同沿线各村的干部、民兵和群众相互熟悉，关系密切。如遇敌“扫荡”，为了随时了解敌情变化，他们则昼伏夜行或绕或避，总能机动灵活地完成任务，因而，交通科就出现了不少被称为“飞毛腿”和“铁肩膀”的英雄人物。
报社同志用自己的智慧、心血、汗水以至生命哺育着《华北版》，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最大的奉献。1942年5月，报社社长何云等46位同志在反“扫荡”战役中光荣牺牲，是《华北版》经历中一次最沉重的损失，《华北版》的光辉历史，染有革命烈士的鲜血。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这段历史是不会遗忘的！
（原《新华日报·华北版》部分在京老同志讨论，赵棣生执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