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对冀中进行长期“蚕食”之后，于“五一”开始了对冀中的大“扫荡”，敌酋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万之众，配以飞机、坦克、炮兵、骑兵、自行车，进行连续的分进合击，我冀中军民顽强不屈，两个月内毙伤敌万余。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于5月14日，驰电嘉奖冀中军民。7月23日，中共中央暨革命军事委员会电慰冀中八路军，指出，我八路军第三纵队全体指战员顽强搏斗和英勇牺牲所造成的血汗劳绩，已在全国人民的心坎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希望全体同志保持充分的战斗精神，再接再厉，坚持下去。
抗战的第5年，十八集团军总部公布的战绩，从1941年6月到1942年5月，共计作战12，220次，毙伤敌寇50，306人、伪军33，526人，共计83，832人。我军伤亡63，847人。据1942年7月9日报上发表的萧向荣同志的文章统计，与抗战第4年的战绩比较，平均每天作战由17次增加到33次，毙伤敌人由每战8人降至4人，敌我伤亡比为1.3：1。我军伤亡与抗战第四年相比，增加17%。而由于各根据地缩小，人口由近l亿减少到0.5亿，八路军由50万减少到30多万。
上面这些数字，说明了华北敌后抗战空前激烈和残酷。但是，正如报纸社论所多次指出的，我们的困难是暂时的，是能够克服的，而敌人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只要我们能坚持，并且正确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克服麻痹思想，一定能够扭转在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打败敌人。
五、提出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的方针
为扭转“敌进我退”的严重局势，1942年3月29日，彭德怀同志总结了反对敌人“总力战”和“蚕食”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敌进我进，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的号召，指示各抗日根据地组织武装工作队，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武装工作队的具体任务是宣传“我必胜，敌必败”的形势，介绍抗日根据地内实际情况，揭发敌人配给制的掠夺本质，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扩大反汉奸宣传，争取动摇分子及两面派，打击没收敌人经营的合作社，尽量分给敌占区人民，宣传汉奸钞票必然垮台，对于敌寇蹂躏的地区进行慰问救济，动员他们来根据地参观，广泛争取知识分子，调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敌人的掠夺情况，调查敌占区知识分子、士绅名流、商人以及各阶层的具体情况。工作队每队以50人为组织原则，队员必须政治上坚定，身体健康，真正能担负起宣传员、组织员、战斗员的工作任务。工作队要能掌握敌占区各项政策。
从此，各根据地具体部署了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的任务。各地区派出少数的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人分割的格子里展开抗日斗争，在武装工作队积极开展工作的地区，不仅遏制了敌人“蚕食”的势头，而且深入敌占区，发动和团结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证明了敌人的“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维持会”并没有什么可怕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干部是否认识到、能不能、敢不敢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展开对敌的全面斗争。
7月15日，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秘书长申伯纯同志为报纸写了一篇《向敌后再开辟》的文章，生动、具体地介绍了一个武装工作队钻进敌人肚子里开辟工作的战斗历程，摘要如下：
武装工作队在离敌人据点250米的山边，通过了敌人第一道封锁沟，队长命令3个队员袭击有10多个人的碉堡，放了两排枪，又摔进两个手榴弹，碉堡里乱嚷乱叫，顷刻，机枪响了，跟着炮声也响了，打了20多分钟才停下来。队员又打了几排枪，碉堡内的枪炮又盲目发吼，2.5公里外的其他碉堡也配合着打枪打炮。在枪炮声中，3个队员早已赶上队伍。全队就这样过了第一道封锁线。
向前又走了10多公里，到第二道封锁线看到，1公里的距离设一个碉堡，各堡间有3米多深的封锁沟和3米多高的封锁墙，由老百姓看守。沟墙附近驻防的是一连“皇协军”。队伍爬过了封锁墙，看守沟墙的老百姓等队伍过去以后才去报告。“皇协军”伪连长说：“不要大惊小怪，过去就过去了吧！”后来伪连长秘密派人赶到前村工作队休息的地方，找着队长悄悄地说：“我们连长听说你们过来，叫我秘密接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请你们放心。我们也不是死心塌地的汉奸，你们由这里往来，我们不管。你们过来吃饭，我们还可以叫各村供应。”从此，同我们建立了关系。
过了第二道封锁线，路平了，村庄也稠密了，没有日军，也没有伪军。又走了10多公里，东方发白，队伍到了预定的活动区，在村里找到保长，他起初很害怕，经过我们解释才放下心，我们婉谢了保长拿纸烟、派面、买肉，只请他买些小米、柴草，都付了钱。天明了，群众知道来了八路军，又惊又喜，天天盼望的八路军真的来了，但又怕敌人知道了受连累。经过队员们逢人便宣传解释，老乡们又看见队员们自己挑水做饭，拿钱买柴买菜，吃小米饭，而他们天天所经受的是，日兵来了，要花姑娘，捉鸡、抢东西，还要打人。伪军伪警察和便衣队来了，须送纸烟，吃白面，吃肉，临走还得送盘费。现在看见工作队队员态度和蔼，纪律严明，于是，大人小孩、男男女女，一起拥来听队员们讲话。群众听得高兴得有的在落泪，有的在叹息，有的说：“两年胜利太慢了，再快一点才好！”
在公路上，捉住一个“反共自卫团长”，经教育后放了。他感激得自动提出买子弹、送情报。
一个警备队长，派人侦察工作队究竟有多少人，侦探回去说，一共50多人，那个队长大骂着说：“混蛋，明明是500多人，你怎么说50多人？照你说的报告上去，我们一队人住在这里，有什么理由不去打呢？”结果，队长向敌人报告来了500多八路军，还有机关枪。
工作队有时分散到各村活动，有时集中起来袭击据点，活动了七八天，向26个村子进行过宣传，群众扩大工作队的声势，轰动了周围几十里地。伪警备队和伪警察，有的不敢在家里睡觉，有的分散隐蔽起来。
事实证明了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从这个事例中，申伯纯同志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出结论：
一是敌占区人民过着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天天盼望着八路军去营救他们。八路军一到，他们热烈拥护，说明了敌占区民众是我们的。
二是敌占区的敌军非常少，非常分散。在敌占区边缘还可以看到少数敌人，但愈往敌占区腹地（除大城市、铁路线和重要军事据点以外），敌人便愈少。
三是敌占区的统治完全依靠伪军伪组织，但伪军伪组织中真正死心塌地当汉奸的是极少数，多数是偷生苟安的，内心里还保有民族意识，对敌人痛恨，对抗日同情，是有充分争取可能的。
四是武装工作队是开辟敌占区工作最有效最适当的武器之一，只要正确掌握政策，积极扩大活动，随时总结经验教训，敌后再开辟是充分可能的。
五是敌人“蚕食”根据地，我们不仅要从正面狙击，还应该从敌后夹击，这在军事上是必要的。而开辟了敌占区的工作，还可以粉碎敌人经济封锁，解决根据地的物资困难，这在经济上也是必要的。为维系敌占区人心，争取伪军伪组织，积蓄及扩大将来反攻力量，这在政治上尤其必要。
像这样的文章，既有生动的斗争情节，又总结了斗争经验，对工作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可以大大提高深入敌后之敌后，开辟工作的胜利信心。
六、胜利在望团结向前
朱德总司令在纪念“七·七”五周年时，发表了《胜利在望，团结向前》的重要文章。朱总司令说，我们可以告慰全国同胞与全世界人士，我八路军、新四军虽在长期得不到任何经费、弹药的接济，但始终坚持着华北华中敌后艰苦斗争，粉碎了敌人无数次残酷“扫荡”，打破了敌人四次“治安强化运动”。敌后抗战的大旗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后胜利的标志，同时又是日本法西斯死亡的象征。朱总司令概述了抗战5年敌后的发展情势和取得的大胜利。之后，沉痛地悼念了我八路军为国捐躯的将领、为我们赤胆忠心机谋果断、为我国军界不可多得的全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被悼念的还有军分区司令员范子侠、郭国言、赖国清，有纵队副司令员刘清明、军分区司令员包森、杨宏明、旅政治部主任杨忠、刘寿松、陈元龙、副旅长朱立义、代旅长林英俭、骑兵团团长刘云彪等同志，也有我们的文化界先锋、《新华日报·华北版》总编辑何云同志。朱总司令最后表示，我八路军、新四军及敌后军民敢向全世界宣告，我们决心历千辛，排万难，继续坚持敌后抗战，继续巩固团结，并与一切反侵略国家的盟军携手并进，即在我国抗战胜利之后，我们也愿与中国国民党及各党派建设一个民主共和国，与全世界反侵略国家共同建设一个和平的新世界。
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告抗日根据地全体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书》，指出，抗战的第六个年头，敌后斗争是会比过去更加困难了，但是我们在困难面前绝不悲观，绝不失望，绝不屈服。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将士从来是在困难中生长的，从来是不怕困难的，从来是能够克服困难的。我们今天的困难是胜利前的困难，困难是严重的，但是暂时的，牺牲是重大的，但胜利是不久的将来。我们全体同志的责任就在熬过最难的两年，迎接将来的胜利。
我们的报纸于7月1日、3日、13日，先后发表了《坚持敌后抗战，反对悲观失望》、《华北敌后处在空前残酷的斗争中》、《论华北敌后平原群众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形势》等3篇社论，反复宣传了“我必胜，敌必败”的科学根据，指出我们面临的严重困难，反对悲观失望。但是困难不会自然地消灭，敌人不会自然地死亡；提出了报纸敌后新的斗争任务和方针政策，适应新形势，要改变斗争形式，反对“维持会”，反对“蚕食”深入敌占区。
8月25日，报上发表题为《今天敌后新的战斗》的社论，提出敌后斗争愈艰苦，我们就更要加强军民团结，更要加强对军民的政治教育，使大家能够认识清楚目前的形势，提高抗战的信心，防止可能因对目前形势估计不足而产生的急躁侥幸心理与悲观失望情绪，纠正可能因长期战争发生的懈怠疏忽、麻木不仁；要耐心地研究战争中所引起的各种情况的变动，敏锐地看到敌人不可克服的弱点，来加深和扩大这种弱点。这样，敌后的坚持必能得到胜利。社论最后着重说，敌后某些点线无人守备，封锁沟墙无人巡查，警戒疏忽，我应有组织、有计划地向敌占区实行突击，保卫我根据地。
随着华北敌后对敌的全面斗争步步胜利地展开，逐渐停止和扭转了“敌进我退”的趋势，打开向敌后之敌后进军的新局面。
（第二节）关门建设的教训
1941年7月1日，是庆祝党的20周年纪念日，晋冀豫区党委李雪峰同志在报上发表重要文章《纪念中共20周年与抗战4周年》，对晋冀豫区形势作了全面估价，指出，晋冀豫区临参会成立是晋冀豫区人民4年抗战的胜利总结，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全区一年来各方面的建设获得相当大的成果，是很可喜的现象，不能不说是一年来统一、一致和各种政策实施的胜利。特别是1940年“百团大战”与反“扫荡”的胜利和以后的几次出击，换得了相对的战役相持的“和平”环境，给了建设根据地很大的便利条件。
文章向全区人民发出警报，指出目前我们在对敌斗争上出现“敌进我退，根据地缩小”的严重形势。文章强调了我们处在敌后，处在敌人包围与敌我互相包围中，所以根据地各种变动都与战争和整个对敌斗争密切相关，一切方针、政策、方法，都必须围绕对敌的武装斗争。
无疑的，区党委对形势的估计，是符合实际和北方局的指示的。
可惜的是，实际行动没有跟上。自从1940年11月粉碎日寇“扫荡”到1941年11月黄崖洞保卫战取得胜利，太行区始终处在表面“和平”以及“红火”的氛围里关门建设，而对于敌人“蚕食”已伪化和侵占了我根据地四周大片地区的严重情况却没有引起广大干部和根据地中心地区群众的警惕，麻木不仁，加上那种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寇已不足虑”的错误估计，忘掉了困兽必斗，日寇还要作最后挣扎，绝不可能放松它心目中的“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直到1942年5月反“扫荡”，以高昂的代价，才换来血的教训，才开始扭转整个局面。
一、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成立
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临时参议会开幕，大会经过40天的紧张工作，8月5日闭幕。报纸在此期间，集中力量组织了有关大会的宣传。
大会开幕之前，报纸于7月3日、5日、11日，接连发表了《勖勉共产党参议员》、《迎接晋冀豫边区临参会》、《一个划时期的盛会》3篇社论，提出了2500万人民对大会的热切期待，对全体参议员致以热烈的慰问，特别勉励共产党参议员，要做团结的模范，群策群力，共同协商，开好大会。社论说，我们相信，在全体参议员热诚的努力与奋斗之下，将使这枝蓓蕾含苞的民主花朵，盛开在太行、太岳和广漠无垠的大平原上，在不久的将来结出丰满的果实。
延安《解放日报》为祝贺晋冀豫临参会的开幕，发表社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社论说：“晋冀鲁豫边区包括太北、太岳、太南、冀南、冀鲁豫、鲁西6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幅员之广，人口之多，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堪称第一，已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晋冀鲁豫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基本原因在于几年以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曾经初步地开展了民主运动。”
报纸逐日报道了大会的进程，大会出席参议员的有141人，其中共产党员46人。7月9日，由于鲁西已划入本区，大会决议将参会正式定名为“晋冀鲁豫临参会”。大会先后听取了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的《政府工作报告》、北方局彭德怀同志《关于目前形势与抗日根据地各项政策的报告》、李大章作的以中共中央北方局“十五项主张”为基础制订的《边区施政纲领》的发言、戎子和（即戎伍胜）《关于人民负担的报告》等。
大会通过了《晋冀鲁豫临参会开幕宣言》、《三年实业计划》、《发行生产建设公债6百万元的报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条例》、《施政纲领》、《土地使用法》、《统一累进税条例》、《婚姻条例》、《新民主主义新闻政策》；选举了临参会驻会委员、正副议长；选举了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和戎子和（即戎伍胜）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及浦化人为高等法院正副院长。决定调整全区行政区划与行政系统，批准了《1941年度全边区财政预算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