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报纸发表社论《再论日寇秋季大“扫荡”》，着重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在战略指导上已经有了根本改变，打破了以往一般的“扫荡”规模和公式，如果以为还是过去那一套，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敌人吸收了四年来“扫荡”敌后的教训，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强调“一元化的总力战”。在军事上，一面推进，一面抢修公路，贯通运输补给线，深入腹地，“长期驻剿”，“分区扫荡”，把各分区又割裂成许多小块。在政治上有了“治安强化”的一套办法，进攻时带来了伪县、区长，“新民会长”、特务队和工作队，推行奴化政策，摧残抗日组织，屠杀抗日人民。在经济上，实行毁灭性的“三光政策”更加残暴。社论提出了为粉碎敌人“扫荡”的七项工作，特别是一切非战斗机关要及时武装起来，到战争时除极少数人员坚持工作外，其余人员要大量分散，配合当地党政军民打击敌人，不能要求野战军的掩护，妨碍野战军行动。
报纸密切注意敌人对晋察冀边区大“扫荡”的新特点，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及时传播给各个根据地。10月3日，报上发表了《注意！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的社论。社论说，晋察冀边区反“扫荡”的教训是边区军民血和火的结晶，各个抗日根据地应以敏锐的警觉加以吸取，特别强调了反“扫荡”不仅是军事作战，而且是政治上最激烈的搏斗。暴敌不仅企图歼灭我主力，疯狂地破坏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且挑拨离间，破坏我农村团结，以并村和烧杀使我群众游击战争失去基础。一切非战斗机关学校在“扫荡”到来时必须迅速分散。否则，组织庞大，行动不便，目标显着，易遭突袭。到了危急时再匆忙分散，则必不能周密计划，必遭损失。
当晋察冀军民经过苦战胜利克复阜平时，10月7日，报上发表社论《阜平之捷》，鼓舞了全华北军民的胜利信心。社论说，敌寇企图根本毁灭晋察冀边区这一模范抗日根据地，确实掌握恒山山脉与五台山要地，就非首先在边区心腹阜平钉上一枚钉子不可。因此，用兵之众，数达8万，手段残毒，阴谋险恶，屠杀摧残之残酷，历史上所罕见。这一敌人自吹为“一幕空前的歼灭战”，终于在边区军民50余天血战的打击下再次溃败。阜平又为我收复。这证明了华北永远是我们的。而晋察冀最宝贵的经验就是五个大字-“民众和工作”。即切实依靠群众埋头苦干地进行工作，工作和民众结合，真正深入下层群众，关心群众利益，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把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和组织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使子弟兵经常保持充足的实力，使各级政权获得改造，使文化流入穷乡僻壤，逐渐改变人们的意识形态，让人人知道要执干戈而卫社稷，这是战胜敌人的基本因素。
10月9日，报上《以胜利来纪念“双十”节》的社论中，再次强调说，今天的敌人“扫荡”已与过去不同，已由一般的“扫荡”进而“清剿”、“驻剿”。因之，当前急务是如何争取时间完成准备工作。今天多一分钟的徘徊犹豫，在战争中就要多一分损失，今天多做一分准备工作，对胜利地粉碎敌人的“扫荡”也就多了一分保证。
报纸大量揭露了敌人在晋察冀制造“无人区”，实行并村，建立“治安区”，制造了一次屠杀550多人的大血案。报纸就在反“扫荡”中，重视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发表了《壮大子弟兵》、《加强武装人民》等社论。
敌人对华北的秋季“扫荡”开始以后，报纸进一步分析了敌后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更加困难的环境。10月5日，发表《认识困难，克服困难》的社论，指出，1941年，无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的斗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程度，环境已日益严重，而我们的根据地巩固却未达到理想的程度。任何一种工作都爱注重形式，张扬表面，摆起空头架子，大吹大擂，而不肯眼睛向下，埋头苦干，尤其是对敌人政策的研究，既不重视又肤浅，不能及时以适当的政策来对抗敌人的进攻，击破形形色色的阴谋诡计。这是一方面的困难。
另一方面的困难。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处于艰苦的境地，物资短缺尤其严重。华北敌后已两年多没有得到大后方的补充和接济，可是一般工作人员对于这些困难漠不关心，没有去解决许多现实困难问题。
社论要求我们认识自己的困难，而对残暴狡诈的敌人，如果只津津乐道自己的客观有利条件，沉湎于乐观气氛之中，其结果只会麻痹自己，招致悲惨的结果。现实的困难，要求我们进一步依靠群众。我们要有认识困难的精神、迎接困难的勇气、战胜困难的决心，以自己的努力来克服困难。
三、绕暗礁实行精兵简政
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日寇忙于南洋作战，对华北的“扫荡”不得不暂时停顿。我军为配合太平洋盟军作战，牵制敌人兵力，举行了全面的主动出击。晋察冀方面，袭占敌据点百余个，破坏铁路、公路300公里，歼敌4500余人。冀东方面，消灭伪军3个团，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冀中、冀南平原地区，先后克服安平、文安、大城、成安、馆陶等5城。胶东我军一度攻入烟台。尤以晋东南的破袭战，动员民众达6万余人，战斗百余次，毁封锁沟350余公里、铁路和公路250多公里，歼敌2000余。
在我军出击的胜利声中迎来了1942年。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总部，对于今后华北形势作出清醒的估计。1942年1月1日，彭德怀同志发表了《咬紧我们的牙关，克服接近胜利的困难》一文。估计了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的新形势，指出擒贼先擒王，从全球反法西斯战略看，必首先击败法西斯的主力、侵略罪魁希特勒，这也就必然会加速日本法西斯的崩溃。但是，当时日寇在太平洋相东南亚，可能取得暂时的优势。因此，我国抗战的胜利虽然愈见接近，但困难也愈见增多，而尤以处在敌后的华北为最甚。彭德怀同志号召全华北的同志们，要咬紧我们的牙关，克服接近胜利的困难，继续发扬艰苦卓绝与英勇牺牲的精神，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到最后胜利。
同日，左权同志在《向胜利之途迈进》的文章中指出，法西斯阵线的最后失败与反法西斯阵线的最后胜利的局面已经确定了，但反法西斯战争是长期的。对今后华北战局，如果只看到有利条件一面，一切乐观主义的估计、兴高采烈的行为、坐待胜利、苟安和懈怠都是毫无根据的，也是错误的。反之，如不认识有利条件，一切悲观失望的情绪同样是毫无根据的和错误的。1942年，将是全世界空前大动荡之年，华北抗战军民的任务也更大了，必须继续坚持四年多的华北抗战的精神，战胜和克服一切艰难困苦，踏过这一段困苦的阶段，就能走上胜利的坦途。
首先，为了渡过困难，报上突出宣传中央决定的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1月7日，发表了第一篇《精兵简政》的社论，以后接连发表了彭德怀同志的文章《克服困难，争取胜利》（1月11日）、《我们的困难在哪里》（1月13日社论）、《精兵之道》（1月22日社论）、《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关于精兵简政、增加生产、克服困难的训令》（2月1日）；罗瑞卿同志的文章《增强我们的生产战线》（2月2日）；左权同志的文章《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政策》（2月4日）。所有这些社论和文章，首先反复宣传解释了精兵简政的重大意义，指出，接近胜利的两年是最困难的两年，为坚持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应该普遍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精兵简政是当时敌后一切工作的中心环节。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财经困难，为应付困难日益增加，环境日益艰苦所必需；另一方面，是在光明日益在望、局面日益展开之际，必须更有计划地培植和积蓄抗战力量，以准备将来反攻。彭德怀同志向华北军民发出了三大号召：“实行精兵，实行简政，增加生产。”
其次，着重说明了敌后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敌人以“三光政策”摧残抗日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破坏我抗战的物质基础，而敌寇的疯狂“扫荡”与“蚕食政策”，缩小了抗日根据地，减少了税收来源，增加了军队给养的困难。另一方面，敌后抗战得不到大后方任何接济，全靠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长时期的战争，民间的富力降低（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元气受损，财政经济基础越来越减弱。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现实。敌后抗战能否坚持下去？财政经济能否坚持长久？根据地能否养活我们自己？这是决定我们生死存亡的问题。因之，必须减轻人民负担。根据人民负担能力和根据负担需要，来决定脱离生产的人数，军队不能超过当地居民的2%，行政工作人员不能超过1%。
第三，怎样正确实行精兵简政。部队着眼于提高正规军战斗力，同时，发展民兵，培养民兵战斗力。地方要紧缩行政机构，健全工作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减轻人民负担，爱惜民力。
第四，要积极增加工农业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要厉行节约，节约民力物力。
第五，针对于部和群众对于精兵简政发生的错误思想进行深入的解释，如把精兵简政简单地看成是裁兵减员，只是简单地为的穿衣吃饭问题；认为调自己去学习，去参加生产战线，是看不起自己，降低了地位，特别是不愿意转到生产岗位上去。几篇文章都反复说明参加生产的重要作用，革命离不开具体工作，不能空谈革命。
第六，强调了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妥善安排精简的人员。
报纸在宣传精兵简政伟大意义的同时，连续报道了领导机关率先实行精兵简政的行动。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野战政治部接连发出实行精兵简政的训令和指示，总部直属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一二九师领导机关，经过深入动员，发动群众讨论，制订整编方案，雷厉风行，短期内完成了精简计划。晋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切实执行精兵简政并取得成效，受到党中央的表扬。延安《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向晋冀鲁豫学习。
四、认识困难克服困难
从1941年1月12日开始，在北方局的指示下，报上开始发表反对“治安强化运动”的宣传。12月1日，为全面展开反对“治安强化运动”，发表了粉碎敌寇“治安强化运动”的宣传提纲，系统地揭露了“治安强化运动”的阴谋在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玩弄的花招；研究了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特点，分析了怎样同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作斗争，粉碎敌人的阴谋诡计。同日，转载了《晋察冀日报》的社论《粉碎敌寇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社论。为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展开粉碎“治安强化运动”的斗争，报上连续发表了社论《加强人民武装工作》（12月11日）、《论华北敌后的政治斗争》（12月23日）、《新形势下的对敌经济斗争》（12月25日）、《开展宣传战线上的攻势》（12月27日）。
报纸并加强了对敌占区工作、争取伪军日本士兵的宣传。12月29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野战政治部公布了晓谕伪组织人员、伪军及早回头，欢迎伪组织人员、伪军反正，共同抗日。同日，发表了《新年慰勉敌占区同胞书》，希望敌占区同胞，本着过去“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忠义精神，继续展开与敌人不合作运动，隐瞒壮丁或逃来抗日根据地，不给敌人当炮灰；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组织抗日力量，以便将来配合反攻。1942年1月25日，报纸发表《寄语今日之苏武》，争取敌占区知识分子。1月14日，发表《争取敌军工作是反攻的先锋》。1月28日，公布了《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加强对敌军工作的命令》。2月7日，刊登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保护避战日军和日本侨民的办法》。报纸在宣传“积极支持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展开争取与瓦解日军”的工作。报上充分反映了华北敌伪军矛盾增加，伪军不堪欺压，纷纷反正；报道了日军厌战、反战情绪高涨，投诚的、绝望自杀的人数日益增多。
1942年2至3月间，敌又普遍对华北发动“春季扫荡”，从山东到晋西北，从冀东到晋东南，在纵横达300公里的圈内，调动10万以上的敌兵向各个抗日根据地进攻，并实行最残酷毒辣的“毁灭政策”，尤以晋察冀的五台、阜平地区，敌寇见人杀尽，见屋烧光，铁蹄所至，寸草不留，制造“无人区”。并在冀中、晋察冀、晋西北、晋冀鲁豫各区散布鼠疫等病菌和毒气。我广大军民浴血奋战，备感艰辛，至3月底，始将敌分别击退。
1942年3月28日，我十八集团军发言人对记者谈华北战局时说，从这次敌人对华北“春季扫荡”，又一次证明了敌人“确保华北”的方针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改变的。3个月来，华北战局完全证实了过去我党的估计：“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虽然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对中国有利，对华北抗战有利，然而，华北的基本形势并无改变，战局依然是严重的，‘扫荡’与反‘扫荡’战斗依然是紧张的。”但是，“正因为同这种估计相违背，滋生了盲目乐观、忽视战局的轻敌情绪，以致造成了某些错误，华北军民已经从痛苦的经验中认识到这种错误的恶果。这种错误是再也不能重复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的“扫荡”是在敌人困难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弱点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如果1941年秋敌曾抽调8万兵力对晋察冀“铁壁合围”，以5万兵力对沂蒙山区进行“铁筒合围”，那么，1942年“春季扫荡”中却多是从各区周围守备兵力中抽出大部充作“扫荡”兵力。这样敌人守备的据点，处处空虚，顾此失彼，造成我军向“扫荡”之敌进行内外夹击的大好时机。如，冀中我军能一夜连克安平等3城，山东我军攻入新泰城。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敌人新“扫荡”的特点之一，是在“扫荡”战役中进攻战、合围战的突然性，多是秘密集结兵力，采取突然出击、夜间行动，进行远距离奔袭，突然合击。这是敌酋冈村宁次吹嘘的“猫捕鼠”战法。我们必须严密侦察警戒，加强备战工作，到处打杀恶猫。在这次“春季扫荡”中，敌曾下令所有士兵和民夫，每天烧一间房子，杀一个人，拉一头牲口；多杀人，多烧房子，“勿稍存怜悯之心”，敌人在战役战术上采取了“彻底毁灭”抗日根据地的最残暴的手段，我们必须更加广泛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更充分地灵活地发挥地方武装和民兵的作用，保卫家乡，保卫群众的生命财产，打击敌人小股部队的四处“清剿”。
1942年3月，敌4万余大举“扫荡”冀东，长期分区“清剿”，形势极为严重。我军坚持苦战，到4月28日，终于粉碎了敌人的3个月内彻底摧毁冀东抗日根据地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