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柳巷
过去，山西辖区行政建制，号称有九府十六州一百单八县。当初，太原既是山西省会，也是管理周边州县的太原府的府衙所在地。
建国初期，五十年前，在我们家乡老百姓的话语系统里，说起省会太原，不说“太原”，也不叫“省城”。大家上太原，说是上“府里”。
交通不便，加上生活闭塞，一般农民连县城都很少光顾，更不消说州府省会。凡是有幸到过府里的人，地头田埂、马棚饭场不免卖弄种种见闻；而凡是说起府里热闹去处，无不盛赞柳巷和开化市。
太原古城，犹如任何历史悠久的城市，街巷名称富含文化历史意味。
开化市以及大中市，其实是开化寺和大钟寺。寺而市，以讹传讹，寺庙名堂最终变成街市的名称罢了。约定俗成，不足为奇。名称比较奇特一点的街巷，则有依仁巷、敬德巷、侠义巷等等，不一而足。依仁巷很窄憋，本名“一人巷”。
说得夸张些，壮胖的厨师和肥重的屠户最好不要迎头撞上，所谓冤家路窄。敬德巷本名“进得人巷”。巷子比依仁巷还要狭窄，早年巷口更有老槐一株，巷口勉强“进得人”去而已。侠义巷本来是“狭隘”巷，半边秀才错读之后，将错就错改成了侠义二字。依仁而复敬德而复侠义，人心趋向美善，可见一斑。
至于柳巷，一说街面两厢植有垂柳，丝垂金线，花白飞雪，故名巷子以柳。
“文革”之初又有一说此处是有碍风化的“花街柳巷”，着实被红卫兵们横扫了几回。
且说柳巷。
我童年在家乡由祖母抚养，二三年间却也少不得来府里一两趟。父母亲在南萧墙赁屋而居，正与柳巷相隔不远。出南萧墙西口，丁字顶头。向北是过门底，再北是楼儿底——好多年一座破败的古迹“唱经楼”巍巍颤颤呆摆在那儿。向南，就是柳巷了。
柳巷，果然在街面两岸栽着柳树，而且一色垂柳。垂柳我认得，家乡叫做倒栽柳。植种时或者在坟头埋插哭丧杖时，偶尔将柳栽儿倒置了，河滩里或者谁家坟头就长成一株倒栽柳。倒栽柳果然好看，两排齐楚一律的倒栽柳就越发使人心怡目爽。
不过，我那时太小，哪里省得赏花观柳。村里糠菜半年，来到城市，一味肚饥得紧、口馋得紧。柳巷马路不宽，行人如蚁，楼房好高，汽车一辆一辆又一辆。汽油味儿所谓汽车尾气，简直好闻极了！爹说我肚里有蛔虫，要引我进药店“乐仁堂”；妈却嫌我衣服又脏又破，要先上“同成信”和“宏大”布庄。
我的两眼偏生牢牢盯着“双合成”与“德昌永”两家糕点铺的橱窗。“双合成”
那个繁写体的双字，我四岁就会写了。吃过点心扯了布，如果相跟了老乡客人，父亲还要请客看戏，上“山西大剧院”。不到开戏时间，我们还总要逛一回“太原饭店”。
最初拉黄包车、后来蹬三轮的车夫，还有交通警察，最熟悉大街小巷。他们大都知道太原有个大府巷，有个二府巷，还有个大二府巷；但他们大都又不知道还有个三府巷。柳巷街中段路东，有一条比一人巷还要窄憋的巷子，巷口标牌明示“此巷不通行”。林立的铺面门市间，一条窄巷，极不起眼，仿佛隐藏在斑斓画布上的一道淡淡墨痕，极易被人忽略。而这条不起眼的三府巷对面，正是太原市建国初期最宏伟的建筑物：太原饭店。
太原饭店，总共四层，当时是太原最高的建筑。在我当年从乡间来的一个小孩子眼中，赫然半座山崖，巍峨高耸，高山仰止的样子。太原饭店原系山西督军阎锡山的高级宾馆，德国工程师督造。建国后，饭店不挂招牌，栅栏铁门，警卫森严。据说里面住着苏联专家。苏联专家难以得见，那也没有关系。人都会想象，在我当年的想象里，苏联专家就是斯大林那个样子，穿一身苏联花布。有的，蓄一部胡须而不吸烟斗；有的，吸烟斗而不蓄胡须。
住了苏联专家的太原饭店一层楼，临街这面开着门市，对外开放。所谓逛太原饭店，就是逛这一层。记得其中一间大屋子是专卖金银首饰的。那些金的和银的玩意儿，五光十色，极是打眼。我常常要看到发呆。那是怎么回事呢？或者正如古印第安人，不知货币为何物，却也要用黄金来做装饰品，那是人类的一点天然爱美的童心吧！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不数金银，而要数那太原饭店外面的窗台。那窗台极光滑，使手去摸比鹅卵石都细腻。花色也极宜人，淡青色的底儿上洒满红点白点。
爹说这叫洋灰，遇着他高兴，会把我抱上洋灰窗台。试着走一走，好滑！越滑越怕，越怕越想再走一走。记得又一次，我问爹说：
咱家咋不盖这样一间房子呢？
爹在府里拉排子车，挣大钱，那是我心目中天神一般的人物啦！天神笑了笑说：
好小子，口气不小！等你长大了给咱盖吧！
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大，才能挣钱呢？
后来，我毕竟大了一点，到太原来可以独自逛柳巷了。而我逛柳巷的目的很单一：就是逛太原饭店，逛那光滑细腻的洋灰窗台。爬上一个窗台，滑行两步，然后踩着窗龛与窗龛之间仅容半脚的阶沿，冒险登临下一个窗台。自北而南，一窗一窗逛过去；再自南而北，一台一台逛回来。今日忆及，那不是冒傻气、耍二愣吗？然而当初，那冒险的快慰、快慰的冒险，诚非言辞所可表达。
有时，我也会倚在窗台上观看一回街景。街面好像不那么宽了，汽油味儿也不特别好闻了。人却显得愈多愈挤。南来北往，行色匆匆。人们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呢？他们怎么都对如此可爱迷人的窗台游戏、对我的无比欢乐视而不见、漠然置之呢？没有答案。没有人特别关注一个爬窗台的孩子，更没有人关注这个孩子的莫名臆想。及至华灯初上，柳丝间霓虹灯的光芒闪闪烁烁，更有山西大剧院散场音乐《喜洋洋》或者《步步高》在夜风中飘忽荡漾。我童年的梦便悠然融入了夜色中的柳巷——也许还可以换句话讲：柳巷在不期然间悄悄融入了梦幻般的童年。
1960年，四大伯门下我称二哥的靠山，头一番来逛太原府。我就近先领他上柳巷，到了柳巷直奔太原饭店，到了饭店门首自然首先向他炫耀那属于我的窗台。我让他抚摸那光滑细腻的洋灰，让他欣赏那悦目宜人的花色，让他随我爬上窗台“飞檐走壁”一回。然而，比我年长三岁的靠山却根本不感兴趣！
那时，饥饿折磨着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折磨着我，更折磨着二哥靠山。他上双合成糕点铺外面排了半日队，倾其囊中所有，买了半斤不要粮票的枣儿酱回来。枣儿酱味道刺鼻，颜色腌，堆在一张草纸片上好不恶心！靠山吃得怪香，并且笑逐颜开把来让我。我在窗台上，他在窗台下，两兄弟你推我让之际，竟引了五六位观众包抄来围观欣赏。在我自幼视为神圣的太原饭店的美妙的窗台上，我们在舔食这般品等的劳什子枣儿酱，而且有人围观，而且围观者个个馋涎欲滴。小孩儿家不知感慨竟也感慨系之了。
天知道后来的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二哥要让我，我要敬二哥，脚下猛地一滑，我“扑通”一声摔下了地，枣儿酱“啪达”一响糊在了洋灰窗台上。二哥弯腰来扶我，还没闹清屁股疼还是腰疼，旁边早已伸出五六只脏兮兮的手掌一起抢着去抓抹那枣儿酱。我看看二哥，二哥看看我。对了半天眼儿，靠山半大后生家咧嘴哭出声来：
石山呀！那是一块六毛五打下的半斤高级枣儿酱呀！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逛过属于我的童年的柳巷。告别了洋灰窗台，告别了那光滑细腻的梦。一瞬之间，我陡然觉得自己长大了。童年的柳巷抛弃了我，冉冉飘忽而去。
我读初中，读高中，曾经千百次地走过柳巷。来去匆匆。人撞着树，树撞着人，人也撞着人。走啊走，我是在柳巷走大的啊！走过少年，走过青年，走过中年。我也早已走进我童年时代曾经迷惘地注视过的来去匆匆的人流中了……今天，柳巷早已不是当年柳巷。最早向南打通柳巷南路直达迎泽大街，后来向北打通楼儿底开向府东街。作为太原市的主要繁华街道商业中心，柳巷不甘落伍，步入了城市建设突飞猛进的新世纪。
太原饭店早已不显其高，洋灰窗台早已不显其美。不过，在自行车夹杂着轻骑摩托的洪流中，在比肩继踵的购物人潮中，在港台歌星铺天盖地的立体声中，我总爱匆匆地瞥一眼我童年的胜地。
哦，那儿有孩子们！
你们也有自己的童年的柳巷。
童年的柳巷属于你们！
上戏园子去
记忆中最早看戏，是在村里看野台子戏。
所谓野台子戏，是相对于庙会戏而言的。无庙不成村，一般村庄都有庙宇；庙宇建筑都有戏台。而但凡庙宇都有庙会，庙会时节则要唱戏。庙里神仙的正殿若是坐北朝南，戏台定然就是坐南朝北。庙会戏都是给神仙唱的。娱神而娱人，赶庙会看戏成为老百姓当年最重大的文化活动。
盂县藏山据称是春秋时代着名的赵氏孤儿藏身之处，藏山大王庙供着的主神就是孤儿赵武。这儿的庙会唱戏，必定要唱《八义图》。至于各县都有甚至不止一座的关帝庙，老百姓更称为老爷庙，所供主神是关羽关老爷。阴历五月十三关圣太子关平诞辰，民间传说这一天关老爷要磨刀，天上要下磨刀雨，庙上当然也要唱戏。戏文当然是《白马坡》、《古城会》之类，《走麦城》是万万唱不得的。
野台子戏，则是临时搭台唱戏。某村公众或者某大户人家贺雨还愿，以及庆祝丰收得子、科举高中等等，请了戏班临时搭台来唱。棺板杉杆条席篷布搭成戏台，不建围墙、不扯布幔，远近村民随意来看。野地里唱戏，当年没有电力，夜间照明要靠火把，演员脸谱务必要浓墨重彩。旷野不拢音，而且没有什么麦克风，出名的把式绰号“叫驴红”的，顶风都能唱出四里地。
戏场里，年轻后生结成把子吼喊着挤头排；姑娘媳妇们却在防备被人拧大腿；老汉们噙了烟锅子闭着眼睛数板眼；老太太们站在高条凳上常常崴了脚拐子……简直是又乱又热闹。不然，不乱不热闹，那还叫野台子戏吗？
到太原看戏，却是上戏园子去。
那时，我们家客人特别多。父亲在太原府做大事，对乡亲们是不敢怠慢而极慷慨的。凡有投奔，管吃管住管路费之外，还要请客看戏。山西大剧院间或也去，最多的是去和平剧院。晋剧名角丁果仙艺名“果子红”，她挂头牌的戏班那时总在和平剧院演出，我家恰就住在剧院西隔壁。说得夸张些，听见把式在二道幕后面叫板，我们放下碗筷进戏园子都误不了喊一声碰头好。
戏园子里也是又乱又热闹。别一种乱，别一种热闹。
一场戏，当年一般要演四个钟头。正本戏文之前，首先要演垫场的折子戏。
二流演员，学戏的娃娃，演唱一些《走雪山》、《七星庙》、《汲水》、《捡柴》
之类。这时，观众络绎进场，你呼我应，认座叫茶，半个钟头静不了场。过道上，卖花生仁的、卖糖葫芦的窜来窜去，递擦汗热毛巾的忙得一头大汗，添茶加水的举重若轻将一把大茶壶在人头上舞动出花儿来。乱哄哄当中，正本戏开台。
正经角儿出场，一个亮相、半圈趟子，一句念白或者半声唱腔，就把场子定了。
全场听到命令似的，海潮突然退去一般，当即鸦默雀静。
怪不得我爹总爱怀旧，发思古之幽情：
哼！那才叫把式！那才叫角儿！指望什么麦克风？有麦克风，哑巴都能叫了好！
比方那《斫桂斧》，十冬腊月间演出，担柴的汉子扛一根空扁担在台上走两趟，不唯身势功架如牛负重，而且那敞开衣襟的赤红胸脯上果真要热气腾腾淌下汗来。
比方那《坐楼杀惜》，台上本无楼梯，上楼时的押司官人、下楼时的杀人凶犯，偏能表演一架楼梯在那儿。而且一上一下，先从容后慌张，先优哉游哉后跌跌撞撞，判然两世为人。
比方《空城计》的一板唱，《徐策跑城》的几步走，《四进士》那夜盗密札，《打子》那一番又恨又痛的念唱做打……把式名角不唯能把乱哄哄一座戏园子镇得寂静无声，而且能够博得一阵阵海潮似的掌声喝彩声。
剧情紧张进行当中，哪位看客热了，只消将一只手举在空中，在两厢楼上四角照场子的立即会将热毛巾甩下来。一道白光，不偏不倚，半叠着的毛巾“叭”
一声罩在手上。哪个观众渴了，不必耽搁看戏，把茶壶盖儿揭开好了：大铜壶高举在过道那里，一道水柱从壶嘴划出弧线，准准注入场子当央人丛中的茶壶中去。堪堪倒满，外边不洒一滴。
自从社会主义建设将近五十年来，戏台上安装了麦克风，文武场上多了提琴巴松单簧管，真嗓子真功夫是难得一见了。剧场里则早已取消了茶壶手巾，禁止吸烟、不许喧哗，尊重演员、尊重艺术的剧场文明确立，成就多多。然而，为观众服务的方式正多，取了点什么，是否可以加上点什么呢？
如今，大江南北茶馆文化悄然兴起，人们一边喝茶，一边看节目，有人帮顾客挖耳捶背，顾客间谈笑风生。艺术不那么被“尊重”，艺术并没有消失落伍；喝茶的顾客足够老爷派头，社会主义的旗帜也并没有改变颜色。
咱还是回头瞧戏。
在太原的戏园子里看戏，我最早也最鲜明的记忆是那一出轰动一时的《小女婿》。可惜年纪太小，只记得若干片断。
一个长辫子大闺女，扮相年轻漂亮，坐在床沿上咿咿呀呀地唱。嗓音绵绵的，又仿佛厚厚的，如一股暖风回荡充斥了整座戏园子。前排后排、楼上楼下，喝彩声大起。我盯着那闺女的嘴，那嘴却张得并不很阔。爹给客人介绍：这就是山西梆子着名青衣牛桂英。
不久，台子上人多起来。中间甩搭甩搭扭前来一个老婆子，长相奇丑、走姿怪异，还没开口，场子里就喝起彩来。接着，那老婆子又念了一段快板儿，声音如铁如铜、钢梆硬正，象铁匠轮锤、石工使凿，一锤一凿直捣进人的心窝里去。
这时，整座戏园子溢了油锅似的，声浪简直要把屋顶掀将了去。爹放大声音说：
这就是丁果仙！
客人眼珠子睁了灯盏大：
呀！是果子红呀？她这是反串媒婆“陈快腿”呀！
丁果仙是女的，本色行当是须生；扮演新戏里的妇女，女人演女人，结果成了反串。这道理多么拗口！而她扮演的这个什么陈快腿可是太难看啦，人们怎么没命地给这么个丑老婆子鼓掌呢？
终于，小女婿出场了。一个十来岁的娃娃，身着青布长袍、头戴瓜皮小帽，十字披红，傻不愣愣地出现在台口。观众立刻哄笑满园了。人们笑什么呢？那娃娃多可亲呀！我要能和他交个朋友就好了。爹这回却是专门对我说话了：
这是你干姐，来英！
小女婿怎么又变成我的什么干姐，成了女的呢？
原来，这个来英是戏班里的娃娃生。戏班里学戏的孩子们得闲，常到和平剧院左近铺面院落串门玩耍。窜来窜去，来英就和我妈熟识了。这个来英自幼被卖到戏班，打戏。认了班主做父亲，新中国成立后班主下世，她就成了孤儿。父母亲动了恻隐，母亲只比来英大九岁，孤儿嘴甜口快，就认母亲做了干妈。当时，来英戏还没有学成，只能傻愣愣地扮扮小女婿而已。
后来，山西成立戏校，父母资助来英去深造学艺。来英改名张美玲，不忘义父义母一番心意。艺成之后，常有书信往来，这是后话。
却说看过《小女婿》的第二天，来英登门。留着一个小分头，模样蛮俊俏。
进门来，又喊爹、又喊妈，先扫地、后沏茶，在父母面前比我还要占地盘。爹发现了我的不快，叫小女婿给我翻筋斗。来英瞅瞅我，刹刹腰带，就在我家两床一桌夹着的狭小地面上耍起把式来。“扑通、扑通”，她连着翻了四十七个筋斗！
爹说：好！比上次多翻了五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