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一些以正人君子自居的人，认为这种作法缺乏诚意，颇生反感。据说司马光任阁僚时，就不送拜年帖，说：“不诚之事，不可为也。”明代的文徵明较为通达，有《拜年》诗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也可能是当时此风已成潮流，没有谁能力挽波澜了。到了晚清，此情愈滥，就是亲自上门拜年的人，也不登堂入室，只在门口叫一声“接帖”，丢下拜帖就走。有些僮仆投帖，也就像今天发小广告的人一样，胡乱塞完就是，主人家晚上检点名帖，往往会发现若干素不相识的人。而上海人最图便捷，连“请留尊柬”的红纸袋都不准备，让人直接把名帖从门缝中塞进去，主人傍晚归来，还真是一番“名纸满敝庐”的气象。
拜年礼仪成为这样一种过场，一直有人表示不满，以为是“世风日下”的结果。其实主客真的见面，一应套话废话，说白了，也不过就是“新春大吉”、“恭喜发财”而已。据《岁华忆语》记载，南京人拜年，开口必说“除夕一夜，元旦好天”，就算正下着大雨雪，也不能改换。这种虚言套语，说了也是白说。所以，只要能够传达拜年之意，也就无须繁琐。就像当代人寄一纸贺年片，有何不可。现在更时兴电话拜年，网络拜年，连纸质贺卡都不用，据称可以节约木材若干，倒是顺应了节约资源的时代大趋势。
新年期间的饮食，也是受到特别重视的。“民以食为天”，在这举手投足都会成为全年征兆的时节，对于食物的选择，自然就更为讲究。这也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水准有关。平民百姓一年到头很少能够随心所欲地消费，甚至连吃饱肚皮都有困难，对于新年的饮食也就抱着更高的期盼。笔者插队的苏北农村，有俗话道“一年到头吃饺子”，其实真是要一年挨到头，在大年三十才能吃一顿麦面饺子，还未必有多少肉味。近年以来，年俗趋冷，年味趋淡，与这也有很大的关系，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三十年前过年都不敢想的山珍海味，现在随时可以端上餐桌，简直是“天天过年”，“比过年还过年”，年节的味儿也就难以显示出来了。
言归正传。从《荆楚岁时记》中可以看出，六朝时的新年饮食，主要还是从驱邪辟疫考虑的，那实际上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食物，而是一种圣物或药物。唐初孙思邈《千金月令》记道：“上元夜登楼，贵戚例有黄柑相遗，谓之传柑。”元宵节皇帝的赏赐，只有黄柑一种。此俗到宋代犹存，苏轼《上元侍饮》诗曰：“老病行穿万马群，九衢人散月纷纷。归来一点残灯在，犹有传柑遣细君。”各书记载宫中元日宴群臣，《开元天宝遗事》中说“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都没有列举具体食物。
最初见于记载的，是元宵节的特色食品，面茧和圆子。《古今事文类聚》前集卷七引《开元天宝遗事》说：“都下上元日，造面茧，以官位帖字置其中，以高下相胜为戏笑。”面茧之名，并未刻意与新年相联系；今称“春卷”，一望可知是新春的节俗食品。南京春卷，取韭芽和猪肉、鸡丝炒熟，以薄面皮卷成，再以油炸，口味极佳；其面皮俏薄如纸，唐人笔记称“金陵士大夫家饼可映字”，并非虚言。茧中置字的风俗，失传多年，近年又有饭店采用，在春卷中裹夹印有吉祥语的小纸条，以博食客一笑。
《东京梦华录》卷六又记元宵节所卖的食物，有“鹌鹑骨饳儿、圆子、拍、白肠、水晶脍、科头细粉、旋炒栗子、银杏、盐豉、汤鸡、段金橘、橄榄、龙眼、荔枝”。其中的“圆子”，在南宋临安成为“乳糖圆子”，并且位列“节食所尚”的首位。《武林旧事》卷二记道：“节食所尚，则乳糖圆子、拍、科斗粉、豉汤、水晶脍、韭饼，及南北珍果，并皂儿糕、宜利少、澄沙团子、滴酥鲍螺、酪面、玉消膏、琥珀饧、轻饧、生熟灌藕、诸色龙缠、蜜煎、密果、糖瓜蒌、煎七宝姜豉、十般粮之类，皆用镂鍮装花盘架车儿，簇插飞蛾红灯彩盝，歌叫喧阗。”两相比较，有些显然是承自东京汴梁，也有些则属江南风味。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干鲜果品，流传到近代的并不多，或者是名称有了变化。古人还是淳朴，在新年食品的命名上，并没有刻意去同节俗内容挂钩。
南宋的乳糖圆子无疑即是后世的元宵，尤为南方人所喜爱，文人吟咏亦多。如符曾《上元竹枝词》曰：“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曰：“隐隐轻雷度短栏，磨匀香稻雪同看。却教纤手争奇巧，果馅翻新斗粉团。”元宵多入热汤煮熟，故也称“汤圆”；但也可以上笼蒸熟，或上油锅煎炸。南京元宵，还有一个传说，道是民国初年，袁世凯篡权复辟，以元宵与“袁消”谐音，禁人呼叫，就跟某阶段忌用“镇扬”一样。南京人不信邪，偏偏口口声声叫元宵，果然不久袁氏就灰飞烟灭。这当然是政治笑话。旧时初八上灯，就开始煮元宵吃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糯米限购严格，南京人只能在正月初一早晨吃一回年糕、十五早晨吃一顿元宵了。据说光绪年间，江宁财帛司供神，以棉絮制成元宵形，盛在纸盆中，足以乱真。可惜平民百姓没有这份仙风道骨。
在明代后期始出现了“年年糕”的名称，见《帝京景物略》卷二，元旦“夙兴盥漱，啖黍糕，曰年年糕”，以“糕”与“高”谐音，寓“一年更比一年高”之意。按元熊梦祥《析津志》述新年食品，只提到“人家以黄米为糍糕，馈遗亲戚，岁如常”，店铺“发卖糖糕、黄米枣糕”，尚未见年年糕之称。年年糕后简称为“年糕”。年糕的制作，清顾禄《清嘉录》卷十二中说得比较清楚：“黍粉和糖为糕，曰年糕。有黄、白之别。大径尺而方，俗称方头糕；为元宝式者，曰糕元宝。黄白磊砢，俱以备年夜祀神、岁朝供先及馈贻亲朋之需。其赏赍仆婢者，则形狭而长，俗称条头糕。稍阔者曰条半糕。富家或雇糕工至家，磨粉自蒸。若就简之家，皆买诸市。春前一二十日，糕肆门市如云。”可见清代初年的年糕，不仅以糯米粉为原料，也有以小米粉为原料的，这与年糕最初在北方流行有关；其大小达一尺对方，现在常见的水磨年糕，当时称条头糕，是赏给婢仆的；当时有专门的糕工，可以上门为人代加工年糕，说明年糕的制作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晚清时江南年糕制作稍有变化，《沪城岁事衢歌》咏年糕曰：“家家抟粉制年糕，仿款苏台岁逐高。入肆恍如秋八月，桂花香细染寒袍。”年糕的制法都模仿苏州，其形状不一，或方或长，除原色外，还有染成红色的；再就是在八月桂花盛开时，采撷保存，做年糕时掺入少许，金黄点点，芬芳四溢，也就是今天的桂花糖年糕。
北方更多地是以水饺作为年节食物，也称为“角”或“煮饽饽”，无论贫富贵贱，过年总是要吃几顿饺子的。信佛的人家则必吃素馅饺子，以为元旦吃素，相当于一年吃素。富贵人家，暗中将金银小锞及宝石等包进水饺，作为一种占卜，家里哪个人吃到了，则终岁大吉。文革前，此俗仍有流行，将五分硬币包在饺子里，如家中有孩子考中学或大学，吃到这饺子，则预示能够考中，家中长辈便十分高兴。
到了清代中期，越来越多的新年食品命名，与年节内容有了直接的吻合。《帝京岁时纪胜·正月》记道：“正月荐新品物，除椒盘、柏酒、春饼、元宵之外，则青韭卤馅包、油煎肉三角、开河鱼、看灯鸡、海青螺、雏野鹜、春橘金豆、斗酒双柑。至于梅萼争妍，草木萌动，迎春、探春、水仙、月季，百花接次争艳矣。”开河鱼、看灯鸡、春橘金豆、斗酒双柑之类，显与新春节令有关。而“迎春、探春、水仙、月季，百花接次争艳”的景象，按照北京地区的自然节令，春节时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日下旧闻考·风俗》也有类似记载：“席间尚王瓜、豆荚。一瓜之值三金，豆一金。点茶用椿芽，蒲笋发之冰下。牡丹、芍药、蔷薇俱有花，较春时薄小，一瓶值数千钱。贵戚、倡家插茉莉花。”
王瓜就是黄瓜。一根黄瓜卖到三两银子，实在有点吓人。但这还不算贵的。查慎行《人海记》里讲了一个故事，说明朝的太监，不惜重金为皇帝准备肴馔。除夕那天市上有人在卖两根王瓜，要价一百两银子，太监还价五十两，卖主大笑，拿起一根，三口两口就吃掉了。太监赶紧拦阻他，乖乖地花五十两银子买了剩下的一根。
因为这些蔬菜花果，都是温室里培育出来的。
北方冬日以温室培植蔬菜以供皇家食用，在汉代已有先例。汉代大官园冬天种葱、韭等菜蔬，盖起温室，昼夜燃煴火，提高气温，所以诸菜皆生。汉成帝时担任少府的召信臣，位列九卿，为了节省开支，说这种不应时生长的蔬菜，对人会有伤害，不该培育，于是奏告皇帝，禁止了温室蔬菜培育。今天种植反季节蔬菜的源头，竟可追溯到两千年前，也是颇出人意料的。又唐人有诗“内园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进瓜”，则是以温泉水提高花房温度，培育瓜果，原理可说相同，但方法则水火两异。清人的方法，是深挖地窖，借入冬后土中气暖，再加温火，培植花木和蔬菜，十月份就能令牡丹开放。秦松龄《上元词》正写此事：“暖窖烘花如锦开，绿沉枝上红玫瑰。排灯斗月密如此，不要天家羯鼓催。”末句寓武则天羯鼓催花故事：“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汪彦博《灯市春游词》则从“二十四番花信风”之说，翻出新意：“丰台输与卖花翁，咒得花儿肉色红。二十四番芳信外，别添一信试灯风。”
这种温室鲜花虽花瓣薄小，一瓶也要卖到数千钱，不是寻常百姓玩得起的。每至新年，官僚、豪绅纷纷选购，作为馈赠礼品，妓院里也采买作为摆设。牡丹呈艳，金橘垂黄，满座芬芳，温香扑鼻，三春艳冶，尽在一堂，所以被称为“堂花”，也有人称为“唐花”。
南方同样采用温室催花技术。红梅、水仙、牡丹等春花，即在江南，腊月中也不能应时开放，需要提前放入温室。但南方的温室，无须挖地窖，只要房屋的密闭条件较好即可。
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重要地位，上古时代曾被作为生殖崇拜的偶象，先秦时期成了哲学思辩的对象，后与候鸟大雁一起成为书信往来的代称，更多使用则属科举文化中的“鲤鱼跳龙门”，但在春节风俗中的地位一直不明显，形成与节俗相关的象征意义，还是近代的事情。民国徐谦芳《扬州风土记略·岁时》记道：“元旦过后，有‘开生’之说。庖人率购对鱼捧送，为今年有馀之兆。新正宴客，最后一盘为冻鲫鱼，客照例不动，以为‘吉庆有馀’，为主人祝福也。”南京风俗，年三十团圆饭中最后上一条整鲢鱼，也是不可动的，以示“连年有馀”。
比鱼更能令新年生色的，是蔬菜。南京人称为“十锦菜”，扬州人称为“十香菜”。江南冬日蔬菜品种繁多的特点，早在宋代已为人所认识。《西湖老人繁胜录》中夸赞“江南地暖如此，蔬菜一年不绝”，腊月里还有“台心菜、黄芽菜、矮菜、甘露子、菠菜、芋头、山药之类，葱、韭尤多”。南方气候温和，园蔬早发，不像北方在地窖里培育的花菜，被南方人讥为“洞子货”。
南京人炒蔬菜，讲究的是将最平常不过的蔬菜，金针菜、木耳、冬笋、胡萝卜、酱姜瓜、酱油干、百页、面筋等，炒出一盆花团锦簇的美食来。炒十锦菜时，有几样蔬菜是必不可少的，如黄豆芽，以其形似如意，美名为如意菜；又干马齿苋，称安乐菜。民国年间讲究白芹必用锺山特产，其至冬始生，芽肥如玉簪；韭黄色如蜡笋，须阔如手指方可用。又野菜如荠菜、马兰头、枸杞芽、山菌等，皆先春而生，甘香肥腴。总之菜不必珍贵，而以新鲜相夸。
一年一度的炒蔬菜，是主妇们厨艺的大比拼。
三十年前，冬令的蔬菜供不应求，精明的主妇今天藏下半截香藕，明天攒下两根萝卜，到除夕怎么也得凑个十几样才行。实在品种少时，就只好将韭菜算成“九”菜，讨个口彩了。菠菜是讨喜的，它除了绿叶，还有一个红头，更艳的红辣椒只能做点缀。豆类是个大家族，千张，豆腐果，五香干，全都要细细地切成丝或丁，是蔬菜中最有咬嚼的内容。黄豆也可以入菜，须得先煮熟，如果能加几粒花生米，就是奢侈了。老黄色的金针菜，橙黄的胡萝卜，淡黄的土豆，青黄的腌菜心，紫包菜，翠芹菜，碧芫荽，黑木耳，白藕片，玉色的茨菇，米色的粉丝……搭配得当，还要刀工细巧，有色有型，才叫清新悦目。炒蔬菜的量相当大，整个年节期间，菜市场不开门，鱼肉鸡鸭又有限，主要靠蔬菜来支撑饭桌，所以家家要炒出十来斤。这么多蔬菜，分成几锅炒熟，哪几种配一锅，每种菜下锅的次序，起锅的火候，就都是学问。弄不好有的菜还生着，有的已经烂烀了。都炒好了，再拌到一起，淋上点麻油，真是鲜香脆嫩。每顿饭搛出一盘来，都能让家人吃得有滋有味。左邻右舍，拜年串门的女人，都会挑人家点蔬菜吃，嘴上当然要夸几句，心里一杆秤可是不含糊，待年过完了，还会悄悄地议论着；来年炒蔬菜前，该上谁家讨教，决不会走错门。
那个年月，孩子的新衣也少有色彩的变化。年的五彩缤纷，全落在主妇们精心炒制的十锦菜中了。
新年期间的另一项重要活动，是完全世俗化的，即迎财神以求财。
各地迎财神的日期不一，方式各异，共同的一点就是大放鞭炮，看来财神爷也是个嫌贫爱富的角色，哪里热闹往哪里赶。清代北京例在正月初二。《清稗类钞·时令类》记道：“京师广宁门外财神庙，庙貌巍焕，报赛最盛，每岁正月初二日，倾城往祀，商贾、妓女尤夥。庙祝更神其说，谓借财神前纸锭怀归，俟得财，当十倍以酬神，故皆趋之若鹜也。”就是不去财神庙的人，这一天也要在家致祭。鞭炮声更是从子夜响起，终日不歇。祭财神这天，各家一定要吃馄饨，因为馄饨形似元宝，俗称“元宝汤”。
南方的客家人则更早，在正月初一就忙着接财神。黄火兴等着《客家风俗志》说：“旧俗，一清早（零时）就要接‘财神’，敬‘赵公元帅’。敬时要用三牲、果饼，焚香纸，放鞭炮。因此形成除夕半夜赛放鞭炮之俗。”
江南则多在正月初五。《清嘉录》卷一记道：“五日为路头神诞辰，金锣爆竹，牲醴毕陈，以争先为利市，必早起迎之，谓之接路头。蔡云《吴歈》云：‘五日财源五日求，一年心愿一时酬。提防别处迎神早，隔夜匆匆抢路头。’”隔夜抢路头的大有人在。《盛湖竹枝词》有云：“花筒爆竹把神留，忙肃衣冠接路头。得色更将骰子掷，状元抢罢又挑侯。”说的是正月初四夜间，有人把财神爷的泥像从庙中请出来，扛抬着到处巡游，称为“路头”。居民们都当街大放鞭炮、烟火阻拦神舆，让财神爷在自家门前多停留些时间。有钱有势的人则整肃衣冠，执香行礼，将财神爷迎进家中堂屋，供陈三牲、点檀香、燃巨烛虔诚奉祀，而且要掷骰子、状元筹，掷出个好点数以讨吉利。
商界更将此事视为巨典，接完财神才能开市，放心做生意。但旧时以正月初五为“破五”，破五之前，诸多禁忌，不宜营业，所以开市的日期，例在初五或初五以后。北方初二接财神后，只去商铺中开一下门，挂些吉庆装饰到招牌上，仍然闭门。或许正因为此，近代接财神的日子，渐渐统一到初五，接完财神就可以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