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大渡河前后
会理会议以后，中央红军执行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的计划，沿着通往西昌的大道继续北进。5月19日，中央军委纵队到了西昌城北数十里的礼州附近一个叫铁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行军路线。鉴于西昌有敌军固守，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围攻西昌的计划，改为取道冕宁，过彝族区域，到安顺场渡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当天会后，中央军委纵队进驻礼州。张闻天在礼州天主教堂向红九军团干部作报告。据《林伟日记》，《“战略骑兵”的足迹》，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85-186页；《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表彰红九军团胜利完成了军委交给的“别动支队”的任务，在红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还传达了刚刚开过的中央会议关于行动方针的新决定，号召全军去实现。
就在这一天，按会理会议作出的决定，中央红军先遣队成立，为全军北上开路。
先遣队进入大凉山彝族区后，刘伯承司令员与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在彝族同胞帮助下，红军部队安全通过了彝族区，到达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渡口。
蒋介石得知红军到了大渡河畔，立即命令国民党军队在大渡河以北地区加紧布防，致电各路将令：“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见《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贵州社会科学丛书1983年版，第346页。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53页。蒋介石妄想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英勇的红军没有重蹈覆辙。
5月25日，先遣队红一团挑选17名勇士组成奋勇队强渡大渡河成功，红一团陆续渡河。但船少渡得很慢。毛泽东到渡口见此情景，当即开小会决定迅速夺取泸定桥。5月26日，红军循大渡河东西两岸向上游急进。沿西岸北进的先头部队红四团28日一天疾走240里，于29日晨6时到达泸定桥，迅速占领西桥头。组织22人的突击队，于下午4时发起冲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踏悬空的铁索，一面在铁索上铺木板，一面匍匐射击前进，冲到了对岸。这样红军从安顺场和泸定桥两个渡河点过河，30日就全部到了对岸。
0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六从会合到分离05月31日，张闻天随中央军委纵队走铁索桥过河到达泸定县城。在这里，他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的形势与任务。会议决定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据《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页。这次会议还决定派陈云前往上海恢复党的地下组织。
红军部队在向雅安前进途中，得知汉源有川军扼守高地，居高临下以待红军。于是决定改变方向，折向东北前往天全河边。这一改变，红军的行军路线就由大道转入山间小路，并第一次翻越四季积雪的高山。
6月2日，中央纵队在海拔四千多米的花林坪驻扎。当天下午，召开中央纵队班长以上干部会，张闻天作报告，讲渡过大渡河的胜利与当前的形势与任务。当天在那里过夜，下了一场大雪。据伍云甫日记，《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95页；廉臣：《随军西行见闻录》，转引自陈宇编着：《谁最早口述长征》。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随后，红军北上至天全河畔，击溃守敌杨森部6个旅。6月7日，占领天全，8日占领芦山。继续前进，爬越终年积雪、没有人烟、没有道路的夹金山。
这时，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已经相距不远了。6月11日，《红星》报第20期发表《同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说“我们在最短期间内便能与红四方面军握手见面了，两大方面军的会合，将使我们的战斗力量更加增强”，“我们无论如何要争取这一伟大任务的迅速实现”。转引自力平等：《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133页。
懋功会师
6月12日中午，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先遣团第九军二十五师七十四团胜利会师。第二天，野战军总司令部发出捷报：我四方面军“8号占懋功，昨12日南进到夹金山北，已与我野战军先遣兵团会合”。两个方面军的会合，标志着遵义会议决定的中央红军北上“渡过长江直接与红四方面军配合作战”中共中央1935年2月16日致红四方面军电。的方针终于实现。6月15日，《红星》报发表社论《伟大的会合》。16日，朱、毛、周、洛复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庆贺两大主力的会合。电报署名顺序按原件。本书以下引用电报均此。按中国传统习惯，二人或数人联署的函电，拟稿人一般署名在后。18日，洛、毛、周、朱等会见李先念。李时任红三十军政委，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了懋功。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提了出来。
这时，蒋介石嫡系薛岳等部在后面追赶红军，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深知南面有敌重兵把守，向南已不可能。敌人在东边已集结130个团，向东过岷江取成都也已不可能了。向西是茫茫草原，且为少数民族区域，条件更加恶劣。只有向北，北上川陕甘，那里人口稠密，经济较好，便于红军扩大、发展。因此，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提出：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张国焘：《新的胜利和新的形势》（1935年6月13日），载《干部必读》第127期（1935年6月14日）。两种方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一起，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地交换意见，希望他改变主意。
6月16日凌晨2时，朱、毛、周、洛联名致电张、徐、陈，对张国焘6月2日、6月12日两次电请中央“飞示以后行动总方针”，即告“今后两军行动大计”，作出答复，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电文并提出，目前坚决打破敌人新的大举进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毛泽东、张闻天等不同意张国焘的西进方针，明确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良策。”张国焘完全不考虑中央意见，坚持他的西进或者南下的方针。
6月18日晚21时，洛、周、朱、毛联名急电张国焘等，答复17日张国焘的回电。针对他的错误主张，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攻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的枢纽。”电报向张国焘说明，“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要他即下决心北上。6月20日凌晨4时，洛、朱、毛、周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分析北进、西移及向川西南三种方针的利弊，再次否定西移方针，力主北进，并邀约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这时，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在懋功。他们在6月17日凌晨由新寨子出发，翻越了夹金山，下午至达维宿营。18日凌晨又从达维出发，午后抵达懋功。红四方面军总部设在理番县的杂谷脑镇（今理县县城）。张国焘在茂县。为了解决意见分歧，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商决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两河口会议
张闻天于6月23日到达两河口，住在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里。为了统一认识，把这次会开好，他于6月24日在这里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立即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油印）第一期上发表。该文收入《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一军团政治部在25日又翻印发给干部学习。
张闻天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这一伟大胜利的意义：“使过去在两个战线上分开行动的两大主力现在完全放到党中央与军委的统一指挥下”，“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同时指出，现在两个方面军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县地形上不利于作战，物质给养非常困难，而敌人正使用全力把我们“封锁”在这一地区，进而逐渐压迫到西康与青海草原地区，所以在这里“长久的停留”或“西进”青、康，正符合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对于红军极不利”，从而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那么，怎样才能使两大主力会合后造成的在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这一可能变成实际”呢？张闻天认为，战略方向上应该是“北进”，而关键的战役任务是“夺取松潘”。他指出：“我们现在必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夺取松潘控制松潘以北的地区，消灭胡宗南的部队，目前成为整个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甘新苏区的最重要的关键，也是目前我们红军的紧急任务。”
张闻天的文章还论述了在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决战胜利“的战略意义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他写道：“我们现在还处在从无后方的游击战，转变到有后方的运动战的时期。转变的决定关键，完全依靠于决战的胜利。只有决战的胜利，我们才能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取得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为了寻求运动战消灭敌人，红军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经开始赤化的地区内，而需要转移地区。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作战，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转移的范围，也就在川陕甘范围内。”张闻天还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不点名地批评了“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他说：“如果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仍旧以到达某一地区为我们行动的中心，实际上就是要避免战争，放弃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而变为无止境的逃跑。”他提出：“必须同这种逃跑主义的倾向做坚决的斗争。”
张闻天《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
张国焘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已经是6月25日下午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走出住地远迎，并开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毛泽东致欢迎词，张国焘致答词，气氛热烈、欢欣。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集中讨论目前战略方针。这次会议的出席者，会议记录所列为（括号内名字为本书引者所加）：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国焘、伯渠、富春。会议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主持。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提出为了迅速打击松潘的胡宗南部，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与会者都赞成北上方针，张国焘发言也表示同意。
张闻天在周恩来作结论之前发言。在两河口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已收入《张闻天文集》（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张闻天作风民主，他主持党中央工作以后，改变了过去总书记个人专断的作风。政治局会议就某一议程讨论时，通常由分管这项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或政治局委员作“报告”和最后的“结论”，主持会议的总书记张闻天常常在听了报告和讨论之后、作结论之前发言，这种发言自然带有总结的性质。他在两河口会议上的发言就是这样。
张闻天首先总括大家的意见，着重指出：“北上的战略方针大家意见一致，应一致来实现。这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同时又毫不含糊地否定“西进”方针：“可以发生另外一个方针，准备过草原，把口子守了，这是退守的，不适用的。”接着，他就当前战役部署问题指出：“要实现这一战略方针，首先要进攻或控制松潘。”张闻天强调“创造川陕甘苏区只有依靠决战胜利”，“现我应用尽力量克服困难”。他又一次批评退却逃跑倾向，断然指出“放弃这（北上）方针是错误的”。张闻天还特别强调两个方面军在组织上“应统一”。同时说明人员的调剂可以具体商量。
会议全体通过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委托张闻天写一个决定。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张闻天写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并明确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与此同时，中革军委作出了攻打松潘的战役部署。要不是张国焘的拖延、避战和反对中央的右倾分裂活动，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两河口会议之后
1935年6月底，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离开两河口。此后，即连续翻越梦笔山等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黑水县的上芦花。在这里一面耐心等待张国焘执行两河口会议决议，发动攻打松潘战役，一面筹集粮食，准备北上打大胜仗。上自总司令，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齐心协力，大家动手。总书记张闻天和年已五六十岁的徐特立、林伯渠也都参加收割、打场、炒麦子等劳动。歇晌的时候，张闻天还同干部、战士聊天。红一方面军都是江西、福建一带人，不习惯吃面食，也不会做。他就结合自己亲身经历，有意讲世界各国吃东西的习惯，苏联人怎么样，美国人怎么样，日本人怎么样，说：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人吃面，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吃大米，我们“北上”，就到了吃面食的地方了，可要少数服从多数啊。说得大家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