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之战1935年1月29日，红军由赤水县的猿猴场（今元厚镇）、土城西渡赤水河。这是一渡赤水。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这是二渡赤水。3月16日至17日，由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这是三渡赤水。3月21日至22日，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再次东渡赤水河。这是四渡赤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运动战战略思想的巨大威力，也显示了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自己也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
走路与打仗的分歧
不过，在当时，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认识还不统一。实行毛泽东的灵活机动的战法，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对这种战法，很多人不适应，也没有完全领会。执行这种机动作战的方针，固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不可能每仗必胜；迂回穿插，走了许多路，有时是为了甩掉敌人，迷惑敌人，一时看不出它的必要性；有时为了随敌情的变化而变化，看起来走了不少冤枉路，但不可避免，非走不可；当然，在这种大规模的运动战中，白走一点路也难免。在连续大踏步的进退中，部队很疲劳，减员也不少。所以，上上下下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但不同意见也有，怨言也不少。分歧主要围绕着走路还是打仗展开，有人埋怨部队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倒要拖垮了。
大约在4月中旬，刘少奇到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他将了解到的部队情绪，结合听到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给中央军委写了一个电报，三军团政委杨尚昆也签了名，用刘、杨的名义发出。据《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6-198页。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一直埋怨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主张走弓弦，走捷径。说什么“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据《聂荣臻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第5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林彪还给周、毛、王“三人军事小组”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毛、周、朱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据《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三人军事小组”中，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战法也不理解，他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王稼祥要求开会解决这个问题。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既然红军高层领导在战略战术问题上存在分歧，召开会议讨论解决是必要的。
会理会议克服离心倾向
红军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红军过江后直逼会理城下。会理县城有川军刘文辉部的一个师死守，又有西昌等地敌人增援，红军乃放弃强攻，只加监视。利用追敌近期无法过江的空当，部队在会理地区休整。5月12日，野战军司令部发布命令：“决在会理及其附近停留五天（15号止），争取在长期行军后的必要休息和补充”。转引自力平等着：《中国红军长征史》，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
为了统一思想，肯定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张闻天同毛泽东商议后，于5月12日下午，在会理城外的铁场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理会议。
参加会理会议的有：三人军事小组周、毛、王，朱总司令，政治局常委陈云，一、三军团司令员和政委林、聂、彭、杨。为防敌人飞机轰炸扫射，临时搭了一个草棚子做会场。军团负责人的地铺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喝水，吃饭，由中央队秘书长刘英带警卫员送去。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报告。报告大纲，张闻天在会前同毛泽东、王稼祥商量过。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张闻天严厉地批评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
毛泽东在会上驳斥了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指出：“现在为了摆脱追敌不肯多吃一点苦，将来会吃更大的苦。”陈云：《我对林彪的揭发》，手稿，1971年10月8日。转引自《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毛泽东还指责彭德怀，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并说林的信，刘、杨的电报，都是右倾情绪的反映。据《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毛泽东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听得出来，毛泽东怀疑张闻天是同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张、彭虽然内心觉得委屈，但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199页。彭德怀“作了自我批评，说：因鲁班场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摆脱被动局面。烦闷就是右倾。”彭德怀在会上“也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引自《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会理会议开了两三天，最后由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作结论。据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见《刘英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他肯定从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批评了林彪反对机动作战、在部队中叫苦、甚至企图改变军事领导的错误。
会理会议还讨论了渡过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红军继续北进，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还任命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员。
会理会议是长征途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其主要结果是积极的。
第一，通过会理会议，在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支持下，被四渡赤水之战的实践证明了的毛泽东在运动战中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方针得到了确认。怀疑或反对机动作战方针的错误认识和动摇情绪受到了批评。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报告红军长征的情况时，讲到会理会议的意义时说：“这次会议总结并肯定了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会议指出，新的领导班子指挥有方。”《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第二，通过会理会议，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这是同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实践证明正确并通过争论得到确认分不开的。
会理会议在红军长征胜利以至中国革命胜利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会理会议的进程可见，“毛洛合作”对这次会议的成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同时应该看到，会理会议也有着明显的不足，其斗争方式是不尽恰当的。
张闻天在《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中评价道：“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一些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做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我以为斗争方式还是过火的。因为这些同志的错误，实质上不过是个别的错误，只要加以适当的批评与解释，错误就会改正的，不必用机会主义的帽子去压他们。”
还应该看到，会理会议在毛洛关系、毛彭关系上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
毛泽东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是“右倾”。对此，彭德怀没有申辩，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重提此事，林彪当场申明“那封信同彭德怀同志无关”，“写信彭不知道”。直到这时，彭德怀才出来说明原委。关于刘、杨的电报，彭说，刘少奇写好以后，“拿给我和杨尚昆签字。我觉得与我的看法不同，没有签字，以刘、杨名义发了”。至于林彪的信，彭德怀说：在会理会议时才看到，事先“没有同林彪谈过话”，此信“与我无关”；在会上，“我也批评了林彪的信”。对毛的指责，彭说：“当时听了也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又迫在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作了自我批评”。直到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此事又成一大罪状，他才感到这种坦荡之风效果不好。彭德怀后来说：“在这二十四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去向主席申明此事，也没有去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从现在的经验教训来看，还是应当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算总账，同时也可以避免挑拨者利用。”本段引文均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200页。
张闻天是会理会议的主持人。他在会上代表中央批评下面，自己并没有受到直接的、明显的批评。不过，毛泽东听了个别同志的猜测和判断，却一直认为是张闻天到三军团去与彭勾结反他。这种误解一直埋在毛泽东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风时才挑明。在1941年六七月间的一次小型谈话会上，毛泽东批评张闻天的缺点，特别提到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以前严重的政治动摇”，说张“当时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要林、彭来代替‘三人团’指挥等等”。对此，张闻天当场表示“保留”。“当晚回家后，关于这件事曾写了一封申明信给毛，但后来没有发出。想事情没有旁证，说也无用。”到1943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及此事”。张闻天这回才认真对待。他“利用许多同志在延安的机会，做了一点调查工作”，在随后写的“整风笔记”中作了澄清：“现在大致可以判明，说我曾经煽动林、彭反对三人团的话，是王稼祥同志的造谣！（林、彭二同志关于此事有正式声明）”以上均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
在长征路上，大敌当前。会理会议的过火斗争，怀疑、误解，都没有影响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高级将领团结对敌。在延安整风期间，对于全党来说，这也并非大事，说过以后也就算了，并没有特别去做结论。不过，会理会议在毛洛关系、毛彭关系上却有相当深远的影响。误解延续到延安整风，确凿的事实也未能真正驱散这团疑云，而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张闻天的错误打击，不能不说也蒙有会理会议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