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营长将信将疑地收了场。临走时，他嘴里还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那个姓魏的说，当营长的还有没有枪，他不知道……”这话被从昏迷中醒来的贺晋年听到了，他才知道是魏竞明出卖了他们。这个队伍里，可能有共产党的组织，因为他们除了追枪以外，关于共产党的事一个字也没提。在回监牢的路上，一个姓徐的副营长突然向贺晋年问道：“王子元那里有个牛化东，你认识不？”贺晋年说：“认识。”“他不是在那里当团长吗？”“是。”“你和他关系怎样？”“我们是好朋友。”过了一会儿，徐副营长又说道：“我和他过去是同学。我给牛化东写封信试试看。”
回到监牢里，营里还派来一名医官，仔细地给贺晋年的伤口上了药，并且安慰了他：“你好好养伤。”在牢里一关就是两个多月。
首先，他们释放了冯镇江，因为他年轻，只有十几岁。他到监牢里来看过贺晋年，一见面就抱头大哭，贺晋年说：“别哭了，别哭了，我饿得要死哩。”冯镇江给他端来一大碗羊肉面，贺晋年一口气吃完了，觉得有了点精神，便对冯镇江说：“放了你，你先回去，回家去，回陕北去。你年纪小，其他地方就不要去了。你回家以后，如果碰到我家里的人，就说我死在隆德县了，我估计我活不了。如果家里人以后有可能来，把我的尸体能弄回去就弄回去，弄不回去也没关系。”冯镇江哭了一鼻子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李培青也被放出来了。这些当兵的就是要枪，这一点是清楚的。另外，营里有共产党员在进行营救也是可能的。不然，李培青怎么也被放出来了呢？他出来后就在街上整整住了一个星期，他在等贺晋年，知道贺晋年也会被放出来。
那位徐副营长是不是共产党员？不知道；如不是，也一定是个党的同情者。他给牛化东写了信，牛化东拿着信去找王子元。王子元一见这信就有气，冲着牛化东喊道：“哼！我这个摊子就是让他们几次兵暴给搞垮的，不要管他们！”牛化东说：“都是老乡，不管怎样，事闹不成，回去不要叫老乡骂我们就是。这些人我们本来能救得了，如果让他死了，回去见了老乡怎么交代？我们还是要留条后路，回去的时候在老乡面前能说得过去才是。”在旧社会，乡土观念重，老乡关系亲，陕西农村里的人，尤其讲究这个。到末了，王子元还是同意了。牛化东有了回话，不知是写的信，还是来的电报，大意是：贺晋年是我们骑兵营的营长，回家时带了一支枪。希望老兄帮助一下。于是，贺晋年也被释放了。
塞上风云——回忆国民党新十一旅起义始末
贺晋年
陕北的定边、安边、靖边三城从西到东排列在长城脚下，是我国古战场之一，历代兵家争夺之要地。蒙古、回、汉族在这里杂居，因此又是多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镇。这里地势开阔，天高云淡，辽阔的草滩上牧放着马、牛、羊，每年都举行盛大的赛马会，就是抗战期间也未间断过。骆驼商队往来其间，驼铃之声不绝于耳。1945年10月，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原国民党邓宝珊部新十一旅在安边起义。这是抗战胜利后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国民党部队起义，曾被毛主席诙谐地比作“火车头”。
新十一旅的前身是冯玉祥旧部苏雨生在蒋、冯、阎大战期间趁机拉起来的几个旅（七、八、九、十一）之一。当时，我党为了开展工作，派谢子长、刘志丹等到宁夏平罗一带活动。因此，苏雨生的部队中有我党的地下组织，刘志丹在八旅十六团任团副，谢子长在九旅任副旅长。大约是1930年春，谢、刘向陕北特委要干部。当时，刘澜涛任陕北特委秘书长，便介绍绥德第四师范、榆林第六中学及地方上几十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我党在八旅十五团办的学兵队学习。这些人毕业后有一部分就留在原部队中，更加强了我党的力量。以后杨虎城、邓宝珊相继开往甘肃，这些部队也跟着二易其主。新十一旅便是从九旅发展演变来的。
从土地革命战争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三边（定边、安边、靖边）中只有两边（定边、靖边）在我们控制之下，安边（国民党定边县政府所在地）和柠条梁（国民党靖边县政府所在地）一直在国民党手里。抗战时期，新十一旅旅部并一团驻安边城，二团驻柠条梁。我曾先后担任三边警备区司令员和八路军警三旅旅长，司令部驻定边。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巩固三边，西向宁夏，北向伊克昭盟发展，这样新十一旅便成了我党统战工作的重点对象。到1944年，该旅有我党不少党员（一团副团长牛化东，连、营长冯世光、李树林等），还争取了许多同情我党的军官和士兵（代旅长曹又参、参谋主任王子庄等）。由于我党长期的政治影响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强大攻势，新十一旅一直同我们实行联防，共同抗日，摩擦甚少。
另一方面，由于三边战略位置重要，胡宗南对新十一旅一直不放心，想把“杂牌”的新十一旅吞并掉。在该旅也有反动军官，参谋长石佩玖、国民党复兴社分子史钫城（二团团长）和我党叛徒张鼎臣（二团团副）等与之相呼应。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并且磨刀霍霍，把主力和远在东南亚的远征军运往东北和其他地区，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随着形势变化，我党对三边地区的工作方针变化为：巩固发展我党与新十一旅的统战关系，保存力量，促进该旅进步势力，待机发动起义，统一三边。
这个时机很快就到来了。新十一旅的起义，不仅是我党在三边地区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范例，并且成为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一个“火车头”，在西北和全国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一、起义的导火索
1944年4月5日，陈国宾旅长病逝。第一团进步官兵坚决拥护团长曹又参升任旅长；二团团长史钫城垂涎旅长位置已久，又有吴芬（原旅政治处主任，升任副旅长，也是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石佩玖、张鼎臣帮他上蹿下跳，所以相持不下。最后，邓宝珊还是决定曹又参代理旅长。
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宗南积极反共，为了加紧准备内战，拟将新十一旅调往包头接受改编为正规师，妄图吞并新十一旅，并预定史钫城担任整编后的师长。曹又参得知调防整编的消息后，亲自去榆林向邓宝珊请示。曹去榆后，新十一旅参谋长石佩玖、副旅长吴芬与二团反动骨干密谋，准备把二团从柠条梁调进安边城，以武力解决掉一团。10月15日，吴命令二团团副张鼎臣率领卫士十余人进驻安边“万发店”，对一团军官宣扬整编的所谓“好处”，同时用封官许愿的卑鄙手段来瓦解一团的革命力量。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情势紧迫，如不及时起义，一团革命力量即难保全，新十一旅的进步势力也会遭到摧残。因此决定派冯世光、王子庄到定边警三旅旅部来找我汇报情况，并请求援助起义。
抗战胜利后，中央军委决定调我去东北工作，正式命令未下达之前，三边地委书记高峰向中央建议，要求留我处理完新十一旅的问题后再去东北。
说起来我跟新十一旅还有点渊源呢。1930年4月，陕北特委派我随谢子长、刘志丹到宁夏王子元团的学兵队当兵，开始在党的领导下搞兵运工作，于1930年9月又在新十一旅曹又参特务营的四连当过排长。后来参加几次兵暴，都跟新十一旅地下党的领导有关。抗日战争期间，我又跟新十一旅在三边搞联防，统战工作、党的工作都是通过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去做的，不论在新十一旅的上层还是基层中，我都有很多熟人。所以，局势变化了，要我留下来继续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新十一旅的冯世光和王子庄来到定边，商谈有关起义事项，我们决定于1945年10月27日起义，并派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驻三边保安科科长葛申随冯世光、王子庄到三边去，名义上是警三旅的联络参谋，实则秘密地带进一部电台住在冯世光连里。
不几天，冯世光又于1945年10月23日到定边向我汇报，说是由地下党员赵武臣连长处得知二团已决定10月28日以长途野营的名义进驻安边整掉一团。针对这一紧急情况，经请示中央军委同意，决定新十一旅提前于10月25日起义。我对冯世光说，届时将派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率领先头部队去安边，大部队随后就到，支援起义。
二、安边得解放
新十一旅旅部及驻安边一团的起义工作，虽然处在急迫的情势之下，但由于有长期的工作基础，组织领导又比较周密，进行得很顺利。从1945年春开始，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即按照上级党组织的意图，在一团办了两期排以上骨干军训班、训练班。军训班主任是王子庄，他那时尚未入党，但一直为党工作。第一期军训队长是李树林，第二期军训队长是冯世光，都是当时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这次训练名义上是军训，实际上是思想政治教育和民主革命教育。这些经过训练的骨干，为新十一旅反蒋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为了团结党外人士，促进新十一旅进步力量的发展，经三边分委研究同意，于1945年在新十一旅成立了统战性质的群众性进步组织—西北民主运动促进会，在推动新十一旅的上层人员参加起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
决定新十一旅提前起义的指示下达后，1945年10月24日晚，牛化东、冯世光、李树林、王子庄、赵武臣、高昆山，以及从我们这里派去的葛申，共同开会研究，由牛化东担任起义总指挥，并命令驻守白泥井的一团二营营长柴明堂要听从调动，同时将该营朱子春（地下党员）领导的第六连调进安边执行任务。
10月25日拂晓，起义开始。首先，围攻旅部，扣压了副旅长吴芬、参谋长石佩玖，以及国民党定边县党部书记长，公安局、邮电局、税务局局长等人。同时，冯世光立即带人来到万发店。这是新十一旅过去的头头们自己开的一家骡马大店，专门接待南来北往的商人旅客。既是客店，又兼做生意，烟土、皮毛、布料、食盐等什么都有，满院子拴着骆驼、骡马、毛驴。这儿还是新十一旅某些有烟、赌嗜好的官儿们聚赌、抽大烟的地方，经常是通宵达旦，灯火通明，烟气腾腾，难得有几个清晨是安静的。
冯世光带人闯进张鼎臣住的那间大房子里，只见桌面上杯盘狼藉，隔夜的酒席尚未撤去。张鼎臣敞着领扣，嘴里斜叼着一支香烟，屋子里到处坐的是人，也有斜躺在炕上抽大烟的。除了张鼎臣的卫士外，其余的是他想煽动跟他一起去整编的一团某些人。见冯世光带人进来，张鼎臣的卫士们霍地站起来，都想抄家伙，他们的盒子枪有的背在身上，有的挂在墙上。
冯世光大喊一声：“你们要干什么？”
张鼎臣以为自己胜利在握，便伸出一只手向下按了按，他的卫士们又都坐下了。张鼎臣不紧不慢地说：“你来得正好，你要是同意整编，跟我走准少不了你的好处……”
冯世光冷笑了一声：“你当然有好处，可没有我们的一丁点儿好处！你别在这儿封官许愿了！”说着手一抬，顶上膛的手枪子弹就飞了出去，结束了张鼎臣这个可耻叛徒的生命。跟着冯世光进去的人，同时用枪对着张鼎臣的卫士，冯世光沉着地向其余的人宣布：“我们起义了！”
这一切情况，葛申通过电台报告给我，我不禁脱口而出：“这一枪打得好！”——好就好在对起义持观望和犹豫态度的人起到促进作用；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不抓紧部署力量，柠条梁离安边比定边离安边要近，二团要是抢了先，起义就有夭折的可能。于是，我们决定张文舟按预定方案带领七团四个连，赶快开进安边城。
参谋长张文舟带领部队抵达砖井后（这儿离安边还有50里），马上给冯世光写了一封信，说支援起义的队伍快到城下了，请做好准备。冯世光的队伍正好守在西城，张文舟的队伍从西边来，当晚即开门迎进城内。因为动作神速，连牛化东总指挥事先也来不及通知，他听冯世光说警三旅先头部队已经进城了，高兴地说：“赶快欢迎！赶快欢迎！”这时城内的起义军已经占领国民党县党部，并控制了全城的制高点。张文舟带进去的四个连，分到城四周和起义军共同把守，城内秩序井然，秋毫无犯。
10月27日，在安边城内召开了起义部队和八路军的会师大会。新十一旅参谋主任王子庄代表该旅宣布武装起义，并作了攻打柠条梁二团的誓师动员。会上警三旅参谋长张文舟宣读了支援起义的声明。
至此，红旗插上安边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解放了定边、靖边县城后，曾攻打过安边和柠条梁，因为该处城墙坚固，暗堡工事密布，没有拿下来。现在安边的新十一旅起义了，只剩下一个二团在柠条梁，打下柠条梁，三边就一片红了。
三、万事俱备
张文舟参谋长出发前，我们曾商定，必须攻打柠条梁，只有把顽固、反动的二团消灭掉，新十一旅起义的全部成果才能保住，否则，就可能引起其他的变化。由于柠条梁城外地形开阔，四面多沙漠，不易接近，所以该地易守不易攻。我们进安边后宜从速用兵，采取偷袭手段攻打柠条梁。不料此举没有成功，偷袭被敌人发觉，张文舟即拍电报给我，打与不打让我决定。我马上从定边赶到安边。
我到安边后决定，把警三旅八团的六个连从吴旗调来，部署在柠条梁南面；七团两个连（有两个连留在安边）攻打柠条梁的西门；九团和新十一旅的一个营从北面进攻。并将八团分成三个梯队从南面主攻，爆破手用炸药实施爆破，把城墙炸开后，突击队即用梯子登城，进城后向东发展。柠条梁只有两个城门（西门和东门），东门方向我没有部署部队，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有我们的一个骑兵大队；东南是陕甘宁边区，敌人若弃城而去，只能从西北绕道逃向榆林，我们的骑兵大队就正好在半路上消灭他们。开始，军委答应给我们两门三七战防炮，准备用骡马驮载运过来，后未运到。敌人的指挥所设在柠条梁西北角的炮楼上，打起来要费点事。
10月底的陕北，气候已经变得寒冷了。我们三面进攻柠条梁的部队住在帐篷里，周围都是沙漠，西北风一刮，飞沙走石，到处昏天暗地，黑夜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指战员们亲自动手，割来荒草，铺在帐篷里面的沙土地上，累了就躺在上面休息休息，饿了就吃点干粮。那时的战斗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小米加步枪嘛，干部战士都一样，若是能喝上顿热小米粥，就算很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