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分裂的当时并未暴露，也混在队伍中随陈国宾到定西城内。过了几天，我怕陈国宾发现，追查出报告王子元的事，和石子健（军委负责人）商量后，脱离部队，和高岗一同到平凉与刘志丹同志一块儿工作去了。
我党基本掌握的学兵队
王子元团驻平罗姚伏堡时，我在一连当兵。这时，陆续来了一批榆林中学的同学，其中有黄培中、李树林等数十人。谢子长从陕北把原来准备组编十一旅的同志也送来了，有贺晋年、李仲英、史法直等同志。张东皎由陕北回平罗后，在十五团组织了学兵队，有四十多人。学兵队的人员在姚伏堡已集中了，到立岗堡（现贺兰县）才正式成立。张东皎兼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李树林是司务长，卢子元、常紫良是军事教官，主要讲教典范令，也讲一点测绘、骑兵战术等军事科目。由陕北来的两批同志都编进去当学员，曹华山、常焕章到平罗先分到九旅，这时也调来编入学兵队当学员。学兵队是我党策划组织起来的，党员占多数。我那时任学兵队的党支部书记，后来石子健任支部书记，我为军委委员。1930年秋，部队在靖远时，黄培中（字育华）任军委书记，他在学兵队是文书。学兵队的队部即是军委办公室，在靖远教育馆（现在农机厂院内）的楼上，晚上，我们常在那儿开会。党在学兵队里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高鹏飞、曹盛荣、杨林、李仲英、李向明、李培青等同志都是这时发展入党的。在学兵队里，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党员学习了一些军事知识，也锻炼了实际工作能力，为以后搞兵变打下基础。
当时军阀部队里士兵的生活非常苦，但是学兵队里政治文化生活很活跃，经常开学习会、辩论会，上政治课，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讲马列主义原理，唱少年先锋队队歌，精神很愉快，因为大家都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学兵队里多是青年知识分子，我记得大家还编了许多秧歌剧，歌颂劳动人民的智慧，揭露反动军阀搜刮老百姓、反动军官欺压士兵的丑恶行径。比如在靖远练兵，看到黄河上水车汲水浇地，有的同志编歌：
靖远人民真聪明，
黄河上安了汲水轮，
浇水地不用费劲。
党员高子祥（十五团书记官）在固原战斗后曾写诗抒情，表现了当时一些革命青年的思想状况：
从军今半载，
遍足陇东游。
历尽千般苦，
挥刃未甘休。
誓愿杀敌尽，
旋里伴耕牛。
当时，学兵队的同志写的秧歌剧和诗词大量的都是揭露军阀混战不休，土匪猖獗，兵匪不分，人民遭受巨大苦难现状的。有一首是写当时甘肃情况的：
甘肃封建割据，
股头统治人民，
搜刮剥削，
苛捐杂税。
官兵变土匪，
土匪变官兵。
学员中也有不革命的，也有后来叛变走向反动道路的。
附：学兵队名单
大队长：张东皎（字伯英）
分队长：高岗（原名高崇德，字硕卿）
司务长：李树林（字友竹）
教官：卢子元、常紫良
学员：黄培中（字育华）、吴焕文（原名吴世彩，字焕文，土改时叛变）、李向明、李培青、高鹏飞、曹盛荣、贺晋年、张秀山、高昆山、曹华山、史法直（郝醒民）、吕效端、姜鹏扬（姜耀的弟弟）、李仲英、营正本（营老脑，在下马关跑了）、李登榜（在下马关跑了）、杨林（雨培）、吴文中、高上一、韩士杰（韩参谋之弟）、王德胜、路文昌、魏景明（原名魏长春）、白天齐、任正乾、常焕章、阎宝富、曹炳奎、石子健、霍义林、黄子元、张汉臣、杨宗智、冯振江、魏邦定（靖远打拉池人）、王品肖（王宋义在宁夏李岗堡入学不久回陕北了）、宋长荣（在固原战斗中，敌已攻到我军前沿阵地几十米的地方。双方火力很猛烈，他突然一个人向敌方跑，跑了几步便倒了，李副官拽着他的脚拉回来还未知死活，就撤退了，把他丢了。没有命令他就冲锋、乱跑，可能是精神失常）。
（到定西还招了一批青年学生，名字忘了）。
刘志丹领我搞兵运
刘实庵
1929年的秋季，刘志丹由保安来到安边召集慕义三、田佐勤、高尚信（团员）和我等七八个党、团员在安边城西教养所的菜园子开会。刘在会上作了形势报告，追念烈士李子州，告诉我们他在南山组建游击队，没有枪支，要求我们给他搞些枪支。
会后我们就活动搞枪，办法是我们通过王子元（安边人，原在任和亭团当过连长，当时闲着）到任和亭团买了一支手枪，钱由我们党员共同筹措。我自己拿出七十元银洋，枪买下后就交给刘志丹，他住了两三天就把枪带上回保安去了。
1929年的春季，谢子长由南面来到安边，住在东街姓郭的饭铺，经和党组织接头，派我同谢子长一起到盐池活动，我们住在盐池县城一个镇川堡人开的旅店里，以经商名义呆了两个多月，目的是等待事先已派到宁夏的两个同志回盐池接头。后来回来一个，另一个等了好久没等上，我和谢才又回到安边，他在我家住了几天后回到子长去了。
1929年冬天，驻宁夏平罗苏雨生军（冯玉祥部下）扩充军队，谷连舫、石子俊（靖边人）、王子元（安边人）、张廷芝（吴旗人）四人被苏雨生分别收编，谷连舫任第八旅旅长，石子俊任第九旅旅长，王子元、张廷芝分别任第八旅十五团团长、十六团团长。同时，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又来到安边搞兵运工作，把安边党员刘实庵（后任团部军需主任）、牛化东（后任第四连一排长）、朱光霁（后任第三连连长）、刘子贞（后任第四连连长）、姜耀（后任第四连二排长）、夏逢时（后任第四连班长）、王国栋（后任团部军需）、贺寿卿（后未去）、汪兴民（后任第三连司务长）、张东皎（后任少校团副兼学兵队队长）派到王子元团活动，张东皎负责支部工作。
1930年春，苏雨生将谢子长收编为第十旅，谢来时只带一百多人，多系学生党员（横山高岗、子长贺晋年、米脂高昆山、榆林贺志平等），旅未建成，把这一百多人中的三十多人编成十五团学兵队，高岗、李友竹任班长，张秀山编在十五团一连当司书（因该连没党员）。
八旅驻军宁夏姚伏堡，后移立岗堡，九旅驻军平罗县城。1930年6月苏雨生军奉命调防去平凉，经过固原时被黄德贵团打败，官兵损失重大，党员刘子贞、夏逢时和非党进步中校团副姚铁骏（山西离石人）牺牲。
部队折转回平罗，路经宁安堡时与冶成章决战，后八、九两旅见跟苏雨生没希望，就从苏雨生部哗变后出走到乐山、甜水堡、萌城一带，过了十多天后被兰州雷中田收编，部队开到下马关驻防。此时王子元派我同谷连舫、张润民去宁夏领饷，我走到吴忠未去银川，回到安边便不干了。
沙塘堡“压枪”
贺晋年
贺晋年与静宁似乎很有缘分，也不知是第几次来到这里了。他们住在城外界里堡一个村子里，身无分文，只有几把驳壳枪，还有一些子弹。抬头望着前面的六盘山，贺晋年心中生出无限感慨来。那次在乱柴堡遭劫，风雪里几乎是光着身子翻过六盘山；刘耀西同志在平凉教导团牺牲后，贺晋年单独一人踏着六盘山的红叶，迎着阵阵袭来的秋风，又回到静宁。经过几年的兵运工作，好不容易建立起一支红军游击队，如今又失败了。这座静宁城，只要经过这里，贺晋年就没交过好运。但他心中没有怨恨，也毫不气馁，只是觉得革命为什么这样难。生活本身是复杂的，何况要去改变它？难就难在改变生活的方法。怎样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呢？要继续革命，就要有人，有枪；有了人和枪，还要懂得如何保存。这是贺晋年在历次失败后悟出的一个道理。他已经是20多岁的人了，除了决心和勇气，他认为还要学会用脑子才行。他们五个人在一起商议了一阵，决定派个人去四周打探一下，看附近有没有大一点的土豪，先弄点钱，装备装备自己，再买几支枪，接着干！
出去探听的人回来了，说是就在界里堡的一家客店里，住着一帮烟客，带了不少大烟土。那时，在这一带烟土可以公开贩运买卖，能赚大钱，因此烟土商都伴有武装押运的镖客，人们就称他们是烟客。大家一合计，打烟客等于打土豪，这些烟商只会害民，不能利民。目前禁烟禁不住，这不义之财倒是取得的。
当下布置妥当，李培青当过兵，枪法准，让他手提驳壳枪看住那帮烟客；其他的人悄悄去取大烟土。他们不反抗则罢，如要反抗，就由李培青用驳壳枪收拾他们。
来到烟客寄宿的客店，发现他们人住在一处，大烟土放在另一处，100两一包的烟土，堆成一大堆。贺晋年带着另外几个人摸了进去，一人只取了几包，估计差不多够用了，准备退出来。那些烟客却不是吃素的，他们闯荡江湖，见过世面，人虽住在另一间房子里，眼却长在大烟土上。看到窗纸上人影晃动，他们似乎发觉了动静，其中有个人摆了摆脑袋，好像是向其他的人打招呼，准备动手抓人。李培青站在暗处，他机灵得很，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随即扬手一扣扳机，“啪”的一声枪响，早把那个摆脑袋的撂倒了。另外几个人刚冲出房门，就被李培青那把驳壳枪像用定身法一样定在那儿。李培青说：“谁敢动，我就打死谁！”贺晋年忽然灵机一动，把手里的几包烟土扔回堆里去，扭头对李培青说：“你看住他们，我进去看看。”里屋的油灯还燃着，昏黄的灯光在桌旁的尸身上跳动。贺晋年发现炕头上有一个上了锁的木箱，用手一提，沉甸甸的，他知道里面装的是硬货，便提着走了出来。然后让李培青用枪把那几个烟客逼进里屋，并用眼神示意冯镇江三人把烟土都扔回去，接着便放了一把火。
在李培青的掩护下，趁着火势，贺晋年等人很快撤出来。他们没有回原来的住处，径直朝野地里跑。这时已到金秋季节，庄稼上挂满了露水，开始成熟了。在乱柴堡和沙塘堡之间，他们找了一个新的住处，呆了几天，并且在沙塘堡找到一家有联系的老百姓，把驳壳枪埋在他家里，那时候叫“压枪”，约好日后来取。几个人便进了静宁城。
原来贺晋年拿到的那个木箱子，是烟客们的一个小金库，里面装着600多块光洋。他们先是买了一些服装，换去身上的破衣烂衫，把自己打扮起来，然后用一些钱，买了几箱供抽水烟的人吸用的烟丝。那位姓杨的和魏竞明都不是共产党员，姓杨的吵着要回米脂老家，贺晋年征得大家同意，分给他100多块现洋，让他离开了。他们四个人便扮成商人模样，准备到平凉去，如果能找到关系，买几支枪，便回陕北去找谢子长。
贺晋年他们还没离开静宁时，在同一家客店里遇见自己在十一旅搞兵运时结识的慕寿山。贺晋年离开十一旅第四连后，便是他接替了四连的连长职位。李培青跟他也很熟悉，闲谈中无意提到他们有支驳壳枪，慕寿山倒没在意，谁知却被他的勤务兵听去了。这个勤务兵只有十五六岁，也是陕西人，慕寿山刚好准了他的假，让他回去探家呢。
这个勤务兵比贺晋年他们早离开静宁三四天，他是搭乘商用大卡车出发的，正常情况下一天能到平凉。谁知车到乱柴堡和沙塘堡之间，便遇到天下大雨，西兰公路上到处是烂泥坑，车开不动，人便下来推，当天别想到平凉了。汽车刚推到隆德，天就黑了，只好在当地投宿。
慕寿山的那个勤务兵，这时也被留在隆德好几天了。原来杨虎城的部队在这里驻了一个营，是警备二旅四团二营，营长姓陈，当兵的都是陕西人。勤务兵认识不少营里的老乡，经不住大家七劝八留，便留下在这里当了兵。那天贺晋年他们搭乘的商用卡车进隆德县城时，真是鬼使神差，偏偏就让慕寿山的这个勤务兵看见了，他们却没发现他。这个勤务兵也不是有意要告发他们，因为是街头所见，他随口对几位老乡说：“这几个人我认识，他们跟我们的慕连长很熟，还带着枪哩！”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话很快传到连长那里，连长马上报告了营长。
第二天一大早，汽车开到城门口等候检查，很快围上来十几个军人。西北当兵的有个特点，就像骑兵想有匹好马一样，谁都想弄到一支好枪。驳壳枪还有个美称，叫“快枪”，即短小轻便，出手快，射击快。他们在贺晋年等人的身上、携带的货物里乱搜乱翻，除了几大包烟丝外，连一支枪的影子也没见到。
领头的不耐烦了，打着官腔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这边由贺晋年答话：“我们是商人。这不是，带了些水烟贩卖。”问话一句追着一句：“你们带枪没有？”贺晋年说：“没有，我们商人带枪干什么？”领头的鼻子里哼了一声：“说的倒好听，给我把他们看起来。”看起来，就是押起来，他们被扣留了。
贺晋年心里直犯嘀咕：“他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枪？何况枪并不在身边，可能是想讹诈吧。”他哪里知道自己又陷进一场灾难里。他被认定是这四个人里带头的，被羁押在县里大牢，带上了八斤重的镣铐；其他三个人分别关押在各个连里。他们四个人中，只有魏竞明不是共产党员，这个姓魏的人品不好，一受威吓，便供出贺晋年、李培青、冯镇江是共产党员，并承认他们的确有一支驳壳枪，而且说贺晋年当过骑兵营营长。姓魏的给贺晋年升官了，因为在水泉堡时，他知道贺晋年当过骑兵大队副大队长。有些人为了开脱自己，便信口开河，似乎把别人的官说得越大，自己得救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这一来贺晋年便遭罪了。第三天，陈营长亲自提审，他不知道魏竞明告了密，当天那些当兵的就押着他们几个人到沙塘堡把枪取了回来。可是，审问贺晋年的时候，他仍一口咬定没有枪。他从实际斗争中，体会到枪实在太重要了，特别是要有一支好枪，他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轻易把它交出去，他仿佛看到那支驳壳枪闪着瓦蓝色的幽光。以至在今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涯中，直到当上军长，他仍改不了佩带驳壳枪的习惯，认为其他手枪不过是些小玩意儿罢了。这颗爱驳壳枪的种子，大概就是在这时种下的。他为这驳壳枪的确吃尽了苦头。
贺晋年不肯招认，陈营长下命令用大刑。他们用绳子把贺晋年的大拇指和手腕套上，绳子吊在马棚的横梁上拉紧，同时逼迫他跪在地上，然后用粗大的杠子压在其腿肚子处，四个人踩在杠子上往下压。冷汗从贺晋年的额头上、颈项里，一直流到胸脯和裤腰处。上身的衣服也被扒光了，用扫帚上抽下的竹条子，把背和两条胳膊几乎打烂了。陈营长在一旁冷笑着说：“你真是条硬汉子，你不承认，可惜你的伙伴已经带着我的人把枪取回来了。”贺晋年有气无力地回答：“既然你们已经把枪拿走了，还审问我干什么？”陈营长问：“你这个骑兵营长难道就没有枪吗？”贺晋年说：“没有就是没有，打死我也没有！”陈营长叫魏竞明等三个人来对质。李培青和冯镇江看见贺晋年这副样子，眼泪都快流出来了，魏竞明的良心似乎也受到了谴责，低头站在旁边不敢吭声。两个党员一再申明他们四个人只有一支枪，再没有第二支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