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王说：“赏赐大家喝酒，让他们喝酒而失礼，这是我的过错，怎么能为要显示女人的贞节而辱没人呢？”于是命令左右的人说：“今天大家和我一起喝酒，如果不扯断系缨，说明他没有尽欢。”群臣一百多人都扯断了帽子上的系缨而热情高昂地饮酒，一直饮到尽欢而散。
过了三年，楚国与晋国打仗，有一个臣子常常冲在前边，打了五个回合每次都尽力冲到最前边。最后打退了敌人，取得了胜利。庄王感到惊奇，忍不住问他：“我平时对你并没有特别的恩惠，你打仗时为何这样卖力呢？”他回答说：“我就是那天夜里被扯断了帽子上系缨的人。”
从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楚庄王的宽宏大度，远见卓识，也可以洞悉他驾驭部下的高超艺术。
汉文帝时，袁盎曾经做过吴王刘濞的丞相，他有一个从史与他的侍妾私通。袁盎知道后，并没有将此事泄露出去。有人却以此吓唬从史。从史就畏罪逃跑了。袁盎知道消息后亲自带人将他追回来，将侍妾赐给了他，对他仍像过去那样倚重。
汉景帝时，袁盎入朝担任太常，重又奉命出使吴国。吴王当时正在谋划反叛朝廷，想将袁盎杀掉。他派五百人包围了袁盎的住所，袁盎对此事却毫无察觉。恰好那个从史在围守袁盎的军队中担任校尉司马，就买来二百石好酒，请五百个兵卒开怀畅饮。围兵们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瘫倒在地。当晚，从史悄悄溜进了袁盎的卧室，将他唤醒，对他说：“你赶快逃走吧，天一亮吴王就会将你斩首。”袁盎问起：“你为什么要救我呢？”校尉司马对他说：“我就是以前那个偷了你的侍妾的从史呀！”袁盎大惊，赶快逃离吴国，脱了险。
无独有偶。公元199年，曹操与实力最为强大的北方军阀袁绍相拒于官渡，袁绍拥兵十万，兵精粮足，而曹操兵力只及袁绍的十分之一，又缺粮，明显处于劣势，当时很多人都以为曹操这一次必败无疑了。曹操的部将以及留守在后方根据地许都的好多大臣，都纷纷暗中给袁绍写信，准备一旦曹操失败便归顺袁绍。
相拒半年多以后，曹操采纳了谋士许攸的奇计，袭击袁绍的粮仓，一举扭转了战局，打败了袁绍。曹操在清理从袁绍军营中收缴来的文书材料时，发现了自己部下的那些信件。他连看也不看，命令立即全部烧掉，并说：“战事初起之时，袁绍兵精粮足，我自己都担心能不能自保，何况其他的人！”
这么一来，那些怀有过二心的人便全都放了心，对稳定大局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一手的确十分高明，它将已经开始离心的势力又收拢回来。不过，没有一点儿气度的人是不会这么干的。
文中楚庄王虽不求什么官，但他却因能宽容自己臣子的过失，才把自己的王位坐稳坐大；袁盎因为容忍下属与其妾有奸而不但做好了高官而且还保住了一命；曹操因为用了宽宏大度这一手才扩张了自己的实力，因而可以位倾朝野。
所以，对于下属的不逊和过失，你不妨也学学古人，原谅他们，你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后果。
宰相肚里能撑船
古人说，“将军额上可跑马，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就是做领导的就应该宽宏大度，别因为下属犯了一些小过失而大加责罚。下属犯了错误你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时你就应该原谅他，并给他改过立功、将功补罪的机会。唯有如此，他们才会对你忠贞不二。这一点，清朝重臣曾国藩堪称我们的楷模。
曾国藩认为，作为军中首脑，要有广阔的胸怀和容人的度量，更重要的是能够以宽容和体贴的态度去管理部下。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下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但出乎意料，刘秀没有那样做。他把所有的军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这些书信统统当众烧毁。他说：“过去敌人强大，你们当中有人办了糊涂事，我不怪你们。现在你们都可以放心了吧！”刘秀的做法确实气度不凡，让那些曾有二心的人打消了顾虑，对他感激不尽。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即使对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能既往不咎。
曾国藩在容人方面有两个楷模，其中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刘秀，后一个就是名臣韩琦。元代人吴亮说：“韩琦器量过人，性情浑厚，不搞阴谋诡计。功盖天下，地位在群臣中最高，看不到他有喜色；担任了巨大的责任，面临着难以预测的祸患，生命危险如同叠起的鸡蛋，看不到他有担忧的神色。平时怡然自乐，从不因事物扰乱而改变，生平说话从不伪饰。他为人处世，显达时，在朝廷中和士大夫交谈；退隐时，在家休息和家人交谈，都完全出于赤诚之心。有人跟从他几十年，记录韩琦的言行，反复对照研究，言行表里都很切合，没有一处有不相应的。”
曾国藩认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应该以诚相待。在一般人看来，如果知道他是小人，就少和他来往。对于小人欺骗自己的事，发现了就一定要揭露它而责备小人，但曾国藩独独不这样做。他的智慧足以明察小人的欺骗行径，然而每次都忍受下来，不在神色上表露出来，这种容人的涵养比刘秀和韩琦都要更高深。
权利是争取来的
一谈到“权利”，人们往往把它同斗争联系起来。是的，权利是通过斗争而得来的。在这一方面，美国著名的企业家艾柯卡给我们做出了榜样。
1978年底的艾柯卡正置于破产的危险之中。为了尽快使自己的汽车公司克莱斯勒走出困境，艾柯卡开始与一些著名厂商和国外资本家协商，希望达成合作意向，但对方都被公司严重的困境吓跑了，没有人愿意拣一个包袱背在身上。
艾柯卡又去游说银行家，希望凭借自己在汽车业的声望获得贷款，仍然没有结果。克莱斯勒似乎成了一个病势垂危的传染病患者，人们宁肯远远地躲开它。
人们常说置之死地而后生，艾柯卡也面临了这样的境地，似乎已无路可走。艾柯卡毕竟是艾柯卡，他不会轻易认输。艾柯卡突发奇想，向美国政府求助，他认为美国政府不应该袖手旁观，看着一个大企业垮掉。如果克莱斯勒破产，数以万计的雇员就会走进失业者的行列，成为政府的负担。
应该说，艾柯卡的想法实在太大胆了。对于企业经营，美国政府一向标榜自由平等竞争，盈利和亏损、发展和破产都被视为正常的市场行为，如果政府帮助某一方，那必然有违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但艾柯卡无论如何都要实现这一目标。
面对美国政府，面对国会的议员们，面对卡特总统的工作班子，艾柯卡详细解释，据理力争，毫不气馁。
艾柯卡要求美国政府借给克莱斯勒公司12亿紧急贷款，帮助公司渡过难关。因为这种处境是由石油危机的冲击造成的，政府有责任帮助自己的企业。
艾柯卡出示准确的统计资料给国会议员，如果克莱斯勒垮台倒闭，政府将为此付出27亿美元的失业救济，这是贷款数额的两倍还多。如果再计入其他方面的损失，政府将要承担的费用高达160亿美元。
艾柯卡还指出，日本汽车咄咄逼人，三大汽车公司损失惨重，如果再听任克莱斯勒破产，那么无疑会帮助日本汽车扩大市场，削弱美国汽车业的集团力量。美国政府应迅速行动，保护本国工业，而不是侈谈什么公平竞争，在国际商业竞争中，政府永远都是本国工业的保护者。
艾柯卡在据理力争的同时，也受尽了责难，记者的闪光灯包围着他，各种新闻媒体的提问、猜测、评论铺天盖地。议员们责问艾柯卡为什么把一个好端端的汽车公司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去生产日本丰田那样的节油型小汽车？为什么没能预测到石油供应的突然变化、伊朗国王的突然外逃？
面对这些责难，艾柯卡简直哭笑不得，按照他们的要求，艾柯卡似乎应该无所不能，应该料事如神。艾柯卡只是一个企业家，他真想对着那些议员喊，这些问题多数应该由国家、由政府来回答。艾柯卡不能这样做，他还需要议员们举手投票通过这个史无前例的贷款议案。
做过推销员的艾柯卡使尽了浑身解数，在议员和政府部门之间周旋。终于艾柯卡如愿以偿，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投票通过借款提案。圣诞节前夜，美国政府做出决定，有条件贷款给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终置死地而后生了。
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之所以得到政府贷款，从而起死回生，是因为其负责人艾柯卡把公司倒闭、人员失业、外企的入侵等等责任和要害分析给政府、国会要员，向政府和国会据理力争而得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