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方法论上坚持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善于且敢于创新，不因循守旧。如他提出的猫论、摸论等。1978年12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闭幕会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十余年间，邓小平多次对经济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等核心问题做出权威论述，推进了理论界在经济理论研究上的突破。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次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他说：“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87年2月6日，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再次提到计划和市场。他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
1992年1月至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对争论了四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性质问题做了一锤定音的阐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西化的阴影
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桎梏，导致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过程中，中国人始终受到西化阴影的影响。从1980年代初算起，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近10年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1983年春开始，文艺界、理论界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邓小平在同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讲话说：“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部分高校发生学潮，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月底，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讲话时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7年1月1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辞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代理总书记。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是长期的，存在于开放和改革的整个过程。这场斗争严格限于党内，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内进行，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即主要是反对企图摆脱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潮。
1989年春夏之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达到顶峰。期间的4月15日，胡耀邦因心脏病猝发逝世，全国各地发生动乱；4月25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指出这场动乱是一场否定党的领导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5月13日，学生开始在天安门广场绝食；5月20日，国务院决定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6月4日，反革命暴乱平息；随后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了赵紫阳担任的一切党内职务，选举江泽民为总书记。
经济理论界在这段时间没有能摆脱这一阴影。1982年至1983年各主要报刊发表了大量批判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问题上强调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文章。红旗出版社还将部分文章编辑出版，在前言中称对这类“否定、怀疑或者至少会导致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观点”不能“漠然置之”。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批评一直延续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
1989年政治风波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的批评者又把计划和市场的问题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存废直接联系起来，出现一场新的“大批判”运动。有人甚至把“怀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崇尚市场调节的作用”列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第八个表现”，市场化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一项主要内容。
应该说，中国经济理论界的论争在1978年至1992年的十多年里还属于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论争，邓小平南方考察以后，才真正回归到学术上的探讨、引进、吸收和创新。正如学者王岳川所说，历史出现了新的契机，“即由意识形态中心化转向了商品经济多元化，经济成为这个时代的骄子。”
中国媒介经济的独特性质——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突破
媒介经济在中国的研究没有脱离中国理论界、尤其是经济理论界发展的历史轨迹和约束范畴；媒介的运行实践也没有摆脱国有企业改革的曲折路径。由于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意识形态上的刚性约束，中国媒介经济的理论发展和媒介的实践运作仍然缺乏突破和扩张的空间。
中国媒介经济的研究严格遵循了媒介产业在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且基本上以新中国的建立为起始阶段。从产业实践上看，媒介产业的发展与国家经济改革的时间表相吻合。
上海大学教授吴信训和金冠军在其出版的《中国传媒经济研究1949-2004》一书中对媒介经济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认为中国媒介经济研究经历了建国初至1956年的初循期、1957-1977年的扭曲期和1978年以来的转型期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在已经有一定发展基础的报业和电影业界，仍比较重视媒介运行的经济规律，明确报纸包括党报要按照“企业”来办，注重经济核算，电影业出现了突出社会效益和忽视经济效益与经济规律的矛盾和争论。
在第二阶段，由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成功，报纸也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全部收归国有，实行计划经济。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新闻传播业更是遭到彻底破坏，报纸仅仅剩下了政治属性和政治宣教功能。
第三个阶段分作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78年至1992年，新闻传播业的发展及理论探讨开始向经济规律靠近。⑴广告合法性的研究；⑵新闻有无商品性的研究；⑶新闻转轨问题的研究，即改变旧的新闻观念，树立适合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新闻观念。第二个时期是1992年至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层意识上探究媒介的产业化规律。⑴报业集团化、产业化的研究；⑵网络媒体经济的研究；⑶传媒资本经营研究；⑷加入WTO的研究；⑸广电产业集团化研究。
周鸿铎教授在论述我国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阶段时认为，1940年至1978年是广电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喉舌论”、“工具论”被过分强调，广播电视仅剩下了宣传功能；1978-1997年是第二阶段，广播电视单一的宣传功能被宣传功能和产业功能替代，但广电业仍受到思想认识因素和体制因素的制约；1997年至今是第三个阶段，产业化政策促动广电业从事业型向产业型转化，组建广电集团，实现产业发展的飞跃，以便在国际媒介市场竞争中占居优势地位。
总体上说，中国媒介经济学的研究者已经确立了媒介的双重属性的理论，即媒介具有上层建筑和信息产业的双重性质，也可称为媒介的政治属性和产业属性。在这一双重属性下，媒介正在由政治化向商业化发展，由纯宣教工具向社会信息服务器和大众娱乐工具转变，由大众传播向小众化和窄播化演进。
（二）特殊的产业
尽管媒介经济的发展蓬勃向上、欣欣向荣，但却有着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即媒介在中国语境下的政治属性，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刚性约束力，并清楚地表现在对两个效益的平衡上。
中国媒介经济发展和产业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不断提高媒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最终能够建立起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介集团相抗衡的社会主义新媒介，这已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
实践中，两个效益的平衡问题已成为媒介经济发展健康与否的标准。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最后总是社会效益赢得胜利。台湾学者冯建三说：“在遇有经济与社会等效益发生冲突之时，中国的媒介总是必须先扮演好‘党的喉舌’之角色，因为‘党’是社会效益的最后仲裁。”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文化产业发展中这对关系的处理问题作了权威论述。他说：“发展各类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都要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要求，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但其实这一点已经在相关法规中有明确规定：“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第一章总则第四条，2001年12月）
社会效益产生的根源在于中国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的国家所有性质，而这一性质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媒介的本质特征。魏永征认为，媒介的事业性质是“当前新闻改革的一条底线”。
按照清华大学教授崔保国领导的研究小组的研究，中国媒介产业2004年的总产值超过3000亿元人民币，仅占国民生产总值（按一万亿美元计算）0.03％左右，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但要继续发展，中国媒介面临着很多迫切的现实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相应的媒介机构从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转变。
从事业变企业，实现改制，媒介的双重属性必然受到挑战。林晖说，“所有者不明、所有权不明，以‘三跨’形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形成统一市场和资本运营都会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当务之急是从理论上取得突破，对媒介的双重性质重新解读，他建议“对不同种类的传媒区别对待，对同一传媒的内容生产和经营环节区别对待，对事业和企业实行较为切实的、明确的分割，实行分类管理、编营分离的机制。”
事实上，中国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的国家所有性质是非常明确的，也是不容挑战的，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给我们留下过很多深刻的教训，这是媒介改革下一步不能忽视的问题。
中国媒体尤其是新闻媒体的事业性质是历史的产物并非一句陈词滥调。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媒介经济在中国的实践，以及这种实践在理论上的反映。这一实践不是人为的安排，而是历史发展在中国这块饱受磨难的土地上必然的结果。
从计划作为国民经济惟一的调控手段，到今天期待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中国经济的发展走了一条漫长而且曲折的道路。作为一个特殊的产业，媒介经济的发展更是一波三折，从单纯的事业单位到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再到产业化、集团化，最后进入资本运营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全球化时代，媒介自身也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扩张空间。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媒介的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之间的对立统一成为媒介经济发展无法躲避的难题。
正如研究者们异口同声所承认的“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那样，在中国研究媒介经济的实践和理论，脱离了历史的和当下的中国语境就会成为无本之源的空谈，再鲜活时髦的理论都会在实践中弄得灰头土脸，甚至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的媒体、媒体研究者、媒体产业的投资者，以及媒介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都应当意识到，关注和尊重历史的和当下的中国语境，是确保媒体在中国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历史责任。
通讯员、新闻线人和媒体竞争
近年来，“新闻线人”作为一个崭新的名词频频见诸报端，甚至作为一种新兴职业日益受到社会的关注。与此同时，曾经在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进程中扮演过重要作用的通讯员制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通讯员队伍似乎正在逐渐边缘化。通讯员和新闻线人是一个概念的两种表述，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如果不同，他们又将以何种方式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通讯员会逐渐消亡还是将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值得探讨的话题？……疑问层出不穷。本文并不准备一一回答上述问题，只是希望结合历史背景和当今时代的特点，分析一下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这一独特现象，以期从中提出一些对我们现阶段甚至未来一段时间里加强无产阶级新闻观培养和教育不无裨益的课题。
通讯员与新闻线人的定义
关于“通讯员”的定义，《辞海》认为，通讯员是“向新闻机构传递信息、提供稿件的编外新闻工作者。”2005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则将其定义为“报刊、通讯社、电台邀请的为其经常写通讯报道的非专业人员。”从上述两个权威工具书的定义看，通讯员的主要职责是“为新闻机构撰写稿件”，这一点基本相同。但在对其身份的界定上，两个定义有所差异。《辞海》认为他们是“新闻工作者”，只不过从与新闻机构的关系来看，他们属于“编外人员”；而《现代汉语词典》则没有将他们视为“专业新闻工作者”。
至于“新闻线人”，尽管这个词近几年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较高，但目前还没有被收录进《现代汉语词典》。根据词典对“线人”一词的解释和一些研究者的看法，较为理想的定义是：通过向新闻机构提供新闻线索并从中获得经济报酬的人叫新闻线人，他们又被称为报料人。从定义上看，通讯员和新闻线人区别明显。通讯员提供的基本上是成品——新闻稿件；而新闻线人提供的则是往往连半成品都算不上的新闻线索。
在英文媒体中，我们似乎可以找到与“通讯员”和“新闻线人”相对应的英文单词。英文中的freelancer和stringer可以对应“通讯员”一词。根据《朗文当代英语辞典(英文版)》，这两个英文单词均指向新闻机构投稿的人，并且均强调其与媒体的关系是非雇佣关系。只不过freelancer偏重于强调投稿者独立为多家新闻机构工作；stringer则强调是为某一家报纸经常性提供新闻稿件。可与“新闻线人”相对应的单词则是source，意即“提供线索的人或组织”，或者更易理解的词“消息源”。世界上最成功、恐怕也是最厉害的source也许要算在美国“水门事件”中帮助《华盛顿邮报》记者成功将尼克松总统拉下总统宝座的关键人物“深喉”——前中央情报局的二号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