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发展的中国语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传媒业发展如火如荼，相关研究也已成为一门显学。逐渐进入国际化时代的中国媒体如今已走到一个历史关口，面对各类乱像和伦理操守的缺失问题，未来的道路怎么走成为每一个业界人士和学界研究者都不可回避的问题。本部分通过对中国媒介经济理论发展历程的梳理和分析，认为媒介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没有摆脱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框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曲折路径，都无法也不可能离开中国语境。任何脱离了历史的和当下的中国语境的媒体发展实践，最终都会成为无本之源的空谈。
理论上的世纪论争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从市场走向计划，再从计划过渡到市场的历史轨迹，中国经济理论界经历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论争。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仍不时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之路上。
（一）计划下的国家垄断
1.计划的伟力：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成就
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共和国后，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就将1917年11月至1918年2月这个阶段称为“红卫军对资本的进攻”（theRedGuardattackoncapital），并从1918年春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过渡。到1918年上半年，苏维埃政权成功地确立了自己对国民经济重要部门包括农场、工厂、银行、铁路、外贸、运输业等的掌控。列宁认为，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就是“将国家生产的每一件物品登记在册，并且对所有物品的分配实行控制。”
1918至1920年，英、法、美、德、日等帝国主义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武装干涉，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拖入了长达三年的内战。内战催生了战时共产主义——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强行征收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这一手段导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强化了国家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垄断统治。三年内战以苏维埃的胜利告终，一个关键的原因是“苏维埃政权能够集合整个后方、整个国家的一切资源去满足前线的需要。”
随后，苏维埃共和国经历了国民经济恢复阶段（1921-1925年）、社会主义工业化阶段（1926-1929年）、农业集体化阶段（1930-1934年）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完成阶段（1935-1937年）。
1921年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NewEconomicPolicy），允许在农业和贸易方面局部恢复资本主义。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只是社会主义的暂时退却。他对他的同志们解释说，“一定程度的贸易自由可以给予农民一种经济激励，诱使他生产更多的物品，从而促进农业的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国有工业得到恢复，私人资本将被取代；积累起力量和资源的强有力的工业则将成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最终，这个国家就可以采取决定性的进攻，消灭资本主义残余。”
1917年10月苏维埃从政治上打倒了资本主义，到1925年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时，从经济上彻底打倒资本主义的时机也来到了。在1925年底召开的第14次苏维埃党代会上，斯大林提出了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的总路线。在1927年底的第15次苏维埃党代会上，斯大林提出了农业集体化的方针，以便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1928年，苏联开始实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具体制定计划的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
计划下的国家垄断造就了苏联的早期辉煌和成就。到1932年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从世界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从1928年1952年的25年中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三倍半，发展速度超过了同一时期其它任何国家。
苏联早期成就的辉煌原因有三：⑴国家动用垄断力量获取了最大的经济利润，计划成为行之有效的经济调控手段；⑵其较低的起点凸显增长的快速；⑶西方的衰退、动荡，尤其是1929-1933年大萧条带来的忧虑和失望反衬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计划这一手段的伟大力量。美国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甚至赞叹：“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对于不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来说，苏联在30年内取得的惊人变化是有吸引力的。使这些惊人的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对这些民族来说非常重要。
对中国而言，这正是一个值得完全效仿和追随的模式。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曾撰文说：“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群起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之际，恰逢资本主义各国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战争频仍，危机四伏，而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接连两度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及其穿插其间的造成世界性大恐慌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再比较社会主义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迅速成长为强大国家的鲜明例证，国人对资本主义抱以怀疑态度，几不可免。”
2.国际国内形势和意识形态的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国面临苏联成立初期类似的国际国内环境，同时，连年战争和国民党政权垮台前的破坏，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新政权一方面面对进城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一方面面对如何改变满目疮痍的城外的广大农村的问题。在此之前，毛泽东就已经为解决问题找到了他的方案。1949年6月在纪念建党28周年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他说：“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
到1950年10月，有25个国家承认中国，17个国家与中国建交，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多数拒不承认新生的人民政权。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进一步威胁。
1950年冬至1953年春，中国开始新解放区约2.64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土地制度改革，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
1951年9月至1952年秋，自北京大学发起教员政治学习运动起，中国开始了独特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12月和1952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掀起在国家机关、国营企业中进行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官僚主义）和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的“五反”斗争（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样，党和国家基本查明和掌握了私人工商业的情况，消灭了投机商，“保证了国家的计划经济”。
1952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决议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重点发展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开始，中国进入了大规模的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并在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中写入了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个体私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总路线。
到1956年底，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中国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国民经济建设实践中，中国学习苏联经济建设的做法，从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在经济理论上，1952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中国的出版成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权威依据。斯大林在书中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强调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断言生产资料“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价值规律的作用同建设共产主义是相矛盾的。
对苏联模式的盲从和意识形态上的刚性要求，最终导致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和理论建构上教条化。这种教条思想甚至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仍然存在，迄今仍时隐时现，无形中增加了中国社会的改革成本。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经济理论的四次论争：姓“社”还是姓“资”
1.第一次论争：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争论焦点：
（1）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存在的客观必要性。以马克思主义的商品价值理论分析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承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生产。
（2）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一种观点认为三大改造完成后价值规律只起辅助作用了，随着国家计划管理范围的扩大，其作用范围还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价值规律的作用虽然受到了限制，但其作用范围非常广阔，只是作用的形式表现不同了。
2.第二次论争：1958年至1959年人民公社化高潮时期的讨论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农业上刮起了浮夸风和共产风，工业上则大炼钢铁，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个阶段的争论焦点仍然是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主要观点认为：（1）中国还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2）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在国家指导下进行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会导致资本主义；（3）必须充分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服务。
3.第三次论争：1960年至1965年文革前
争论焦点：
（1）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上，批判无流通论。
（2）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是利用价值形式管理企业提高效率的方法。
（3）提出首先按照价值规律办事的观点，学习资本主义管理方面的有用经验，比如组建托拉斯等。
4.第四次论争：1966年至1978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会产生资本主义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主流观点。粉粹“四人帮”后的那几年，经济学界对“四人帮”谬论的批判一般限于强调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姓“社”不姓“资”的形而上层次。
摸着石头过河——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历史的拐点——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全会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经济建设问题上，从纠正急于求成的错误倾向和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等问题出发，必须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措施，对陷于失调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进行调整，对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着手认真的改革。
在1978年至1980年这段时间，经济学界在理论上取得如下突破：⑴承认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⑵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⑶社会主义存在竞争规律；⑷利用价值规律实现企业自动调节；⑸社会主义经济应该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从实践上看，中央当时的观点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市场经济的思想在孕育萌芽；在安徽和四川两省，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和国有工商业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这些做法是当时形势下的一种试探性改革，但也为后来腐败和价格双轨制等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理论上，仍然受到“姓什么”的意识形态标准的严重束缚，改革的窗口在小心翼翼推开。
2.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理论突破
20世纪80年代初理论界曾经出现对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商品经济观点的批判，商品经济的提法一度绝迹。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旧的经济体制主要弊端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决定》将我国的计划体制的基本点做了四点概括：“第一、就总体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第二、完全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交换，主要是部分农副产品、日用小商品和服务修理行业的劳务活动，它们在国民经济中起辅助的但不可缺少的作用；第三、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都是计划经济的具体形式；第四、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指令性计划则是必须执行的，但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
3.十四年改革开放的全面总结——1992年10月12日党的十四大
江泽民在向十四大大会做的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
4.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理论论争的贡献
作为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无疑在当时的经济理论论争中起到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