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希特不赞同康德对于物自体存在问题的论述，他认为这种将表象与物自体分离开来的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向一种怀疑主义。在他看来，一个严密的哲学体系应该是像笛卡尔那样，从一个最高的明确无误的不证自明的第一原理出发，按照其内在的必然性，以严明的逻辑推理出来的系统。经过休谟提出的问题，物到理智之间的过渡存在一个逻辑上无法逾越的鸿沟，所以他同意康德的意见，也就是只有唯心主义才是可能的。但他认为，我们应该抛弃物自体这个概念，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绝对自我的概念。这个绝对自我，不是经验的自我，也不是先验的自我，而是所有自我意识中的先验要素。这种自我意识提供了所有认识的先验根据，是一切知识和经验实在性的根据和先验的源泉，也就是认识论和知识学中的最高根据和出发点。这里他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融为一体，并给予了自我一种相当高的地位，赋予了自我创造性行动的可能。他的学生叔本华评论他勇敢地将认识问题归之于理智直观，彻底取消了物自体，是一种绝妙的灵感。
在费希特的着作《自然法学基础》（1796年）中，他提出自我意识是一种社会现象。任何客体的自我意识，它的必要条件是所有其他理性的客体存在。这些（其他）客体共同影响并召唤起每个单个个体其自身的自我意识。这个观点是由他的认识论（知识的科学）所延伸出来的，他证明了每个自我的意识产生依赖于每一次它对非我的把握（用费希特的话说，就是自我设定非我）。由这些观点所导出的我／自我之间的差异（自我在自身中设定非我与自我相对立）最终发展成了费希特的认识论（绝对自我，自我设定自己本身）。
费希特由一种自给自足的观点发展出他的国家理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应该控制国际关系，货币价值，并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由于为了达成意识需要与其他理性的存在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费希特认为在不同的党派间必须有一种彼此之间的共识。
1806年，柏林被拿破仑占领期间，费希特发表了数篇《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激发了德国国家主义，同时也被引证为一种浪漫国家主义的例子。文中，他继续了他早期作品中对宗教和法国大革命的辩论，并提出德国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为优越。在他其他的早期作品中，他称犹太人将侵蚀德国，公开表示希望将犹太人驱逐出德国。他还对波兰表示厌恶，宣称他们的文化是野蛮的，波兰人都是尚未开化的蛮族。
尽管费希特是自康德的着作发展开来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但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性往往被轻视了。费希特往往被认为是连接康德和黑格尔两人哲学间的过渡人物。近些年来，由于学者们注意到他对自我意识的深刻理解而重新认识到他的地位。和在他之前的笛卡尔和康德一样，对于主观性和意识的问题激发了他的许多哲学思考。费希特也涉及政治哲学，因而他被一些人认为是德国“国家主义之父”。
5．“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
花白的乱发倔强地翘立着，面部表情极其严肃，这个让人感到古怪的、声称他活着就是为了写书的人是谁？
1788年2月22日，他出生于普鲁士的但泽（今波兰北部的港口城市革但斯克）。父亲是一位荷兰裔富商，性格开朗的母亲后来成了一名受人喜爱的小说家，并主持过魏玛当时颇为重要的沙龙。他游历了欧洲，研习了多种语言。他先是短暂地享受了生活的浮华，然后便成了一名思想之友，并决心以思想来抗拒日常生活的闲散安逸。他渴望思考，23岁时他已成为一个思想者，他的对答如流使得试图说服他放弃哲学的洛可可时期的老诗人维兰德哑口无言。
“追求的无私与真诚，对解开存在之秘密的强烈渴求，深思的执着不渝，对物质本质的刻意研究以及对真理的挚爱”构成了他——阿尔图尔?叔本华——研究认识体系的前提与动力。无论就其方式还是内容而言，他都是为了真理——凭借智慧的真诚揭开它的秘密。应该结束哲学中概念的抽象化游戏及隐藏于哲学背后的智慧的谎言与迷惑；应该提倡对哲学既成材料的肯定，即分裂为自我的意识（自我意识）和他物意识（外在体验）的经验意识。叔本华将此称之为唯一的“直接”，真正的“既有”。他认为，任何不再深入探索，“随意将一些挑选出来的抽象概念，如绝对、绝对物质、上帝、无尽、有尽、绝对本体、存在、本质等等作为出发点”的哲学，都是漂浮在“空气中的无根之物”，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真实的结果”。正确之路应建立在人类知觉可以感受的事实基础之上，并摆脱导致概念的体验。他称他那个时代的专业讲坛哲学家是“胡说八道者”和“江湖骗子”，说他们带给这个世界的都是些空洞无物的概念，而他们则在这些概念的思想灌木丛中四处寻找出路，他要在他的着作《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予以驳斥。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分四册，包括认识论、自然哲学、美学和伦理学。开篇他便作出核心断言“我之表象即世界”，并首先追溯到他的思想之师伊马努埃尔?康德。康德认为，人们不是从自身看待世界，而是仅把它当作一种现象，一种与其认识力相符的概念。事物本身对人必然是藏而不露；他指出通向事物表象的途径——砾石或鲜花因而便不可理喻，可理喻的只有它们的表象。叔本华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为其主要着作奠定了基石。他在这篇论文中指明，只有对人来说才存在空间、时间与因果关系，而事物本身决不具备这些特性。原因与结果、时间与空间属于人的本质，是由人表现在这些事物之上的。
如果叔本华就此止步而没有勇气继续思考下去的话，那么他的着作便不可能支持并加强康德的理论。叔本华试图弥补康德在其哲学图纸上遗留下来的一大块空白，从而提出了“事物本质”问题。在研究中，他先从作为试验对象的“人”着手，从“经验意识”分裂为外在体验和自我意识出发。他认为，肉体对于意识来说不过是“暴露的外表”；“正像对于地球一样，我们只知其外壳而非其内在”——在这外表下面有一内在原理发挥着作用，即意志。他从人类推及动物与植物，甚至无机物质。“植物体内运动、增生的力量；物质结晶的力量；导致磁铁指北的力量；异质金属相擦而产生的相向力；物质的避与寻、离与合的亲和力；甚至使石子落地，地球绕日而行的万物皆有的重力”即为意志。世界在人看来是空间的、时间的和具有因果关系的，按自在之说即“意志”。
他为自己的发现而振奋。1822年，叔本华来到了当时德国的哲学中心柏林，他希望在这里把他的发现报告给世人。他被允许在大学授课，并撰写教授论文。尽管他当时只是小有名气，由于对自己思想实力的坚信，他向万人敬仰、大名鼎鼎的黑格尔发起了挑战：叔本华将自己的课程安排在与黑格尔同时进行。然而大学生们仍然蜂拥着去听黑格尔讲课，叔本华却只能面对空空如也的听众席。
他为此大为失望，不久便辞掉了教职。他的着作开始只受到极少数人的关注，即使有人阅读过，也只是一知半解。1848年的民主运动失败后，当黑格尔的理论在哲学中越来越失掉其权威地位之时，公众才开始认真地研讨叔本华的作品。民主的理想化为乌有，人们渴求这样一种哲学，这种哲学将人置于坚实的、具体的基石之上，并且，这种哲学切近生活。在生命的暮年，他渐渐地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叔本华留下了什么？他的哲学在哪里留下了痕迹？他在德国文化的先哲中居于怎样的地位？应该说，叔本华确实影响了他身后的思想家，并间接地影响了德国文化：一些给德国思想界带来深远影响的人，如尼采，都曾研究过他，并踩着他的双肩成长起来。
如今叔本华的作品除了大学的哲学研讨会外，几乎再也找不到读者。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一些表面现象，即他的性格、他的观点，特别是他本人，常常是将这个严肃的人看成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一个敌视人类的人，一个在其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英式庭院里，孤独地由一只长毛狗相伴，静静地进餐，并抱怨着世界与人类的怪僻之人。对我们来说，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典型，正如他自己常说的那样，是一名“厌世者”，生活对他简直难以忍受。1820年，他在内心的极度绝望中写到：“我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样陌生。尘世荒凉而人生漫长。”即使是死亡的念头也不能给予他慰藉。临死前，他对医生格温纳尔博士说：“若能达到虚无之境，便是对我的仁慈了。可遗憾的是死亡也是无可指望的。”叔本华对人充满了怀疑和蔑视，他坚信人具有一切可能之罪恶。他总是惧怕被抢劫，因而在床边放着一支手枪。他从不让人剃须，因为怕人用剃刀割破他的咽喉，他说，“没有不能够灌输到人们头脑中并能左右人们言行的谬误”。他还说，“大部分人的判断力是残缺的，甚至常常是徒有虚名的，他们注定要由别人牵引，这样的人不足与之交谈”。足见他对人是何等的蔑视。他的生活经验更强化了他的这种态度，尤其是在初期阶段，他的作品不为人们认可更加深了他近于憎恨的痛苦。
6．“哲学超人”尼采。
1889年1月的一天，意大利都灵。芬诺家的房客、蓄着大胡子的古典语言学教授走进卡里加诺广场，径直向等候在那里的一辆出租马车走过去，到了近前，他伸开双臂，把那匹驾车的骏马紧紧地抱住。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个人悲剧的最后一幕由此揭开，同时，有关这位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的神话般传奇故事也便从这里开始。
医生诊断，他患了“精神错乱”症。现在，他必须回魏玛去。而妹妹此时再不敢迟疑，她竭尽全力为哥哥的声望和思想传播呼吁、奔走。在哲学家精神完全崩溃特别是逝世之后，一股“尼采热”开始了。早在1888年，丹麦文学评论家格奥尔格?布兰代斯便曾在哥本哈根举办过有关这位当时还完全不为人所知的哲学家的讲座，公开介绍他的着作和思想。一些诗人，从斯特凡?格奥尔格到戈特弗里德?贝恩，都曾直接受到了尼采的影响。后来，恩斯特?贝尔特拉姆写了《神话学的尝试》一书，故意对尼采的生平和作品作了新的解释，导致了日后纳粹党人对其作品的滥用。
1844年10月15日，尼采出生于吕岑市附近勒肯镇一个普鲁士牧师家庭。幼年丧父，尼采在一个完全是女人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身边是他的母亲和妹妹伊丽莎白——这正可以从心理学上作出解释，为什么他在与女人的交往中显得那么无能，为什么他最终又带病回到了家庭的怀抱之中。这个天分极高的少年得到了一份普福塔寄宿学校的奖学金。这是一所纪律严明的着名文科中学，从这里曾走出过无数的知名学者。中学毕业以后，他先后在波恩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和古典语言学。一切都预示着一个辉煌的学术生涯，因为在1869年，在尼采刚刚25岁且尚未取得博士学位时，就已经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古典语言学教授了。但是，由于眼疾，害得他经常偏头疼，以致不能工作。十年以后，他被迫辞去了教授之职。
为了寻找一个在气候和人际交往中都对自己健康有益的环境，从那时起他便开始了一种不安定的游历生活。冬天他到过意大利的索伦托、热那亚和法国南方的尼斯，夏天他进过阿尔卑斯山。自1889年精神失常之后，他一直处于母亲和妹妹的照料之下。在这期间，妹妹在魏玛建立了“尼采档案馆”。1900年8月25日，尼采在魏玛逝世。
还在他上大学的时候，尼采就接触到了叔本华的哲学。在叔本华的哲学中，“生存意志”的形而上学原则只有通过艺术，特别是音乐才有可能得到解救。尼采认为，这种美学在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哲学家和作曲家由此建立了亲密的友谊。然而，当尼采开始脱离叔本华，而瓦格纳正为年轻的德意志帝国的民族主义野心喝彩之时，两人断交了。不幸的是，他爱上了瓦格纳后来的妻子柯西玛——他称她为“阿里亚娜”。他在自己精神崩溃前夕，才在所谓的“幻觉纸条”上承认：“阿里亚娜，我爱你。”
凭着对叔本华作品的印象以及与叔本华的支持者理查德?瓦格纳的亲密友情，1872年，尼采写出了他的美学着作《悲剧的诞生》。在这部着作中，尼采把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神和狄奥尼索斯神当作样板：太阳神阿波罗的理性原则只有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醉意中才有可能得到解脱，而音乐正是为这种醉意存在的。在《不合时宜的观察》一书中，他以实例证明：认识总是与兴趣联系在一起的，由此他推导出一个“认识论的透视主义”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思维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在“上帝死了！”这句名言中，包含了尼采伦理判断和对现代主义批判的核心：人类在一个打上科技文明烙印的世界中，把一切有约束性的价值尺度都丢掉了。
针对这一点，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创造了“超人”，他绝不是指达尔文理论中那种人类生物学上的继续进化，而是指“正在出现的生命”和在道德上自立的个体化身，这种个体根本不顾及已存在的价值。在个体的强大和乐天知命中尼采看到了“权力意志”，它显示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原则特点。以此强调人的体验而反对（科学的）认识，尼采于是成了存在主义的先驱。
尼采从没有像康德和黑格尔那样建立一个系统的哲学体系。从1878年起他的主要出版物是格言集，他所谓的主要着作《权力意志》，完全是由他妹妹根据他遗留下来的笔记整理出来的。就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最有名的着作——尽管它的“战地版”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塞在德国士兵的背包里——也没有发展成一个体系。格言式风格产生了对其作品的歧义理解，它先是被德国军国主义者所滥用，后又受到了法西斯主义者的青睐。
就是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也出现了“尼采热”。鲁迅曾经在他对文明的批判中引用过尼采的话，并且两次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序言译成中文：先于1906年至1908年把它译成文言文，后又于1920年把它译成白话文。
7．备受争议的海德格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