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牛顿一样，莱布尼茨终生未婚。同牛顿不同的是，莱布尼茨从未在大学执教，他平时也从不进教堂，因此他有一个绰号Lovenix，即“什么也不信的人”。教士以此为借口不予理睬，宫廷也不过问，无人前往吊唁。弥留之际，陪伴他的只有他所信任的大夫和他的秘书艾克哈特。艾克哈特发出讣告后，法国科学院秘书封登纳尔在召开科学院例会时向莱布尼茨这位外国会员致了悼词。与牛顿死后厚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形成鲜明对照，莱布尼茨下葬于一个无名墓地，仅仅是他的私人秘书和带着铁锹的工人前往。不过，他死后七八十年，人们于1793年在汉诺威为他建立了纪念碑；于1883年在莱比锡的一个教堂附近为他竖起了一座立式个人雕像；1983年，人们在汉诺威照原样重修了被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莱布尼茨故居”，供后人瞻仰。
在莱布尼茨从事学术研究的生涯中，他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还有不少文稿生前未发表。在数学方面，格哈特编辑的七卷本《数学全书》是莱布尼茨数学研究较完整的代表性着作及七卷本的《哲学全书》。已出版的各种各样的选集、着作集、书信集多达几十种，从中可以看到莱布尼茨的主要学术成就。今天，还有专门的莱布尼茨研究学术刊物“Leibniz”，可见其在科学史、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莱布尼茨还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倡导者，他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哲学思想十分关注，他是最早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德国人。他向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格里马尔迪了解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包括养蚕纺织、造纸印染、冶金矿产、天文地理、数学文字等等，并将这些资料编辑成册出版。他认为中西相互之间应建立一种交流认识的新型关系。
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莱布尼茨写到：“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欧洲”，“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时间哲学，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在这里，莱布尼茨不仅显示出了不带“欧洲中心论”色彩的虚心好学精神，而且为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极力推动这种交流向纵深发展，使东西方人民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进步。
莱布尼茨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毕生的努力，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虚心好学、对中国文化平等相待，不含“欧洲中心论”偏见的精神尤为难能可贵，值得后世永远敬仰、效仿。
2．“古典哲学的顶峰”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8月27日生于斯图加特，父亲是公国税务局的书记官。在小学和中学，黑格尔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思想教育。作为一个有教养的首府市民，他决定学习神学，于是在18岁那一年的秋天进人图宾根神学院就读。在那里，他结识了荷尔德林和谢林。对法国革命和希腊文化的热情，对康德思想的认同，决定了这些朋友们的世界观。黑格尔完全站到了老师们所授神学理论的对立面。1793年底，黑格尔到伯尔尼一个城市贵族家庭当教师，直到1797年初，荷尔德林才把他从孤独的处境中接回到法兰克福的朋友中间来。
父亲去世后，黑格尔继承了他的一小部分遗产，这时才放弃家庭教师职业，在哲学家谢林帮助下来到耶拿——当时哲学思想的中心。他先做讲师，再做副教授，开始在耶拿大学的一小部分学生中宣讲他的思想体系。当他最后有机会将他思想体系的第一部分写成巨着《精神现象学》出版时，却在由于财政原因导致的政治混乱中被迫离开了大学。他先在班贝克任报社编辑，然后到纽伦堡中学当校长兼哲学教师。在中学的工作使他有时间完成他的《逻辑学》。在纽伦堡他和出身于贵族家庭的玛丽?冯?图赫尔结了婚。
1816年，黑格尔到大学讲授哲学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被聘为海德堡大学教授，两年后又应聘到当时生机勃勃的柏林大学。作为授课的基本教材，他先后出版了《哲学全书》和《法哲学原理》。在大课上，黑格尔向越来越多的学生阐述他整个的思想体系。黑格尔学派在普鲁士大学里的影响越来越广泛。黑格尔积极参与普鲁士首都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并在不断的旅行中扩大了自己的文化视野。1830年他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11月14日，黑格尔因突染当时正在蔓延的霍乱（也有人说是因胃病）逝世。
黑格尔是最后一位现代伟大哲学体系的创始人。其在世时所起的作用，不仅表现在他的着作中，更表现在他的教学中。黑格尔逝世后，由于对神学和政治问题的争论，使黑格尔学派分裂成左派和右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体系，建立了所谓唯物辩证法，把哲学引向暴力革命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公开声明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的辩证法部分源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冥想。黑格尔以规律性来解释辩证法的观点，这种规律性是以思想和自然性作为根据的：每个命题自己就包含着它的反命题，两者又在综合命题中被扬弃。“扬弃”在这里具有“保存”和“结束”的双重意义。这（暂时的）最后阶段在不放弃本身意义的情况下，将上述的双重意义甩在了后边。这样的一种“扬弃”也是一种中介，它“本身”就具有来源的确切性。
1821年，《法哲学原理》出版。这本书超越了书名的限定，包括了“在实践理性的一定要素中的整个体系”。该书“序言”中的一句话成了影响极大的名言：“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它成了复辟的公式，政治守旧主义的公式，成了君权神授和敕封圣徒称号的哲学依据。黑格尔的哲学因此被正式定为“普鲁士国家哲学”。但实际上，黑格尔的公式却包含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合理思想。
黑格尔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在思想中领会它的那个时代”。在《法哲学原理》的“前言”中，他以这样的一段话来作结束语：“如果哲学把它的灰色画成灰色，那么生命的形象就变得陈旧，用灰色画灰色不会使自己年轻，而仅仅是能够辨认，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暮色降临时才起飞。”
黑格尔逝世后，他在海德堡大学和柏林大学的讲稿由他的弟子们整理出版，这些着作是：《宗教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和《历史哲学》。黑格尔的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美学讲演录》中。
黑格尔美学吸收了艺术的清澈性和开朗性，减少了哲学的迟钝性。艺术美占据着思想的另外一个领域，作为科学思想，它生产的需要另一种感觉器官。它置身于艺术的自然里，自我过渡到客观的存在，而不是像宗教所需要的那样从内心出发再转入其他领域。
在《美学》中，黑格尔把他的美学称为“艺术哲学”，把美学看成是哲学的一个部门。他认为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美，确切地说是美的艺术。他给美学下的定义是：“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示”。黑格尔美学思想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巨大而深远。
3．探索“哲学星空”的康德。
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年），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有人把他的哲学比作蓄水池，前人的思想在此汇集，后人的思想则从中流出；也有人将他的哲学比作是一座桥，如想进入哲学之门得首先通过康德之桥。
康德生于东普鲁士的格尼斯堡（该地l945年以后，成为前苏联和现在的俄罗斯的领土），父亲是一个马鞍匠。康德小的时候在教会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到1740年进入格尼斯堡大学神学院学习，1745年毕业。毕业后康德当了家庭教师，并一做就是9年。从1755年开始，康德一直在格尼斯堡大学任教，当了多年的编外讲师，1770年晋升为教授。
康德的家境很贫寒，但他声称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不欠任何人一文钱。他曾说过：“当任何人敲我的门时，我可以永远怀着平静愉快的心情说‘请进’。因为我肯定，门外站着的不是我的债主。”这一点他和许多伟大的德国学者一样。康德深居简出，终身未娶，一辈子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他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如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变化过，就像机器那么准确。每天下午3点半，工作了一天的康德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着名的散步，以至于邻居们都纷纷以此来校对时间。但有一次例外，他没有按时出门散步，这使得他的邻居们竟一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原来此时他正在读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卢梭的名着《爱弥尔》，他深为所动，为了能一口气看完它，所以破例放弃了每天例行的散步。但是，他那刻板和平静的表面生活与他的丰富多彩而又充满着革命思想的内心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他居住的是普鲁士的边远的小城，但他却注视着世界的最新发展，讨论着时代的前沿问题。他曾创造了深刻反映启蒙精神的批判哲学，随后又明确地提出了“什么是启蒙运动”。时至今日，这个问题还一直吸引着许多哲学家的思索。
康德就像一个阅历丰富的旅行家那样，在人类学着作中对各国风土人情做了详细而生动地描写，可谁又会相信他一生中只有一次离家到一个100公里外的城市旅行的经历。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他的理性宗教观却被普鲁士当局指责为“歪曲蔑视《圣经》和基督教的基本学说”。同卢梭一样，康德是一个平民哲学家，同时他也是卢梭的崇拜者。他说：“我生性是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急切地要知道更多的东西，有所发明才觉得快乐。我曾经相信这才能给予人的生活以尊严，并蔑视无知的普通民众。卢梭纠正了我，我想象中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除非我的哲学恢复一切人的公共权利，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
以1770年他提出教授就职论文为界，康德的思想发展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个时期。在“前批判时期”，他提出了“关于潮汐延缓地球自转的假说”和“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他从物质自身的运动和发展来解释自然现象，因此，有人说：“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
1781年，康德发表了《纯粹理性批判》这部哲学名着。可是，恰如康德枯燥乏味的生活一样，这本洋洋数十万言的大作非常晦涩难懂。曾有一个读者对康德抱怨说：“读你的书十个指头都不够用，因为你写的句子太长了，我用一个手指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指头用完了，一句话还没有读完。”但是，思想的光辉是艰深的哲学语句所不能遮掩的，康德哲学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成了哲学领域内“哥白尼式的革命”。此后康德又陆续发表了《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两部着作。三部着作的相继问世，成了康德批判哲学体系诞生的真正标志。
4．德国“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
费希特（1762～1814年）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1762年5月19日出生于拉梅诺，1814年1月27日在柏林去世。费希特的主要着作有《知识学基础》、《知识学导言》、《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等。
费希特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拉梅诺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1780年起，他先后在耶拿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学神学。1784年，由于经济原因，他在获得学位前就结束了他的学业，之后他在苏黎世做家庭教师。1794年，费希特任耶拿大学教授，并曾到爱尔兰根大学任教，晚年任柏林大学教授。
1790年，费希特结识了德国着名诗人克洛普施托克的侄女约哈那并被她深深吸引，后来两人结为夫妻。同年，他开始研读康德的着作，这对他后来的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791年，他前往哥尼斯堡拜见康德。为了让康德了解他，他基于康德哲学写了一篇研究康德批判哲学和神学领域之间联系的宗教长文《试评一切天启》。康德读后大加赞赏，不仅赞助出版了这篇文章，还推荐费希特前往大学任教。由于一些不知名的原因，此文被匿名发表了，让人们以为是期待已久的康德自己对于宗教的批判着作。之后康德澄清了事实并公开赞扬了这部着作，这个事件使得费希特在哲学界的声名大振。
1794年，费希特成为耶拿大学教授，主持康德哲学讲座，并完善他的哲学体系。此后他陆续发表了《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自然法学基础》、《知识学原理下的道德学体系》等。1798年，在他担任《哲学杂志》责任编辑的时候，收到了一篇宗教怀疑论的来稿，虽然费希特不赞同作者观点，但由于他坚持出版自由，还是将此文发表。这篇文章后来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攻击费希特是个无神论者，迫使他离开耶拿迁居柏林。1806年，普法战争爆发，费希特担负起宣扬爱国主义的任务。1807年，他回到法军占领的柏林，发表了着名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同时倡议建立柏林大学。1810年，柏林大学建立，费希特担任第一任校长。1813年，柏林保卫战爆发，城中挤满伤员，瘟疫流行，费希特感染斑疹伤寒，于1814年1月去世。
在哲学上，费希特直接从康德出发，批判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进一步贯彻主观唯心主义。他认为康德的“自在之物”并不存在，纯属虚构；而“自我”则是唯一的实在，它是一切经验的根据，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由此他提出自己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自我设定自身”，即“自我”是第一性的。它不依赖任何别物，而是自己规定自己，自己产生自己；“自我设定非我”，即“自我”是世界的创造主，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是“自我”创造出来的“非我”；“自我和非我的统一”，即“自我”扬弃自己的对立面“非我”而回到自身，达到“自我”和“非我”的统一。他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阐述了主体的能动作用，以及思维和存在、理论认识和实践活动相统一等思想。他的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曾对黑格尔产生了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