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见到古贝已是第二年的春天。有天晚上我去社科院找李震，上门挂锁——那时李震的夫人刘亚丽尚未从陕北调来，这位大胡子常常不着家门。我不想白跑，便去找古贝。古贝老先生也在社科院任职，作为一名单身汉，古贝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那晚正是古贝来开的门，见到我显得有点吃惊，也非常激动。进屋后我发现紫鸟也在，还有一位小妞，挺拘谨地坐着。据他们介绍，这位小妞是西安棋院的专业围棋手，几段来着，记不清了。据我观察，妞是紫鸟领来的，能看出他俩都想泡。那妞长相一般，但若以棋手的标准来看就应该算漂亮了。那天的古贝终于露出了“铁嘴”本色，与我初次见面时的印象迥然不同。他激情澎湃，唾沫翻飞，双眼圆瞪地逼视着那位女棋士，顺手拿起桌上的一册诗集《四个四重奏》（漓江版），在她面前一晃说：“我就是写诗的九段！超一流！我就是中国的艾略特！”我正怀疑那位女棋士不知道艾略特，她已在向紫鸟打听艾什么是谁。紫鸟的回答实在不够言简意赅。我补充说：“大概相当于你们的吴清源吧。”女棋士抿嘴一笑。
到了十时，女棋士要走，紫鸟准备去送。古贝对我说：“你就别走了，咱们聊个通宵！”我见他聊兴颇高，也不好拒绝。
只剩我俩时，我试图把话题引入一些具体问题。
我问他：“你读不读当代诗人的作品？我是说中国的。”
“不读！我读这些干什么？还是读艾略特有意思。”然后就把话题岔开了。
那天晚上的谈话总是这样，无法在具体问题上展开。
我发现古贝喜欢采取这样的谈话方式——宣言式的，绝对以我为主，放狂话就像开自来水一样自然。江湖上传言北岛、杨炼当年来西安时，曾被古贝辩得哑口无言。现在我可以设想那是怎样的一幕情景了。因为此刻我也哑口无言。他容不得你舒舒服服地说话，你不哑口无言还能怎么着呢？
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听他侃，他不抽烟，老咳嗽，还往喉咙里喷着什么东西——我没太注意这个细节，更不知道这会是致命的细节。
十二时左右紫鸟飞回来了。走的时候他没说要回来。
“怎么又回来了？没能得逞？”古贝问他。
“傻妞一个！不开窍！”紫鸟作答。
之后的话题与诗无关，古贝跟我聊起本地著名的三围占卜高手，应该承认，他的叙述能力是非常不错的，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很有效果。
A是南郊的一位老头，擅长观天象。1979年9月9日早起，他照例去城墙根儿看天象。老头大惊失色，逢人便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没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没了！”无人相信，都说他疯了。派出所也把他当疯子，以扰乱社会治安为由抓了起来。当天下午四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发了讣告。消息传来，看管人员立刻给老头跪下：“大爷，您饶了我们吧！大爷您饶了我们吧！”放人时，派出所所长跟老头说：“老头，你这么能算，给我也看看。”老头答曰：“这么大的天，可从来就没你这种小坏蛋的星星儿！”
B还算不上老头，他是哪儿的人不知道。可能古贝没说，也可能我没记住。B擅长相面，他院子里住着一位打小看着长大的姑娘，正在谈恋爱。那天第一次带对象回家见父母，她提前跟B说：“成啊！别人的面子不给，你的面子我还能不给？”小伙子来了，穿着那个年代颇为时髦的的确良军装，挺精神的一小伙。B只望了一眼便一言不发，小伙子走之后去送他的一位同学参军，在火车站的月台上，他想从一列停稳的火车下面钻过，到另一个月台上去，他的同学在那里等他，还有一大帮他熟悉的送行者。就在他正从火车下面往过钻的时候，这列火车突然放了一个屁，移动了近一米，他便趴下啦。车轮正好从他的腰部压了过去。事后姑娘哭着对B说：“大伯，我是您看着长大的，我知道您看出来了，可这么大的事，您都不告诉我！”B说：“我是看出来了——可那是没救的。说出来反而牵累别人，大伯是怕你也被牵进去啊！”
C在当时也是个年轻人，人称“小神仙”。是古贝当兵时的战友。1976年元旦，他们在一块喝酒，大伙鼓动“小神仙”给新的一年卜一挂。C说：“闰月闰到八，人头滚落赛西瓜。”当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有人问他：“你说的是这事儿吗？”他摇摇头。4月5日，天安门出事儿。有人问他：“你说的是这事儿吗？”他摇摇头说：“这能死几个人？”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有人问他：“你说的是这事吗？”这回他点点头说：“正是。”
三件事讲得我头皮发紧，后背直冒凉气，且憋了一泡恶尿。到厕所放水的时候，又忘了插门，被起解的古正老先生吓了一跳。古老先生对他儿子的朋友历来不是很待见，对我这样的夜间留宿者一脸的不悦。听说他不承认他儿子的诗，认为是歪门邪道。当年，他的《大进军》一诗曾鼓舞着人民解放大军向前向前向前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去埋葬蒋家王朝……
咳嗽也无法阻止古贝高涨的谈兴，他往喉咙里喷了点东西，接着又讲了一件事，这一回把自己也扯了进去。
那时去年夏天，位于本市东郊的纺织学院曾发生过一起至今未破的凶杀案。学院对面的小商店所雇用的两名女大学生（暑假未回家）在夜间守店时被人用钝器袭击，一个当场死亡，另一个醒过来了，但成了植物人，并且没了人形……一位骑车路过的青年听到商店里传出的两声惨叫，但不敢上前，在凌晨三点……
这是一起恶性的凶杀案，在本市尽人皆知。
案发后公安局很快收审了古贝和他的一位画家朋友。原因是在其中一位受害者的日记中发现了他俩的名字……
这位受害者似乎爱上了那位画家，对古贝则以同情的笔调写道：“古贝是一个可怜的人。”那天晚上古贝讲完这件事之后，叹了口气：“太可怕了！”
他承认这两个女孩他都认识，在纺织学院的周末舞会上。别的，他没有多讲。
凌晨四时多，我盯不住了，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朦胧中听到他俩还在聊，似乎是一些女孩的名字，好像还提到了季珊。果然，早晨七时我离开时，古贝问我季珊的电话，他说：“几年不见了，联络联络。”
老实说，我对与古贝见面的一点期待，已经不是谈话本身，而是去瞧一位行为艺术家的表演。这样的见面不会太多。我是否能帮助古贝直面自己的困境？如果是朋友的话。当然，我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
应严力之邀，从90年代开始我担任了纽约《一行》诗刊的国内代理（之一）。每期向主编推荐一些好的作品。严力定期通过他在北京的母亲寄给我邮费，数目不算少，所以推荐是我的义务。很多诗人的作品经由我的推荐在《一行》上发表了，不少还是“处女作”。根据《一行》当时的情况，我主要向严力推荐的是一些缺乏朦胧基因的诗，这也构成了在《一行》后来的一大特色。当我在电话里告诉古贝我想推荐一些他的诗给《一行》时，他在电话里非常激动，他说：“我要请你吃烤肉。”我说：“等我发出来再请吧。”他说：“不，不，马上就请！立刻就请！”古贝所说的烤肉就是烤羊肉串，这是他款待朋友的通用方式。
那是一个冬夜，我们来到南郊小寨十字路口红灯闪烁的夜市（这种夜市都点红灯，被外地人戏称为：“西安的红灯区”），同行的还有他的小侄子。
在一个摊位坐定之后，古贝向我介绍说：“这摊主叫肥肥，教授级的烤肉。这儿还没成立夜市的的时候，他就开始烤了。当年和他在一块儿烤肉的几位从乌鲁木齐来的维族人，都被他挤垮了，回了新疆。肥肥善于针对汉人的胃口来改革自己的烤肉，串儿小，烤得透，佐料味儿好，价钱也合适。此肥肥是南郊烤肉NO.1，本市第一纳税人……”
我逗他说：“算不算烤肉这行的艾略特？”古贝回答得挺认真：“那可差得远了去了，这行的艾略特，只能产于阿拉伯国家，沙特、科威特、卡塔尔什么的。”然后转过身对肥肥说：“肥肥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还不是艾略特！”
艾略特级的烤肉应该如何？不清楚。这肥肥的烤肉真是不错，本不喜食牛羊肉的我，已经开始大嚼大咽。大把的羊肉串送了上来，大把的铁钎子收了回去。我从这之后也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的烤肉……
在吞下了无数的羊肉串之后，古贝说：“吃了肥肥的肉，还得尝尝肥肥的鱼——也是一绝！”
于是，每人又上了一条烤鱼作为结束。那个夜晚，是大雪欲来的那种感觉。我们吃得浑身燥热。在小寨十字路口分手的时候，古贝从他皮夹克的内兜里掏出一叠诗稿……
第二天，我就把这些诗寄了出去，我在给严力的信中谈及了古贝的境遇，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最终，《一行》没有发表古贝的诗，严力也未作任何解释。听说北岛也曾有过对古贝诗的一番评价，说他是自己破坏自己，说他写的不是诗，只是一种读物。我想起当年牛汉、沙陵也不发他的诗，个中原因，大概不全在别人吧。
我一直把这消息拖着，没有告诉他。直到季珊过生日的那天，去了很多人，那段时间，他好像在追季珊，这个生日聚会显然是他操办的，像他在过生日……季珊后来跟我说起过古贝追她的事，说他采取了一种大可不必的追法，老带着别的女孩去她那儿，并向别的女孩大献殷勤来刺激季珊的醋意。季珊说：“何必呢？我又不是小女孩。”那天我也说了句不该说的话：“古贝有凶险之相。”我不是精通卜算的人，干吗要说这个呢？……生日聚会上，古贝喝了不少，后来他称醉躺在季珊的床上，问我给《一行》的稿子发了没有，我只好如实回答。他黯然了那么一两秒钟，就把话题岔开了……
另有一次——那已是1992年的春天，为庆祝《一行》创刊五周年准备在西安举办一场大型朗诵会的事，我去找他，他不在。他母亲很热情地请我坐坐。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她把生活中的一切坏人都称为“撒旦”。她问起我把古贝的诗推荐到美国的事，我只好说：“再试试吧。”
《一行》朗诵会，令我对古贝颇为失望。那次在省农业展览馆大厅举行的朗诵会是本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除了现代诗朗诵，还穿插了摇滚演出，最后是舞会。赵琼帮了很大的忙，那时她跟岛子还未离婚，把岛子也从北京叫回来。
在制订节目单时，我安排古贝打头阵。我曾多次听人介绍说他的朗诵是如何的棒，看他私下里那么容易激情澎湃，我想也错不了。当然，也有让人露把脸的意思。可事到临头，他竟然怯场了，坚决不上，口气没得商量。我只好自己先上。
经过临时变动，古贝出现在他自己要求的中间的位置上，他的朗诵继续叫人失望，哥们儿在发抖！声音太小，语调太平，诗又太长，台下乱糟糟的。他带来的一个哥们儿突然一声大叫：“诗——魂！”观众中发出一片哄笑。他的这帮朋友，在这种场合显得不合时宜，演奏摇滚乐的时候，其中一位竟用双手捂住耳朵，被摄影师拍了下来……
古贝的创作并不仅限于诗歌，早年他曾参与过本地最早的现代画展（类似于北京的“星星画展”），还编导过一部实验话剧，因故未能上演。还写小说，有一次我去他那儿，他向我大谈他新近完成的一篇小说。说的是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与为抢救人民财产和生命而牺牲的当代英雄王杰的恋爱故事……他的这个小说让我找到了观察其诗的一个角度，我说不出那是什么，可能够感觉到这里存在着好些不那么对劲的东西——“现代”得不大对劲！
古贝写过电影。他的哥们儿芦苇是中国最好的编剧（《霸王别姬额》的编剧），曾分给他一个活儿——给田壮壮写一个有关敦煌的本子。他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把它弄了出来，可没有拍，不知是田壮壮的问题还是他本子的问题，总之，又是一次毫无结果。
也曾为电视片撰写过稿，这使古贝赚了一些钱。初次尝到以以笔赚钱之乐的古贝曾是何等兴奋！记得那一次，在社科院的办公室楼下碰到他的时候，他以其天生的口才为我描述了去铜川煤矿“深入生活”的情景，他说附近的农妇和村姑为生计所迫纷纷操起面向矿工的皮肉生意。当黄昏降临、矿工们下班的时候，她们便排着队在坑道口等着，古贝以极其生动的当地方言模拟她们说的话：“大兄弟，俺就是喜欢你脸儿黑！”把我笑得半死。我说你是否把这些写进了专题片，他说这样写就赚不到钱了。也是在那一天，古贝说了一句话，那句话对我来说印象很深，他说：“真正的大师没那么多花花肠子，真正的大师就是泰森的直拳——哐的一下！”同时他把一只硕大的拳头伸到了我眼鼻之间……
古贝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