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自南方来信
跟我打听长安的诗人
我说该逃的逃了
该在的仍在
死的是李白
——《消息》
大概是1990年初，季珊带我去见过一个，当时并不知道他就是本码头赫赫有名的“白水先生”。那时我跟季珊也才认识不久，是经由一名叫“紫鸟”的家伙介绍的，紫鸟曾去过北师大推销他编选的一册诗集，到宿舍来找我帮忙。后来我分回了西安，给他写了封信，他便骑着摩托车来外语学院找我。当时，除了紫鸟，本城写诗的我一个也不认识。我最初结识的几位也都是经他介绍的，包括季珊。紫鸟给我讲述了这位才女18岁四处闯荡的故事，头扎小辫，足蹬皮靴，怀揣一把藏刀，西至新疆，南到三亚……紫鸟讲得绘声绘色，颇具传奇色彩，他有这本事。那年他老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令我叹服的，他说：“我们被人和了！”——这句麻将桌上的话颇能代表当时大伙的心情。听完他的介绍，我说：“那就认识认识。”季珊当时正在我所任职的学院进修，没走几步就到了她的宿舍。下一个场景便到了一家饭馆，紫鸟要了凉菜和啤酒。季珊一看便知是经过些场合的女孩，她不吃菜（声称吃过饭了），只能喝酒，还不忘给两位男人斟酒。从紫鸟嘴里听出季珊很能喝，这在后来的交往中被反复地证实过。我也看出季珊对这只鸟不是很待见，她基本上一直面朝我说话。应该说，我和季珊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投机。后来我们转移到我宿舍，紫鸟因为不大能插上话便怂恿我读诗，读我自己的诗。他在北京时见识过我的朗诵——提起朗诵，在中国当代的诗人中间我和黑大春可以并称最好。黑的朗诵富于感伤，颇具行吟的味道；我的朗诵则类似摇滚中的RAP（说唱），有些杀伤力。从听众效应来说，黑多感动女士，我多煽动男人。那天晚上我借着酒劲读了不少自己的诗，能看出季珊很欣赏。我记得她十分喜欢《旅馆》一诗中的几句：我醒来的时候/我的香烟/在她的手上/姿势优美地燃着。那首诗后来被我编入我的第二部诗集《一行乘三》。与季珊的结识，使我对这个码头上的诗状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这个了解当然是不全面的：我首先感到的是韩东遗风不散，或者仅是因为我首先闯进的是韩东当年留下的残部。也是在季珊那里，我看到了《他们》创刊号，后来听说它在香港以500港币的标价出售，不管它到底值多少钱，仅就我所看过的诸多民刊来说，《他们》创刊号无疑是最好的。当时，一边翻着这期《他们》，一边与季珊聊天，一种“西安回对了”的感觉油然而生，我急于找到这种感觉以抵消毕业留京未遂的被放逐感。不过，北京那种复洋古的诗歌氛围确实不适合我。季珊问我是否想再结识一些朋友，我说是。毕业离京的前夕，我和我的朋友洪烛曾在北师大的一座凉亭下面有过一番谈话。他当时已从武大分到北京的中国文联出版社，我也正准备向西安撤退，谈及今后创作方面的打算，他说他是要走白道的，我说我只能走黑道。我说这话当然不是戏言，是基于我对中国现代诗发展状况和对自身的了解。可黑道在哪儿啊？它又没挂牌子，所以只能找——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
去找“白水先生”的那天，街面上有风。路不算远，可我们骑得很慢。由于是临时决定去找他，所以季珊也来不及做些必要的铺垫，以把这位“白水先生”深入介绍一番。只说他叫于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当年和韩东、丁当、杨争光玩得不错。我们在建国路拐弯，从“71号大院”——省作协门口经过——这个院落中的人和事，读者想必已经在贾平凹同志的《废都》中有所领教，本篇关注的东西不在此。我们骑车进入省政协大院，拐进那片二层小楼的高干区，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身材瘦长的男子，近三张的模样。我感觉他很像陈凯歌拍的《孩子王》中那个谢园扮演的“高杆”。季珊叫他“于明”——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落座之后，我注意到这套房子实在很大，有四室一厅。趁于明进屋去做什么的时候，季珊给我介绍说，这是他老丈人的房子。老丈人已经过世，现在住着丈母娘、老婆和他。
给我们沏好茶，他自己的茶杯很大——是那种最大号的雀巢咖啡的瓶子——那天上午，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也就是这只茶杯。谈话的内容也是我熟悉的，基本上都是他们之间的一些故人往事，再加上主人没有应允抽烟（茶几上摆了一盒红塔山），我便更无谈话的状态。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在这个码头上，你越是对诗作不经意状才能越显得你是“高人”。
于明透露的信息似乎是：他认识的人很多，各条线上都有其“熟人”。也不掩饰针对某些人的不屑，说谁谁谁曾来被他轰走。后来他很正式地透露给季珊一条信息，说他即将调往文联。
我问到了丁当。在北京读书时，我曾见过一个假丁当——一个颇有名气的江湖骗子。
他说可以马上打一电话，把丁新民（丁当原名）叫来。我当时吃了一惊，据我所知丁当已迁居深圳。那个电话当然没有真打。后来他老婆出来了，一副刚起床的样子。她说话挺逗，刚来了气氛。
话题不知怎么又绕到了骗子。他老婆说有一次于明因公差外出，来了一个自称是“尚仲敏”的人，是晚上来的，说没吃饭。她边热了点剩饭让他吃了，哥们儿又称没地儿住，她便应准他留下来，觉得他身上的异味儿很大，还让他洗了澡。熟料这位自称是她丈夫哥们儿的人在半夜来敲她卧室的门，并劝她跟其私奔。后被她轰走，那天幸好老太太也在。
她叙述得很逗，给这次谈话增添了一些笑声。
临到走，竟出现我的尴尬局面。季珊随身带着本我复印给她的几页诗，递给于明请他看看，他看了几眼后很快就搁在茶几上，一言不发，他老婆又拿起来看，说其中一首还不错，并问他是不是，他仍旧一言未发。季珊看我十分尴尬，就说：“留在你这儿慢慢看吧，伊沙的诗还是挺不错的。”也是到后来，我才明白绷得住也是一种江湖做派，高人是不轻言好坏是非的。
从于明家出来，站在路上，季珊安慰我说：“今天于明不在状态。”我说：“能看出他不喜欢我的诗。”其实这件事我并未往心里去，因为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于明是何许人物，不就是跟韩东、丁当、杨争光玩过几天吗？
那段日子常往来的朋友还有唐欣。我与唐欣在大学时代均是《飞天》“大学生诗苑”栏目的宠儿。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在陕西师范大学攻读党史。与我所在的学院只有一墙之隔，我们常在一起聊天，每周都会有一两次。那次是在唐欣的宿舍。我跟唐欣说起拜见于明的遭遇，唐欣忽然站起来说：“哥们儿！你可见到了一位高人，他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白水先生’，韩东、丁当、杨争光这拨人的‘教父’。”我说：“那我应该感到荣幸？”唐欣说：“那可不！不是随便谁都能见到这位‘教父’的。”唐欣便开始讲述‘教父’的来历。
早年，于明曾与韩、丁、杨三人共组“老家”文学社，这“老家”就是后来《他们》的前身。“教父”对韩、丁、杨三人的创作有过理论上的启示和点拨。他当年钦定过的作品后来大多成为诗坛的名篇。如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丁当的《背时的爱情》、杨争光的《乾州》。当时有位政法学院的大学生，也有一首诗曾得到过钦定。于是，那位大学生顿时身价百倍，成为本地大学生诗坛的领袖。
我问唐欣：“‘教父’这么牛逼，都有哪些大作？”唐欣说：“早年写出一两首诗，发表过一篇胡风研究的论文。”
“仅此？”
“仅此。”
“真他妈牛逼！”
“这就叫‘不着一墨，尽现风流’！”后来我读过“教父”的那篇论文，在季珊家，在一本叫《社会科学研究》（现已停刊）的杂志上，没什么名堂。那期杂志倒编得不错。我注意到责编就是“教父”本人。有韩东、周伦佑的诗，还有他老婆的诗，要说他老婆诗不坏，挺有灵气的，大概是受了“教父”的点化吧。据季珊介绍，那篇胡风研究不过是“教父”的毕业论文。
那天晚上我和唐欣聊得正热闹的时候，陈刚来了。陈刚是《当代青年》的一位编辑，那是我和他初次见面。话题还是顺着“教父”往下走。陈刚也是位老江湖了，上学时就是政法学院文学社的头儿，对“教父”，比兰州来的唐欣有更多亲眼所见。他说：“什么他妈‘教父’！这哥们儿整个儿一‘云山雾罩’！他在江湖上的那些个‘传说’全是他自称‘白水先生’云云，说他的文章被安排在《文学论坛》某一期，多少年过去了，也没在《文学论坛》上见过他一个字。还有那‘教父’的称号，他说他是这些人的‘教父’谁他妈知道，后来韩东写了篇小说，叫《天知道》，写的就是这哥们儿。”话题不知怎么又跑到了季珊那儿。陈刚仍显得很激动：“就是当年这帮人的红外围吧，穿一双靴子，扎一头藏式小辫儿，在公共场合抽烟，我怕这种女的……”
几年后的一个春节，在我北郊的新居，喝了酒之后，陈刚对季珊说起当年对她的这番印象，并说：“后来我才发现季珊是个好人。”那时的陈刚已是老板了，经营着本地最大的一家娱乐城，季珊也正在幸福的热恋中，并且就要结婚了。
那天晚上从唐欣宿舍出来，走在陕西师范大学有一盏灯没一盏灯的林荫道上，陈刚以老江湖的口气，不无感慨地说：“这个潭子里的水深着呢！鱼虾王八什么都有……”
之后我与“教父”又有过两度相遇。
一次我对他的谈话印象颇深，那大概便是“高人”的偶露峥嵘。在谈到一个语言问题时，他触及了“生命”一词，他说：“什么是生命？难道就是我们这一百多斤？”仍然是语言问题，他说他曾这么跟杨争光说过：“陕北人把出汗叫“出水”，从我们的直觉来说，哪个是真的？从皮肤表面冒出来的那些水，我们又怎么能知道它是‘汗’呢？”这两句话叫我很服，非高人不能道出，搞理论的人我也不是没见过。
另一次是在《文友》编辑部。我记得那是1994年底，诺贝尔奖刚颁给大江健三郎。《文友》搞了一次题为“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的小型座谈会，应邀到场的有“教父”和我，还有季珊、秦巴子和李震，另有一位西北大学的教授，我没记住名字。刚开始时免不了有些推推搡搡。我提议请于明先发言，因为他是“教父”。“教父”坚辞不受，说最后再说，先听诸位的。大概高人喜欢压轴。是秦巴子起的头，但最引人注意的发言者还是那位教授（我和秦巴子悄声嘀咕这位大概是位“小学教授”）。教授顺着上面几位的走势批驳了中国作家的“诺贝尔奖情结”，并将之阐释成“向钱看”，还将陕西作家树为榜样，说：“‘陕军’从来没有所谓‘诺贝尔奖情结’。”我忍不住插了一句：“‘陕军’是没有诺贝尔奖情结，但有‘茅盾奖情结’，近来有了‘地摊情结’。”众乐。后来不知怎么让他把话题引到了明清。我们这才知道他是位历史系教授。教授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比较之后开始为满清大唱赞歌，并不打自招地供出自己是满清皇族的后裔，正黄旗——那已到了饭桌之上灌下两杯猫尿之时。在被教授搅乱的气氛中，“教父”开始发言。坦率地说，他的发言让我感到失望，众人不以为然。他在其发言中套用了韩东早年的一篇论文《三个世俗角色之后》中的观点，政治动物、文化动物什么的，来为诺贝尔情结把把脉。在座的我、季珊、秦巴子都是写诗的，李震是搞诗评的，对韩东的那段动物学说耳熟能详，自然不会对他炒出的冷饭表现出多大的兴趣。
午饭以后，季珊请大家去她的住所坐坐。她住的地方离此处不远。那段时间，她正和一个大男孩在那儿同居。大家喝茶、聊天、气氛还可以。只是“教父”让人觉得别扭，像个多余的人。他只和我，主要是季珊聊，不大理睬其他两位。其他两位也不搭理他。他们并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物，也对他刚才的发言不感冒。趁季珊、李震、秦巴子他们聊着什么的时候，“教父”压低声音，颇为神秘地对我说：“韩东去年回了趟西安，在我那儿住了两天，他谁都不想见。”我说：“是吗？”我和韩东近几年一直保持通信联络，没见他提起要来或已来过西安。韩东当年的许多旧友也是我现在的朋友，如沈奇。韩东回西安不可能不去找他们而只找这位与之早已决裂的“教父”。沈奇跟我说起过当年那个“老家”的解体，是两位城市孩子（韩、丁）与两位农民孩子（杨，于）的决裂。我已看过韩东发表在《今天》上的长文《他们：人和事》。该文的国内版还是由我责编发在李震主持的《创世纪》上的，文中未见提起这个“老家”，更不必说，“老家”即《他们》的前身云云，是韩东因与“教父”决裂而有意隐瞒吗？那天我总是想起陈刚的那句话：“云山雾罩。”
晚饭秦巴子说他来请，他刚从《文友》领出一笔两千元的奖金，是一项青年文学奖的二等奖。大家商量了一番之后，决定去大雁塔附近的火锅城。吃的时候大家的话多了，并忙着从滚沸的红油锅中捞东西。我只记得“教父”喝了几杯之后的一番感慨：“江湖险恶，人心叵测。我是不想玩了。现在挺好，有官当，有车坐，吃吃喝喝，卡拉ok，挺好！”并向我等透露他将从文联理论副处长的位子上离任，出任作协办公室主任兼秘书长（正处级）。
在我已经认识的江湖人士中，言语间必提及的人物，除了“教父”，还有古贝和孟依。
在我第一次见到“教父”的那年秋天，我也第一次见到了古贝。是紫鸟带来的。在此之前他已久未露面了。原因是我东北的朋友中岛曾在我处小住了一段日子，大伙一块玩时他撬了紫鸟的一个女朋友。紫鸟一怒之下非要揍他不可，被我拦住了。我说：“打狗也得看主人呢，对不对，有我在，这人你不能揍。”从此这只鸟再未飞来我处，直到那天他和古贝一块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口。我还听说他欲办一项诗歌大奖赛，收费上万元，可对参赛者的许诺一项也没有兑现，连奖也没评，结果有人告了他，被公安局逮捕了，劳教了一段时间。可能这是他久未露面的另一个原因。
古贝给我的初次印象与传说迥异，像个谦谦君子。他的长相比其近四张的实际年龄小许多，面容清俊、身材挺拔、举止得体、不爱说话。我当时纳闷这难道就是江湖传言中的著名“铁嘴”吗？
我曾在紫鸟的窝里读到过一本古贝自印的诗集，名叫《开山鼻祖》，印象很乱。怎么说呢，外表绝对现代，但内容很乱。据说他是本地涉足现代诗的第一人，大概在文革后期就开始了，后来李震曾在一次会上称其为“西安的郭路生（食指）”，当时我也在场，当李震一本正经地说出这句话时，同样在场的古贝似乎并未听见，他正忙着泡妞——一位坐在他旁边的电台主持人令他闲不住。那句话在与会者当中也未引起什么响动，本地的主要诗人是一些史前的黄土诗人（与本地的小说家步调一致），他们连郭路生（食指）都不知为何物，怎知你“西安的郭路生”是什么意思呢？秦巴子也曾跟我说过早年初读古贝诗的印象，满篇尽见“乳房”一类的字眼，占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据说古贝在公共刊物上从未发表过一首诗。作为诗的“世家子弟”——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七月派”老实人古正。他不是没有门路，也并非未做努力。父亲的老哥们儿牛汉曾主编《中国》，沙陵曾长期分管《长安》的诗页，但都未曾发表过一首古贝的诗。他也从未加入过现代诗在民间的大循环——那自80年代开始形成的极其庞大的由民办诗报刊所构成的交流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