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的日本留学生、访问学者几乎是清一色的“亲美派”，对中国普遍并不太友好。整体来说，校园里的“中日关系”比起“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来要逊色不少。当然，年龄层次的差别是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交往的一道隔阂，而更决定性的原因恐怕还是在于政治立场。简单说，就是日本人对于中国崛起戒心重重，进而迁延到中国人身上，对中国人也缺乏好感度和信任感。
如果说得更“玄乎”一些，在中美日三方博弈的大背景下，哈佛校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未来几十年后这种三方博弈的一座风向标。今天，中美日三国年轻精英在校园内的交往姿态或许就影响着几十年后三国政治关系的走向。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哈佛的日本精英都“脱亚入美”的话，很难想象未来的日本会真正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转向中国。
遗憾的是，与日本政府内部业已形成的、稳定而前后承继的“亲美派”
相比，哈佛的中国学生在这种“长期投资”方面仍然处于不作为状态。现有的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HarvardChineseStudentandScholarsAssociation）成员绝大部分为学生，还没有能力担负起这种“长期投资”的重任。这样说来，日本人的“留学生外交”和利用哈佛大学的社会资源打造培养亲美派的思路，的确是一步用意深远的“高招”。
用意深远的访问学者策略
哈佛大学官方公布的数据上说，在籍中国留学生数量在四百人上下。
不过这还只是正式具有学籍身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实际生活、学习于校园内的中国人远远不止于此——访问学者构成了又一路“华人大军”，不仅覆盖几乎所有的哈佛院系，其活动能量和积极性更是不输年轻一代的留学生们。随着中国在国际上地位的上升，从宏观策略上来说，美国人渴望更多的与中国各行各业精英人士的接触、了解和磨合机会。美国政界如此、商界如此、学术界亦是如此，更何况哈佛大学本来就是美国各界精英人士“鱼龙混杂”之地。但无奈，哈佛作为美国大学之佼佼者、引领者，常年来恪守“精英教育”原则，无论是学生申请入哈佛学习，或是教职人员申请入哈佛任教，都向来秉持极为苛刻的标准，断然不会发生如中国高校风行一时的“扩招”
现象。定额有限，校方又急切加强和中国的交流，于是短期的访问学者便成为一条“变通”之路进而火热上马。
多元化的“访问”
访问学者这个词在中文里还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正所谓来的都是客，都是“访问者”。实际上在美国的大学系统中，都有一套完整的访问学者申请、引进、培养计划，访问学者本身也存在不同的层级。最高级别可至访问教授（VisitingProfessor），哈佛校方授权他们在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开设课程，承担教学任务，自然校方所提供的待遇和科研环境、资源也要丰厚得多。
第二类也就是标准意义上的访问学者（VisitingScholar），“访问”时间一般在一年到两年期不等。校方规定访问学者在入校时同样需要选择一名研究方向相近的指导教师（AcademicSupervisor），访问学者可以利用哈佛大学包括图书馆在内的一切学术资源，也可以选修或旁听部分课程。对于部分不允许旁听的课程来说，一旦选修就需要与学生一样完成各种考试或论文。同时，访问学者还要定期举行讲座或发表会，展示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也和正式学生一样，在结束访问学者期限前需要提交论文，并通过校方审核。
当然，访问学者之所谓“学者”，其实定义的界限也未必清晰，因为哈佛不少院系同样也招收ResearchAssociate。在中文中很难找到与ResearchAssociate对应的词汇，大概是比“学者”级别低一些、博士或是博士后级别的研究人员，也可以叫“访问学者”。哈佛学术气氛之所以活跃，和课堂参与者们多元化的背景不无相关，特别是在一些学术性、政策性较强的高级别seminar（讨论课）讨论课上，往往二十名左右的“学生”中，真正具有哈佛学籍的“学生”寥寥数人而已。我曾经选修一门关于东亚地区国际安全的课，教授是一名来自英国的访问教授，下面二十名左右学生，有一半是访问学者，分别来自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日美关系研究项目，甚至还有两名“学生”来自美国军方，是美国海军派遣来进修访问的。可见课堂上可谈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所学所想远超“学术”
的范畴，政策性和实用性的主题往往更为突出。
“半学半政”、“质不及量”的中国访问学者
只说在哈佛的中国访问学者，具体人数虽然说不出准确数字，但感觉为数不少，其中或是通过校际交流，或是通过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访问学者项目获得资助来哈佛，当然有不少是以私人形式递交申请。去向方面，除了各个院系都招收访问学者之外，中国访问学者主要集中在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和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来燕京学社和费正清中心的中国访问学者每年大概有10～20人，前面在介绍燕京学社和费正清中心时已经交代不少，在肯尼迪学院的中国访问学者要相对复杂些，访问学者的“层次”也参差不齐。
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HarvardKennedySchoolofGovernment）简称肯尼迪学院，本就是一个“半学半政”的地方，各国政府官员、国际组织人士云集，研究不偏学术而偏政策，旨在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与哈佛商学院一样，人脉关系的搭建永远是肯尼迪学院的主题之一，小可以为个人计，中可以为学院本身的声名计，大更可以为国家外交计，这也是哈佛创建这个学院的深层次宗旨之一。在前面介绍哈佛东亚研究的文章中，曾经提到过托尼·赛奇教授执掌下的Ash中心几乎被中国访问学者所垄断，中国学者的数量大概在20～30人，除去中国人之外，大概只有少数日本和韩国访问学者在这里办公，以至于有戏称Ash中心已经变成中国人的“地盘”。
这其中的关键问题，不管是Ash中心，还是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旗下其他名目繁多的研究中心或项目，都有意招揽中国官员赴哈佛访问、进修。由于他们的官员身份，自然而然也就居于“访问学者”群体中的塔尖位置，为人处事的作风派头自然与一般的学生学者们有所不同，所以也不难“鉴别”，这大概也是哈佛华人群体中的一大独特景观。
之所以决定单独选取中国访问学者这样的角度，是因为近年来哈佛校园内的这种现象越来越明显：中国访问学者人数增多，覆盖领域扩大，访问学者的派遣、申请和安排工作形成系统连贯性。无疑这些都体现出中国崛起宏观语境下，世界各国对中国由排斥到交往，由漠视到关注的心态变化。
形势发展固然可喜，却并非没有缺憾。访问学者制度的兴盛本是双赢：
如前所述，小可以为个人计，访问学者本人也多有利用哈佛的光环头衔发表文章，扬名立万者；中可以为哈佛之声名计，哈佛在中国的名望，借由访问学者们的流动循环自然也“香飘万里”。但如果能够将访问学者的资源应用到国家决策层面，在提高官员的政策水平及实际工作经验的同时，成为中美两国精英人士的信息交换渠道，并为两国的决策圈搭建人脉，那才是访问学者制度架构的终极路向。
话虽玄妙，理却通俗。肯尼迪学院已经开了为中国官员培训进修项目的先例，名为“培训进修”，实则醉翁之意不在酒，搭建和中国官员的交流平台才是真意。当然，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不错的思路，借助这样的平台，派遣、培养更多的“知美派”总归对中国是利大于弊。
以日为师——日本的长期访问学者策略
在访问学者方面，不吝惜夸赞之词地说，邻国日本的做法才称得上是“明智而有远见”。
依托于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而建立的“美日关系研究项目”就是访问学者运作模式的一个经典之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哈佛的日本人数量远远少于中国人，但活动能量、社会影响力却远远超过中国人的秘诀所在。如果把中国访问学者的运行模式、结构与日本相比的话，会发现中美之间“访问”的层次和深度与日美之间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其一，中国访问学者中虽有一些官员存在，但“学者”身份者尚居大多数，由此可见中美两国之间的磨合磋商在某些领域还仅限于学者提出概念和学术论证的阶段。再看日本一方，从“美日关系研究项目”的访问学者履历中就不难看出究竟：政界、媒体、财界、企业界，甚至连日本核事故后“名声大震”的着名日本官商典范——东京电力公司都会选派自己的访问学者赴哈佛研究日本能源政策。笔者在哈佛期间甚至还见过日本前海上自卫队司令官香田洋二，按官阶他是仅次于海上幕僚长的日本海军二号人物，他是以赖肖尔中心访问学者的身份于2009年到哈佛大学进修的。这也就不难想见日美两国在政治决策和具体合作领域上的密切程度。
其二，中国访问学者往往以个人身份申请，虽有个别的来自校际交流，但中国的政府、企业和哈佛校方之间并不存在访问学者的长期选派和培养协议，由此，中国访问学者虽人数众多，覆盖领域亦日趋广阔，但连续性不足，远未形成固定体系。日本的做法则不同，如财务省、外务省、经产省这些政府衙门，东电那样的大型官商企业，再加上直接引导社会舆论走向的媒体大亨们常年选派研究人员赴美访问，可以保障日方机构和美国高校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访问学者也往往不仅代表个人身份，多多少少带有半官方的色彩。
其三，中国访问学者在哈佛相对松散，凝聚力仍逊于日本。或许是因为中方人员多出身教学、研究人员，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本身就很难合作嫁接，所以中国访问学者虽然日常聚会活动不少，但也难免各忙各事，一盘散沙。而日本访问学者正因为并不完全代表个人，也代表着所在机构、公司，其兴趣着眼点与机构、公司密切相关，反倒可以成为缔结私谊的同事，彼此之间也在找寻日本社会所共有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
哈佛的日本人内部一直有一个叫做“日本人会”的组织，由傅高义教授牵头做名义会长，其下全部主力人物都是来自日本社会各界、就读于哈佛的访问学者。我的一位好友M君，供职于日本财务省，30岁出头，就曾担任哈佛“日本人会”会长一年，从他那里了解到不少“日本人会”的信息。
在哈佛的日本人数量本就不多，“日本人会”自然不像中国学生会那样组织机构庞大臃肿，它虽不是校方承认的正式机构，但是其组织力、活动力和精英化程度却不容小觑。有大名鼎鼎的傅高义教授挂名，自然各种学术、社会资源也来得容易。“日本人会”除去组织日常的聚会外，最重要的日程是把这些来自日本各界的访问学者组织在一起，根据行业的不同划分为不同的“studygroup”（学习组），每年都会以哈佛“日本人会”的名义出版一本合集类刊物，其中收编了其成员在交流访问期间的研究成果，以及对日本未来发展走向的分析研究，集学术性和政策性于一身。一群来自日本政府各部门的“重点培养对象”齐聚哈佛，共商国是，讨论日本的现在和未来，并集体以哈佛“日本人会”的名义公开在日本出版发行资政类书籍，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和反馈。这于中国来说，的确有值得汲取借鉴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