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品质。现代意义上的奋斗始自于清末民初，一大批仁人志士毁家纾难，改造苦难的中国，造就了一种宏大的奋斗格局。
百年之后，正是在先人为之奋斗的这个国家中，社会上掀起了无与伦比的全民奋斗热潮。在中国现代化的又一个社会大变局面前，上至权贵新富，下至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乃至黄发垂髫，每一个人都在通过或大或小的奋斗把握自己的命运。
又与百年前不同，这是一个史诗般的时代，却并不专属于史诗般的人物。人们的奋斗当然关乎国家、关乎民族，但重点是自己的小小未来。唯我独尊，听起来不雅，却又是人们的心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仍然存在，却不再是主流。
当然，社会总是会有打击，然而，现实的不堪之处是否决奋斗的充分必要条件吗？不！这些不堪之处，正是整个社会的公平可以拓展的空间。公平的空间的绵延，需要每一个奋斗的人去牵引。
我们庆幸，毕竟这还是一个奋斗能够造就改变的中国。奋斗让我们得到了很多，但当奋斗变成了一种惯性思维，为奋斗而奋斗时，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什么？是的，如果奋斗成功的代价是亲情、道德、幸福………除了成功，我们将一无所有。
这是你想要的奋斗吗？
所以，我们需要停下来，冷静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奋斗？
其实，这很难说清楚。但至少，我们的奋斗不应是让父母枯坐家中，不应是让孩子望眼欲穿，不应是让爱人孤独守候。至于不择手段、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请悉数摒弃之，就让奋斗跟着你善良的内心。
这样的奋斗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奋斗，安放在了他乡
左图是25岁的山东女青年李小小的人生履历表。7年的青春，流淌在了迁徙的路上。生活在何处？这是时下国人谁也回避不了，却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千千万万的李小小们的迁徙，似乎找不到正确的终点。是故乡，是他乡？
※ 理想不大，却只有大都市装得下
毕业了，应该去哪里？这是摆在今天的年轻人面前关于人生的必选题。想必每个大学生都为此纠结过：留校？出国？跟着恋人走？跟着兄弟干？报效家乡？
就在20年以前，大学生们没有这样的烦恼。那时就业实行计划分配，毕业生完全不用为工作发愁，或者说愁也没有用，你总要接受被国家安排一份工作。那个时候大家甚至踊跃去老少边穷地区工作，也很让人血脉贲张。
1990年以后，自由择业时代来临，大学生们的思想开始活跃了，广阔的世界铺陈在了眼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那时候东部沿海正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孔雀东南飞”略成气候，不过，大学生的择业选择还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最倾向于选择的是离家比较近的大城市。
又10年过去，2010年以后，大学生们对于大城市的热情依旧，但万千的热情之火却聚集在了几个地方：北上广深。2012年零点“大学生就业意向城市调查”发现，选择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的大学生比例居于首位，占到了35.1%。
其实这个结果一点儿也不奇怪，目前大学生选择就业地区时，最看重的因素都是关乎个人发展的，如工作机会多（53.5%）、有人脉（43%）、经济活跃（38.6%）、收入水平高（27.3%）。毫无疑问，这都是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的专利。虽然省会等一般大城市的经济发展也很快，工作机会也较多，但是相较于北上广深这些经济文化超活跃的地方来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 城市伤人千百遍，我仍待它如初恋
但是大城市外表光鲜，内里却“压力山大”：物价高、房价高、竞争激烈，工资水平却与生活成本不相称。数年的打拼、满腹的艰辛，仍不足以保证一个光明的未来。2009年零点“城市白领调查”显示，56.9%的白领表示工作压力大，其中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对自己职业规划和发展前景的担忧（27.5%）。
于是，回老家就成了人生奋斗的一个备选。李小小在2011年的回归，正是搭上了这股回归潮的末梢。
但当大城市的辛苦被一扫而光，轻松地度过半年时光之后，新的痛苦又产生了。当初追求的大城市的美好，家乡统统找不到，生活没了变数，竟如死水一潭，没有变化，竟也如此可怕，一番犹豫之后，众多李小小们又离开了家乡。
其实，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也出现过逃离纽约的现象，进入80年代后，由于公共交通的改善、城市建设的发展、服务业整体条件的改善、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汽车燃油成本的上升等，从郊区返回城市成为了新潮流。中国的城市白领正在重复着30年前纽约人的路子，却是由于不同的原因。
知识人口的流动，一方面是个体谋求发展机遇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国家经济增长和城市建设繁荣的重要支撑。年轻人为了发展机会而选择迁徙，却又在迁徙中忍受着对未来的不安。他们在奋力抓住时代机遇，也在坚忍地面对着不同于父辈的艰辛与困扰，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遭遇挫折、失败、彷徨与失落。
他乡还是故乡的纠结，归根结底是对前途和未来的选择。我们无法为所有人提供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只能提供这样一种折中的劝告：走在奋斗道路上的年轻人要结合自身实际，冷静分析现实，既不沉迷于大城市光鲜的外表，也不贪图故乡安逸的生活，找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然后全力出击。
都市里的“漂一族”
当无数个像李小小一样的青年义无反顾地扎进大城市时，集群效应出现了。
流动人口短时间内高密度聚集，使这些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严重超过承载量。住房刚性需求强劲，投资和炒卖如影随形，房价始终高企不下，这成为制约宜居城市建设的最大“紧箍咒”，也催生出了“漂一族”的两个亚群体：“两点一线间的上班族”和“城乡结合部的蜗居者”。
※ 两点一线间的上班族
由于城市中心地价太高，居民住宅区迅速向城郊扩散，“卫星城”“卧城”“睡城”等理念成了城市规划的新宠。这些词汇从学术上说是“大城市周围承担居住职能的区域”，通俗的解释就是“城市郊外给上班族睡觉的地方”。
住在北京通州的龚浩是个标准的卫星城居民。他租住的房子位于梨园——与他的工作地点灯市口相距24千米。为了赶在8点半上班，龚浩放弃了早饭，却还要每天6点半起床。在路上，他需要三次换乘地铁，每次换乘都要在排队的长龙里走上十来分钟，然后犹如冲锋一样挤上车和挤下车。在完全没有耽搁的情况下，龚浩到达公司时距离上班时间也仅有5～10分钟，然后在浑浑噩噩中开始一天的工作。
白天在市中心上班，晚上回通州睡觉，龚浩的每个工作日基本都是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状态。遇到加班的情况，龚浩到家时已是深夜甚至凌晨，睡眠时间便只有五六个小时。
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期，龚浩们如潮水般来去，公共交通工具里的景象相当震撼。坐车的人过多，乘客间免不了磕磕碰碰，龚浩对各种纠纷已见怪不怪了。
北京市通州区人口在2000年至2010年间由67万升至110万，地铁八通线日客流量突破25万。为应对高负荷的客流量，八通线的发车间隔从最初的10分钟缩短至目前的2分50秒。尽管如此，仍需在早晚高峰期限流，乘客挤不上车和挤不下车的情况还会时有发生。
2012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显示，目前城市上班族居住地点与工作地点间实际距离在10千米以上的占到7.6%，在20千米以上的也有近3%，特大城市的上班族工作地与居住地距离10千米以上的甚至达到11.1%。
这些住在卫星城里的上班族，每个工作日都会走两次“长征路”，平均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在1小时以上的占13.1%。如果遇上堵车，该比例要攀升至40.4%。还有34.9%的城市上班族属于“BMW族”。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些“BMW族”的出行方式是公共汽车（Bus）+地铁（Metro）+徒步（Walk），一句话评价就是“真折腾”。
这种刻板而必不可少的往返，既可以说是现代化之痛，也可以说是现代化可以进一步开拓的领地。信息的传递早已是瞬间千里，或许很快，这种日常的苦，就会成为尘封的过往。
※ 暂安角落的青春
李飞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3年了。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激动得一周没有睡好觉。4年的大学时光，李飞一直把当明星作为唯一的职业目标。即使2008年遭遇了“毕业即失业”的尴尬，他也没想过放弃自己的明星梦。
只是最近，他开始有些焦躁了。毕业3年有余，李飞还是没能找到期盼已久的成名机会。他一直和两个难兄难弟合租海淀区的一个地下室。白天，他去北影厂门口坐等当一次群众演员的机会；晚上，他带上吉他到蓟门桥的地下通道里唱一会儿“原创”口水歌捞些外快。
地下室里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泡面是李飞最熟悉的“料理”，蟑螂是最常光临的“客人”，又潮又浑浊的空气让李飞患上了严重的湿疹……与李飞一样的，将青春暂安在城市某个狭小角落中的年轻人，还不在少数。
其实，初出社会的年轻人的境遇，从来都不如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嬉皮士们，甚至刻意将自己的身躯用旧衣烂衫包裹，用颓废武装自己的精神，表达对于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叛逆。著名的华裔导演李安，从纽约大学毕业后，竟一直未能找到工作，不得不赋闲在家，依靠妻子微薄的薪水度日。但天道酬勤，从来都是一条铁的定律。
2009年时，“蚁族”作为一个新名词首次出现并迅速流行起来。这个概念特指大学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工作收入很低，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是这个群体的关键词。从地域上看，该人群主要分布在直辖市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从收入上看，工资相对很低，在其生活的城市无固定房产；从支出上看，70%以上收入用于支付房租和承担基本生活，“恩格尔系数”远高于平均标准；从居住环境上看，大多数维持在“一张床”的居住面积。
愿意忍受眼前种种的不如意，不也正好说明了这些年轻人有着摆脱这种境遇，提升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决心和渴望吗？青春的美好年华，难道只有华屋琼宇里，才能够安放吗？理想的实现，从来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否则又怎会有奋斗一词存在的意义。逆境中奋斗的青春，需要的，并不是悲哀和怜悯，而是鼓励和喝彩。
“中心城区住不起，郊区交通伤不起”，工作压力和住房压力高度叠加，使都市里的“漂一族”们喘不过气。奋斗的青春，无奈地成了无处安放的青春。无论如何，“漂”不是一种可以持久的状态。但愿在未来的20年里，龚浩们可以在大城市住上理想的属于自己的房子，李飞们也可以拥有理想的生活——大城市“居者有其所”，小城市建设也可以“遍地开花”，让“漂一族”彻底成为尘封的过去。
职场资本的变迁
如果你正在高校读书，或者已从大学毕业，是否会因为下面这句话而感到很受伤？“博士生满街走，硕士生不如狗，本科生没事做，只好做扒手。”虽是戏言，却道出了一个比通货膨胀更让人心酸的事实：文凭膨胀。
不要提大学毕业生包分配的美好年代，也不要提“天之骄子”们意气风发的光辉岁月，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给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浇上了一瓢冷水。官方数据显示，2002～2011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毕业生人数十年间从134万增加到608万，增加了3.5倍。
原先单位招人看学历，大学生是香饽饽。而现在，学历依然重要，但已不是单一的衡量标准，而只是入门条件了。21世纪，什么是人才？不是满腹经纶的博士，不是拿着一箩筐证书的“考证狂”，也不是吃苦耐劳的壮劳力。人才，需要的是综合实力，最顶尖的就是全方位立体人才和创新型知识才干。
※ 从拼学历到“人脉送我上青天”
长久以来，不少人一直在以如今找工作靠“学历”不如靠“关系”作为世风日下的理由。其实，这样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变迁：学历曾经珍贵，是由于高等教育不普及，高学历人才珍稀的缘故。而随着高校不断扩招，高学历人才数量不断扩大，学历自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更多的人站在了同等的起跑线上，那么，“信息”自然成了另一种稀缺的东西，靠“关系”，寻求的，不正是这一点在“信息”上对于别人的领先权吗？中国如此，国外亦是如此。
清华大学201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显示，25%的大学毕业生在求职中有家庭或熟人帮忙，其中有73%的学生认为“关系”对求职有帮助。2010年零点“城市生活调查”也表明：在人们看来，人脉和社会关系对于成功具有重要作用（15.2%），仅次于“机遇”和职场硬通货——才干和知识技能。
人脉是不可替代的，却也是可以争取和积累的。2010年零点“大学生公益调查”表明，大学生参加公益的社交动机（72.8%）高于献爱心（63.1%）。此外，零点的“系列城市生活调查”结果也显示，年轻的父母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人际交往的魅力要从娃娃抓起，他们让孩子参加课外培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2007年：5.9%；2011年：23.3%）。
※ 从拼资历到“年轻才是资本”
在以往，即使有了丰厚的人脉，那些能干的年轻人也会苦闷不已，因为他们还是年轻人。但现在，“铁饭碗”的时代已经过去，职场里的论资排辈现象日渐式微。经验的累积、工龄的长短已经不再是衡量企业员工贡献大小的最重要标准，工作能力、专业知识和活跃思维造就的创新型知识才干，才是好员工的重要特征，这给年轻人向上奋斗打开了“天窗”，因为他们具有天生的优势。“年轻才是资本”——年轻意味着拥有知识和技能，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这些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社会所需要的。
我们看到，在很多公司员工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一些高技术企业和新兴行业。甚至一些公司会大手笔地推动员工年轻化。如2006年，爱立信辞退1000名老员工，推行员工年轻化；2009年，万科调整员工年龄结构，“80后”占到八成；新近报道显示：华为员工
平均年龄不足29岁。
企业管理层也在年轻化，《首席执行官》杂志和伦敦经济学院对1450个跨国公司总经理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企业高管的平均年龄是47岁，而在全球这一指标为55岁。此外，香港城市大学2011年一项调查表明，68%的受访者在25～28岁期间晋升为企业管理层。
回顾过去的20年，年轻化趋势这种微观经济现象的背后，是整个国家经济的转型：国有企业改革打破了“铁饭碗”，市场机制的成熟和民营企业的壮大增加了经济竞争和活力，科技产业的急速前行让知识和技能大显神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