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英镑是最初的数额。但是在人们的闲话中，“克罗福德的黄金”不久就被夸张地传得越来越高，最终变成了一百万英镑，甚至被吹到了四百万英镑。就这样文贝鲁特的财产数量直线上升着，并且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一直都瞒着巴黎人，但是所有的法国人都相信，文贝鲁特夫人只要办好必要的法律文件，早晚都会继承这笔遗产的，大家都仰视这个天下最大的幸运儿。还有一种说法是，文贝鲁特夫人由于到处欠债，被人逼得苦不堪言，胡乱地捏造出了芝加哥富豪罗伯特·亨利·克罗福德这个人物出来，而且还称自己是他庞大遗产的继承人，事情很意外，但是为了让债权人相信，夫人之后筹划出了贯穿一生的有组织的欺诈活动，而且还委婉地将前面提到的火车上的会面这件事情传开了，两年后突然收到了遗产继承文件也是一开始文贝鲁特夫人就精心设计好的计划。她为了让故事更加真实可信，开始编写罗伯特·亨利·克罗福德的遗书，而且还准备了很多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法律文件。受欢迎的程度和名气是种很不可思议的东西，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都是大受关注的。特勒莎·文贝鲁特夫人一跃成为了巴黎的女首富，但是有一件麻烦的事情是这份遗产的附加条件是不能直接提取现金。在没有满足条件之前，她是不可以碰这些钱的。这实在是很不方便，有人对她的继承权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却不能阻止她。从美国寄来的这个巨大的带着封印的保险箱，根据美国和法国的法律，连正当的所有者都暂时禁止打开它特勒莎·文贝鲁特夫人是这样向大家解释的。
已故的罗伯特·亨利·克罗福德有两个侄子，他们要求各分得叔父遗产的三分之一，他们要求拿走夫人所继承遗产总额的三分之二，并在美国提起了上诉，问题变得复杂起来。好不容易得到了这么大笔遗产的文贝鲁特夫人真的遇到困难了，也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吧！夫人见到谁都解释这错综复杂的情况，但是最后都表示出乐观的态度：“我询问过律师了，克罗福德的侄子们在法律上是无权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所以如果告上法庭的话，一定是败诉的，但是在没有最后宣判之前，即使是我自己的东西也是不能碰的。就如你们现在看到的那样，保险箱被密封了，谁都不能把它打开。我虽然感到很为难，但是由于官司一定会赢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一点也不担心。”
就算最后夫人败诉了，给克罗福德的侄子每人分三分之一的财产，文贝鲁特夫人也至少还能留下三分之一，这是夫人确实可以拥有的部分。即使是只有三分之一，也有大约一百三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三英镑。她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就如后来详细描述的那样，因为有文贝鲁特夫人捏造的种种法律行为，她一个人编造出来的彻头彻尾的谎话自然地就被人们所接受了。克罗福德的侄子这个虚构出来的人物的代理同样是虚构出来的美国律师，他们提出的口供材料有山那么高。他们拿出了各种的法律文件，有户口簿、死亡证明等。这种假象的审判，一直持续了二十年。根据那些森严的法律文件，文贝鲁特夫人完全笼络了法国一流的金融家们。
有些人为她承担了巨额的诉讼费，还有些人为她提供了在打开保险箱之前所需的生活费，许多的富豪争先恐后地向她伸出了援手，使她能够过着格兰达路梅街女王的奢侈生活。当然这些借钱给她的人都是有所求的。他们约定在打开保险箱之后得到高额的利息。文贝鲁特夫人作为近代的欺诈女王，有着钢铁般的神经和演员的面孔。保持一年这样的生活都需要特殊的、非凡的才能，但是夫人却可以二十年如一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她占据了社交界的中心，华丽的衣裳、道具、格兰达路梅街的宴会，自始至终都极尽奢侈。花费了大量的金钱自不必说了，但是这些金钱就像天上掉下来的一样砸到了夫人的身上。之后查明了一部分被害者的身份，有名的钻石商路里拉十六万英镑、路德拉·贝尔的宝石商都莫拉七万两千英镑、里尔市的斯卡兹曼二十八万英镑、邦德爱卢波弗市的富豪哲拉路德二十八万八千英镑、瓦伦夏卢的路非布鲁十二万英镑，所有的受害者换来的只有一张借据，然后就开心地把这些钱交到了夫人的手上。
全都是因为这个保险箱。文贝鲁特夫人很多次都为了能早日打开来这个保险箱而向身在美国的克罗福德的侄子们提出诉讼。他们二人也依照法律程序接受了虚构的法庭的裁判。各大新闻报纸都在争相报道着，巴黎人都紧张地期待着保险箱被打开的那一天。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虚构的裁判一直在进行着做这些都是为了让公众信服，所有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夫人一个人自编自导自演的戏剧。夫人的右手想打开保险箱，却被左手阻拦住了，巧妙地吸引了世人的好奇心。
关键人物罗伯特·亨利·克罗福德在法国的南海岸突然死亡。为了证明这一点，她提供了本市路·都·法兰西街居住的一个同名者的死亡证明，而且还签上了有关责任者的名字并加盖了印章，这足以让所有人信服。夫人还直接请了多名巴黎的律师，以调查最初美国纽约的律师交给她克罗福德遗书内容的法律效应。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两位侄子也对夫人的继承权提出了异议。这样一来，法院就命令禁止打开放在文贝鲁特家的保险箱。这时是一八八一年三月。这时候夫人把她的妹妹玛丽·德鲁尼克推到了前面，借助罗曼和艾米路兄弟二人的帮助，大肆宣传，一年到头都在与大洋彼岸克罗福德的侄子们周旋，向法院提出打开保险箱的请求，正确地说应该是对外声称审判正在进行着。她一直在演戏。保险箱眼看着就要打开了，但是突然又说暂时不能打开，这常常让巴黎人焦急不安。
连着名的法学家瓦鲁德克·卢松看到了有关文贝鲁特夫人的事情时都在想象，夫人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了这些法律相关的具体问题。
在这期间，托鲁吾兹的洗衣妇特勒莎·文贝鲁特的奢侈生活已经达到了顶点。仅在一八九七年的一年间，她就在东赛和沃路兹的店里分别购买了三千七百八十英镑和一千四百英镑的衣服。东赛和沃路兹都是法国人众所周知的一流服装店。同年，文贝鲁特夫人仅购买帽子就花费了八百五十英镑。文贝鲁特夫人仅凭借别人的信任她的机智和谎言来生活，这让世人做梦都难以想象。
最初对此事起疑的是里昂的一位银行家德拉托，他也是借给文贝鲁特夫人很多钱的人之一。有一天他受邀到威勒库西欧的别墅做客时，不经意间问起：
“克罗福德先生的侄子们到底住在美国的什么地方？”
夫人只是回答说是波士顿郊外的萨马威鲁。两三天后，德拉托谁也没有告诉就从阿瓦威鲁港出发去了纽约，然后在波士顿聘请了一位私家侦探，以波士顿为中心开始进行广泛调查。结果当然是发现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居民。两个月后，巴黎的建筑家安里·瓦萨东由于面临破产，所以要求夫人偿还两年前借给她的五十万法郎的债务，遭到夫人拒绝后，他在博多·布罗纽饮弹自杀了。这是文贝鲁特事件中首次出现的血腥场面，之后陆续又有斯卡兹曼·波鲁、贝鲁拉路、基拉鲁德共三人自杀，经查明全部都是因为此次的欺诈案导致借出去的钱一分都收不回引起的。但是无论多么狡猾的骗子也会有露出破绽招致杀身之祸的时候。文贝鲁特夫人也不例外。在格兰达路梅街大宅子的客厅里，夫人正和四五个客人闲聊着，其中在法国银行担任重要职位的琼路·比萨不经意地向夫人询问道：
“你到底有没有看过放在保险箱里克罗福德的遗产？”
夫人对这个无聊的问题笑着答道：“我是亲眼看着保险箱被贴上封条的，所以我当然是见过了。”
“那是现金还是公债啊？”“是公债。”
“是哪里的公债？”
“是法国的一年期公债。”说完之后，夫人松了口气，看着比萨。比萨的内心打上了重重的问号，但是他虽然吃惊却故作镇定地保持着沉默。可是这个时候，文贝鲁特夫人不经意间的回答已经让比萨识破了她的谎言。
在法国，年金公债必须每年兑换成现金。
如果照夫人说的保险箱里放的是法国政府的年期公债，那么在这之前夫人必须每年打开一次保险箱琼路·比萨在不经意间识破了这起大骗局，在文贝鲁特夫人的面前，巨大的恐怖阵阵袭来。但是当时他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什么也没有多说。夫人看到比萨的样子也安心下来，很快就转换了一个话题。
第一个发现者是琼路·比萨。
同时，那些假想着保险箱会被打开的债权者们开始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到了法庭，要求命令夫人打开保险箱。最后还在一九○一年初召开了债权者会议。在会上计算出来这些年夫人所有的借款和用于同克罗福德的侄子打官司的费用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就算现在把保险箱打开，恐怕也很难满足所有债权者的要求。当然这都是在表明理由都成立的情况下作出的判断，但是实际上当时很多人对文贝鲁特夫人的财产是抱着疑问的态度的。瓦鲁德克·卢松作为债权者的代表站上了法庭。卢松还给马堂报纸投稿揭露文贝鲁特夫人的财产全部都是虚构的。艾米路·泽拉和预审法官波鲁森都帮助卢松四处奔走，结果法院再也不能对此事保持沉默了。终于在一九○二年的五月九日决定打开这个有问题的保险箱，在这之前的一晚，特勒莎·文贝鲁特连同其妹妹玛丽·德鲁尼克和罗曼、艾米路兄弟二人一起从巴黎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当着艾米路·泽拉、瓦鲁德克·卢松、马堂报纸的记者、警察和债权者代表们的面，保险箱被撕掉封印后打开了里面是空的，只有两颗裤子的纽扣放在大大的柜子中间，毕恭毕敬地放在那里。至今这都是全巴黎人的笑柄。
起初有传闻说她远走高飞去了伦敦，而且还活跃在斯卡特兰多·牙德。十二月份发现有一张署名为罗曼·德鲁尼克、里昂银行的支票从西班牙的马拉被提取了。不久科隆的侦探就在马德里的陋巷里将化装成美国人并且已经改名换姓准备离开巴黎的他们抓获了。审判在塞尔鲁县的巡回法庭进行，从一九○三年二月六日开始，历经八个月。文贝鲁特夫人历经半生的诈骗案涉及的具体金额无法准确地查明，但是推算至少在五百万英镑以上，她毫无羞耻心地进行着欺骗，而且受害人都是有着社会地位的人们。
最后判决特勒莎·文贝鲁特入狱五年；罗曼·德鲁尼克入狱三年；艾米路入狱两年；玛丽·德鲁尼克无罪释放。
那个作为这场闹剧中重要证物的保险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摆放在布兰修街的古董店门口。它在这里大放异彩，引来络绎不绝充满好奇的巴黎人围观。
文贝鲁特夫人的财产只不过是两颗裤子上的纽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