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治十三年（1875年）十二月，年仅十九岁的同治皇帝——爱新觉罗·载淳驾崩了。
清朝既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更是将封建专制推到了极端的王朝。封建是滋生秘史的温床，而秘史的滋生又总是与专制成正比的。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宫闱中，不知有多少秘史被永远尘封着，而大清王朝更是一座从头到尾被秘史云遮雾障着的山头。同治之死又为清宫添加了一段新秘史。
同治的病是被母亲慈禧逼出来的，而他又死在母亲慈禧之手。母亲这一伟大而神圣的名字，生生地被慈禧的淫威和残忍奸污了，糟蹋了。在慈禧的横加干涉下，同治不能与自己所钟爱的皇后接触，于是生出了是非，他在内监的导引下私幸京城的娼寮酒肆，不久身患性病。
明知儿子病情的慈禧命太医以天花治之，结果是越治越重，直至身上溃烂。
明知母亲有意把自己往死路上送，也深知自己病入膏肓，弥留无多，且无子嗣，同治遂召来他的老师、军机大臣李鸿藻，在榻侧口授、由李鸿藻执笔拟就诏书，传位于较年长的载澍。同治在弥留之际办的这件大事，是他在皇帝位置上独立办的唯一一件大事。然而他没料到他的老师出卖了他，从乾清宫出来后，李鸿藻战战兢兢地将诏书交给了慈禧。慈禧看了怒不可遏，当即将诏书撕得粉碎摔到地上，命人封锁乾清宫，对同治断医、断药、断膳，不许任何人出入乾清宫。不久，同治驾崩的消息就传了出来。
为了达到垂帘听政、擅权专政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慈禧决定不给同治立嗣，而选中了年仅四岁的侄子载继承皇位。就在同治咽气的同时，慈禧即召军机大臣们入朝议事。诸亲王和大臣进入养心殿西阁后，纷纷询问同治病势，慈禧依然强装笑容地告之“皇帝无恙”。接着她阐明本意，要大家讨论“立嗣”之事。亲王和大臣们谁都不敢发言，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为打破尴尬局面，就模棱两可地建议从溥字辈近支的贤者中遴选。其实慈禧的征询意见纯属假意，听了文祥的话顿时脸色大变，沉默良久才说：“醇亲王之子载聪明睿智，我欲立他为皇继业，你们以为如何？”在场的人无不唯唯诺诺，齐声称“喳”附和。直到此时，慈禧才宣布同治驾崩，西阁立时响起一片唏嘘之声。
醇亲王奕是慈禧丈夫咸丰皇帝之弟，又是慈禧的妹夫，因此载既是她的侄儿，又是她的外甥。一个深夜，太平湖畔的醇亲王府突然喧闹异常，门前兵丁林立，仪仗庄严，王公大臣列队恭候；宅内灯火通明，气氛紧张。四岁的载在睡梦中被慌乱的家人叫醒，匆匆给他穿上从皇宫里送来的龙袍。接着，他被人抱上早就停在府门外面的暖舆，就此糊里糊涂地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家。当载在哭闹声中被抱上大清帝座时，一个把大清送上穷途末路的光绪朝代开始了。从此小皇帝就开始在慈禧这个“亲爸爸”的卵翼之下生活，而一个蛇蝎心肠的坏女人也开始了她第二轮“垂帘听政”的生涯。
对于阴险狡诈的慈禧来说，第一次“垂帘听政”的机会是她发的“国难财”，为了窃取这一笔巨大无比的“权”财，她曾经煞费苦心和作了精心策划。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打进北京，侵略军大肆劫掠，将人类文明瑰宝圆明园、颐和园付之一炬。贪生怕死的咸丰以“北狩”之名逃到热河避暑山庄，第二年病死承德，留下了一个六岁的儿子载淳和他的母亲——一条名叫慈禧的母狼。载淳即位，被尊为太后的慈禧旋即发动祺祥政变，借重皇族大臣奕的力量，拿下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废除大臣辅政。从此中国进入了长达四十八年的慈禧垂帘听政统治时期，开始了史学家所公认的中国最黑暗的半个世纪。
专横跋扈、一意孤行的慈禧，决非女人中的等闲之辈，而是历史上的无耻之尤。其实这个在高高的红墙内肆无忌惮地演了半世纪闹剧的老佛爷，不仅没有什么政治头脑和远见卓识，更谈不上具有治国经邦之术。但是愚昧并不妨碍与野心共存，荒唐常常可以与机谋共鸣，这些特征恰好都集中地表现在慈禧身上。于是一个政治上庸碌无能的女人，竟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东方超级大国的最高统治者，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干尽祸国殃民的勾当。
从祸国的角度不妨把慈禧比作巫婆，在殃民的意义上慈禧又可比一个悍妇，那么在穷奢极欲方面她则是民间传说中的扫帚星。据清王朝最后一任总管太监小德张回忆，当年慈禧一天的生活费约为纹银四万两。以一天四万两计，半月之费即可买一艘吉野级巡洋舰；两月之费可购一艘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装备一支高踞全球六七位的海军舰队。然而大清的舰队被这位叶赫那拉氏吞噬了，她每隔半个月要吃掉一条巡洋舰，一年则要吃掉一支海军，不由得令人想起《西游记》中那个吸了无数婴儿血的妖精。
真难相信，这么一个闹剧曾经严肃地举行德高望重者用匍匐给她以尊严武功卓著者用媚笑给她以英明于是，她以奴性作为珠串悬稳了，一颗帝王的大印把我的祖国，置于她的掌股之间公然挤压出了一阵阵“万寿无疆”的虔诚呼声（李加建《故宫养心殿慈禧垂帘听政处》）让这么一个水平和能力并不比普通农妇高明多少的女人垂帘听政、呼风唤雨，清军能不败、中国能不亡吗？其中的奥秘早被乾隆盛世时造访中国的英国勋爵马嘎尔尼所察觉，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帝国像一艘破烂不堪的战舰，之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来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到了晚清，中国之所以能继续苟延残喘，维持一阵子，甚至还有人恬不知耻地高唱“同治光绪中兴”的颂歌，靠的是几根顶梁柱。其中有两个人功不可没，一个是满人奕，一个是汉人李鸿章。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使一些相对具有超前意识的中国士大夫们痛定思痛，遂出现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大臣，启动“洋务运动”，倡导洋务强国，经过同治初期到光绪年间的二十多年里，也居然建立起一支“北洋水师”。奕是个有思想、有能力、较早接触西方文化的满清贵族，在外交上颇有建树，应当说他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创始人。
正是对世界有了较为正确的理解，因此他对洋务运动持支持态度。李鸿章和奕在国防和外交上的唱和呼应，是晚清中国衰而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正当中法、甲午和八国联军侵华三次大战相继在中国国土发生、中国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外敌之际，慈禧也没闲着，她正忙于筹划已久的三件在她看来比天还大的事：光绪皇帝大婚、修建颐和园和自己的万寿庆典。
按照慈禧懿旨，光绪婚典要办成清代皇帝大婚典礼最隆重也是最糜费的一次仪式。单为准备大婚衣物和修缮大婚用的建筑，就已耗银五百五十万两，按时价可购买四百万石粮食，足以供一百九十万人一年的生活。而接连五天大婚期间的铺张更是史无前例，紫禁城内外的装饰自不必言，在最后一天的盛宴，仅太和殿内外的宴桌就摆放了一百八十九张。
也就在筹备皇帝大婚差不多的时候，慈禧决定修建她朝思暮想的私人园林颐和园。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建成于1764年，占地二百九十公顷，其中水面二百二十公顷。园内分为宫廷区、前山前湖区、后山后湖区三大景区，共有殿堂楼阁、亭台水榭三千余间，是帝、后政治活动和休憩消夏的处所。重建这一被焚毁的皇家园林，谈何容易，高达千百万两白银的巨额经费，已远非山穷水尽的清朝国库所能支付的。
于是慈禧就动起了挪用海军经费的脑筋，一声懿旨，白花花的银子如同变戏法似的，源源不绝地从海军的口袋倾入昆明湖。修建颐和园工程究竟挪用多少海军经费？慈禧当然无需劳神记自家的账，而清廷也记不清这笔糊涂账，因此有说五百万两白银，有说九百万两，也有说一千二百万两，更有说三千六百万两。换一种笼统的说法，即这笔被挪用的经费足以另建一支规模更大的北洋舰队。
万寿庆典即慈禧的六旬大寿，是她期望在一生中最恣意奢侈和尽情炫耀的日子。正当日军日夜兼程大举向中国进发的紧急时刻，北京城里却是一派夜以继日地进行庆典施工的繁忙景象。为了将庆典办得尽善尽美，慈禧竟置前线清军弹尽粮缺的严重局面于不顾，下令动用了一百万两军饷和边防军费。而当旅顺口失陷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慈禧正若无其事地端坐于紫禁城，喜气洋洋地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祝福。
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痛赤县祁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一副时人所写的对联，寥寥数语，对这个罪恶滔天的东方女巫进行了悲愤的控诉。
在恶狼与病羊的争斗中，病羊是没有为自己选择自由的权利的。
清朝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带着慈禧卖国投降的旨意到达日本，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把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等地割让给日本，还要向侵略者赔偿军费二亿三千万两银子。
这年夏天，慈禧又兴师动众，在颐和园搭起天棚，准备兴高采烈地避暑度夏了。时人又写下一副对联，气愤地讽刺这个罄竹难书的中国瘟神：
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
然而，讥讽和怒斥岂能惩罚腐恶，改变现状！这种愤怒的呼声，对于围在高高红墙内的慈禧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呢。
二
光绪皇帝的一生，像一个悄然无声的瘦小影子，被慈禧那硕大的身影严严实实地盖住了。
晚清史上每一页都充斥着慈禧肆无忌惮的大声呵斥，却几乎听不到光绪的一两声轻轻咳嗽。
从四岁就开始当上了一国之君的光绪，朝廷大权却一直掌在“垂帘听政”的慈禧手里。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举行了成年及大婚典礼后，慈禧迫于“祖制”，只好宣布“撤帘归政”，自己退居颐和园去“颐养天年”。
掌权已逾二十年、年仅五十三岁的慈禧，正处于权欲的高峰期，哪里会心甘情愿地退休赋闲？于是中国的权力中心随着女巫的身影转移到了颐和园。悠闲地坐在这座皇家园林中，慈禧只消在茶余饭后随意地提一提线，紫禁城内的木偶就不敢再越雷池一步了。甚至光绪忠实地秉承着她的懿旨办理重要的军国大事，她也总是不放心，还要派心腹监督。李加建的诗幽默地说道：
帘子卷起来了听政的太后不见踪影也许，昨夜她又偷偷地来过？
偷偷地放下帘子，期待帘前御座之上再坐上一个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但年轻的光绪不愿永远受制于母后，在四肢发达、头脑瘫痪的傀儡生活中终其一生。眼看神州陆沉，家国难保，在师傅翁同的推动及具有改良思想的朝臣们的影响下，光绪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政权。他亲政之后，一心想改革政治，富国强兵，振兴祖业。光绪改革政治的意图使慈禧感到了对她的挑战，那些守旧的亲王满臣也怕光绪的改革危及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和效忠于慈禧。于是朝廷内出现了“帝党”与“后党”，两派的斗争愈演愈烈。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国破之恨和国殇之哀，引起了一些志士仁人的极大悲愤。刚过而立之年的文人谭嗣同，怀着“创巨痛深”
的心情写下的一首《有感一章》诗，代表了所有爱国文人的共同情感：
世间万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恰逢清朝的大比之年。
正在参加顺天乡举的康有为联络了十八省应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这就是晚清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这一事件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为了把维新变法推向高潮，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鼓吹变法的《万国公报》，并与梁启超等人组织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接着《时务报》在上海创刊，由梁启超担任主笔，成为维新派宣传变法的舆论中心。严复又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是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则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一场维新运动急速兴起。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为维新变法作了直接准备。
由于翁同的牵线搭桥，光绪御案上出现了康有为的各种奏折和书籍。他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竟有拨云见日之感，使他陷入深思。
“不变法不能立国”，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血气方刚的光绪，下定“决不做亡国之君”的决心，毅然采纳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1898年是旧历戊戌年，史称这次变法为“戊戌变法”。
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实现国富兵强。
新政措施其实并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却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一大批权贵显宦、守旧官僚，一方面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另一方面串连密谋，上蹿下跳。他们麇集在深藏于颐和园的总后台慈禧周围，奕、李莲英跪请她再度“垂帘听政”；有人向她上书，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宫廷内外关于废除光绪、另立皇帝的传言四起。
就在“明定国是”诏书颁布的第五天，老巫婆慈禧决定亲自出马施用她的妖术了。她以光绪的名义连下三谕，第一道谕就是罢黜翁同。对于光绪及其变法事业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打击，翁同之走等于剪掉了光绪的羽翼，切断了他与维新派人物联系的桥梁，正如梁启超所惊呼：“翁同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第二道谕命凡二品以上官员授职者都必须到皇太后前谢恩，由此慈禧就控制了人事任免权。慈禧在第三道谕中将控制着北洋三军的心腹荣禄调任直隶总督，继而又控制了紫禁城和颐和园的警卫大权。京津地区充满杀机，紫禁皇宫血光冲天，然而书生意气的维新派还在高谈阔论，手无寸铁的光绪帝也听得津津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