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规模宏大的十三陵，是一部从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制作、直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才完成的明朝宫史摄影集。
这本尘封了四百余年的摄影集，封面因久远而褪色，纸张因陈旧而发黄。正当老相册渐渐从人们记忆中淡出的时候，突然在某一天摄影集被打开了，于是一艘巨大的古沉舸就在人们的惊呼声中浮出水面。
尽管仅仅翻开一页——这翻展的一页就是十三陵之一的定陵，却足以使古老的摄影集大放异彩，也让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大开眼界。
定陵这座明朝第十三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的合葬墓，神鬼不知、悄然无声地在大山底下蛰伏了整整四个世纪。自1956年5月开始，经过一年时间的艰辛发掘，这座神秘兮兮的地下宫殿石门被成功地开启，定陵也得以重见天日。定陵地宫是目前十三陵中唯一被开发的地下宫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座有计划发掘的帝王陵墓。地宫共出土各类文物三千多件，其中包括四件国宝：
金冠、凤冠、夜明珠和明三彩。
十三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县境内天寿山南麓，区域面积达四十余平方公里，明朝迁都北京后，有十三位皇帝埋葬在此。十三座陵寝构成的皇陵建筑群均依山为陵，规模宏大，气势磅薄。从明朝永乐七年（1409年）营建长陵始建，到清朝顺治初年营建思陵时止，十三陵筑陵时间长达二百余年。各陵名称以营建的顺序依次为明十三位皇帝之陵，即成祖长陵、仁宗献陵、宣宗景陵、莫宗裕陵、宪宗茂陵、孝宗泰陵、武宗康陵、世宗永陵、穆宗昭陵、神宗定陵、光宗庆陵、熹宗德陵、思宗思陵。十三陵中的第一陵长陵，占地面积十二万平方米，是明朝永乐皇帝朱棣与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
永乐五年（1407年），明成祖朱棣的皇后徐氏在南京死去。由于在此前一年，朱棣已开始修建北京，着手迁都，遂决定不在南京为徐氏建陵，而是派出许多风水先生去北京寻找修建皇家陵园的“吉壤”。
历时两年，礼部陆续收到几处陵址方案，但均遭明成祖否定。据说陵址首选于昌平小汤山一带，但小“汤”山是“烫”的，而“猪”（“朱”
之谐音）家皇帝却是不禁“烫”的，此选乃被废。另一方案为口外屠家营北的龙窝，虽然风水极佳，然而“猪”要是进了“屠”家就会被宰杀，此处犯了地讳亦不能用。又有一处选在昌平西南地羊山角下，但山后有个“狼儿峪”村，“猪”有被“狼”吃的危险，也不行。再选的是京西的燕家台（在今门头沟区），当地百姓闻讯后怕被迁走，便编了儿歌把燕家台唱成“晏驾台”，犯了大忌，所以更不能用。幸哉！真乃先祖有灵，早在朱棣之前就作了防范，使这几处子孙后代聚集的宝地幸免成为“猪”圈。
传说中有两个人曾帮助明成祖卜选风水宝地，一个是铁冠道人，另一个是被他封为“选陵侯”的僧人姚广孝。实际上最终为明成祖成功地卜选陵地的是江西术士廖均卿，他选定的吉壤是昌平北的黄土山。
廖均卿卜选的这一陵区宽广、开阔，东、西、北三面群峰环绕，气势雄壮，俨成屏障；中央一马平川，广阔肥沃，恰似庭院；温榆河从中缓缓流过，蜿蜒曲折，清澈见底；一源之南，东蟒、西虎二山犄角而立，虎踞龙盘，宛如守陵天神。
黄土山不仅是风水宝地，而且山前有个康家坟村，西边有座橡子岭，东边有条干水河。明成祖亲往勘察，看到“猪”在这里既有糠（康）和橡子吃，又有泔（干）水喝，是为“猪”（朱）家天造地设的万年寿域。他感到很满意，遂决定在此建造皇陵，并改黄土山为天寿山。永乐七年（1409年）正式在此建陵，到永乐十一年竣工，即为长陵。
长陵背倚天寿山，是十三陵中建筑年代最早和最大的一座帝陵。
整个陵园由恩门、恩殿、明楼三重院落和两组建筑组成，其中最为壮观的是占地一千九百五十六平方米的恩殿。这座黄瓦红墙、垂檐庑殿顶的大殿，殿顶由六十根金丝楠木巨柱支承。巨柱伟岸，楠木幽馨，为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之一，被视为中外古建筑中弥足珍贵的文物。巍然屹立的明楼、写有“长陵”的匾额和刻着“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的石碑，都是长陵的独特标志。
皇后徐氏死去六年后，长陵地下玄宫告成，她的棺椁就迁葬于此。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明成祖在第五次亲征归途中突然驾崩，随行太监马云与大学士杨荣等商定密不报丧，称返京途中“朝夕起居进食如常仪”。八月回到北京后，地下玄宫的陵道于十二月被重新打开，将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葬入。猝死和秘葬，使明成祖之死留下不少悬揣，其中一说谓明成祖在追击敌兵时进入一个洞穴后，就再也没有出来，只留下一杆花枪。因此长陵内并无他的遗体，葬的只是这杆花枪。
“永乐之治”演绎了大明盛世，明成祖是当之无愧的历史功臣，他长眠的第一陵自然成了后人凭吊叹息之地。当大明王朝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曾任礼部尚书的诗人钱谦益前来晋谒长陵，面对眼前江河日下的国家时局，怀着不胜感慨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恭谒长陵》诗：
文皇神武唐宗后，靖难功成战血殷。
铁骑至今趋朔漠，玉衣终古镇燕山。
峰回屏障诸陵拱，日落旌旗万马还。
前后北征多侍从，承平忝窃史臣间。
二
悠悠万事，唯“家”为大，历代开国皇帝立国之后，想到的头等大事就是让子子孙孙传位万代，永保帝座。秦始皇为此可谓煞费心计，设计了一幅“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不灭的秦王朝的图景。对于通过“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的赵匡胤来说，一幕幕手握重兵的将领篡政夺权的前尘影事历历在目，为永保赵姓天下，他策划了“杯酒释兵权”的高招和建立了强干弱枝的政权体制。
然而纵观历史，从秦到元，没有一个朝代能逃过灭亡的厄运。当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候，亲眼目睹元王朝由于在各地缺少强有力的藩卫而无招架之力的朱元璋，在走进皇宫的那一刻起，就着手解决这一令他忧心忡忡的问题。为了建立一个久治长安的朱明王朝，他在洪武三年（1370年）就作了封藩的安排，立长子朱标和长孙朱允为太子和太孙，将其余子孙们封到各地当藩王。
分封诸王是朱元璋借以巩固朱明王朝的双面刃，他担心那些为他立业开国建下不朽功勋的武将，一个个都是手握重兵，势必威胁政权的安全。他一方面以分封之策授予诸王以特权，让朱家子弟管辖和钳制各地大将；另一方面，“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他开始肆无忌惮地罗列罪名，杀戮功臣，两次大案株连人数竟有四五万人之多。可叹那些曾经与朱元璋浴血奋战、为他夺取江山而赴汤蹈火的开国功臣，并没有马革裹尸于沙场，却一批批地成了敬爱的朱皇帝刀下的冤鬼。
皇子们在分封后各得其所：二子朱为秦王，三子朱为晋王，五朱为吴王，六子朱桢为楚王，七子朱为齐王，八子朱梓为潭王，九子朱杞为赵王，十子朱檀为鲁王，孙朱守谦为靖江王。为父皇寄望殊深的四子朱棣为燕王，就藩于北平，这似乎是一种特意安排，因为北平之地非同一般，这里是元朝都城。
刚过弱冠之年的朱棣，就年龄说不过是现代还在孜孜攻读的大学生。然而这一位胸怀大志的英俊青年，在受封之后，毅然冒着“雪花大如席”的北国风寒，满怀着信心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率领数千护卫浩浩荡荡地奔赴北平。他知道，这是他一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起点。
燕王朱棣不负父望，就藩之后，多次率兵横扫漠北，不断打击元朝残余势力对明朝边疆的侵扰活动，成了最令明太祖赏识的皇子。明太祖曾得意地对大臣们说，有燕王坐镇北平，我再也没有北部边患的烦恼了。
明太祖高兴得太早了，殊不知这种分封的弊端，在历史上早有教训，西汉景帝时期发生的吴楚七国之乱，就是刘邦分封诸侯王种下的祸根。而正是他最得意的燕王，给他身后的明朝制造了真正的烦恼。
当初有一些大臣洞察其弊，但慑于朱皇帝的淫威，皆装作视而不见，倒有一位平遥县的训导叶伯巨斗胆上书言事，援古证今，议论明太祖“分封太侈”，“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分封逾制，祸患立生”。然而这一番忠言却招致杀身之祸，叶伯巨终于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燕王的勃勃野心及其残暴跋扈的个性，与仁厚、文弱的太子太孙适成明显的对照。对此，朱元璋也不是毫无察觉，相传一次他命太子太孙父子以新月为题咏诗，太子脱口而出，吟道：
昨夜严陵失钓钩，何人移上碧云头？
虽然未得团圆象，也有清光照九州。
太孙也随之吟道：
谁将玉指甲，掐作碧天痕；影落江湖里，鱼龙不敢吞。
朱元璋听罢愀然不快。诗言志，诗抒情，子、孙两首诗哪里有什么豪壮气概，倒更像两曲哀婉的悲声。
一次，太祖又吟一联“风吹马尾千条线”命太孙对，太孙毫不思索，对曰：“雨打羊毛一片毡”，而在一旁的燕王却随即作了“日照龙鳞万点金”一联。与太孙的平凡、萎靡的联句相比，燕王的出言是如此地不同凡响。
太子朱标果然“未得团圆象”而早夭，皇帝的宝座引起了诸藩王的觊觎，但朱元璋御定皇太孙朱允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然而在皇太孙的名份定下来后，封藩和大开杀戒的后果逐渐显现，对于过于仁柔手下又没有对付藩王们篡权夺位的文臣武将的朱允来说，在一群虎视眈眈的皇叔们的包围之中，无异是一只狼群中的羊。当老皇帝终于觉察到形势不妙时，却是大局皆定，为时已晚。一语成谶，叶伯巨所言果然成了事实，明太祖在临死前无奈地向近臣道出了自己的心事：
“北边的燕王不能不虑！”本想在自己身后留给继承者一个没有威胁的天下，实际上却修筑了一座不设防的皇城。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病死。朱允继位，是为建文帝（惠帝）。面对占有沃土、拥有重兵的各方藩王，建文帝的皇位受到严重威胁，遂用大臣齐泰、黄子澄之策，下令削藩。到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虽有五个藩王先后被削废，但却没有使虎视眈眈而又兵强马壮的燕王受到什么损伤。
与燕王朱棣相比，不管是建文帝个人的才智、能力还是其文臣武将的数量、实力都不在一个档次。久经沙场的朱棣在二十余年的征战中早已锻炼得十分成熟，并在军队中培养了大批亲信。而且天降大任于斯人，朱棣在人生道路上的两次幸遇，使他在实现宏图大业的进程中如虎添翼。走进朱棣生活中的第一个“贵人”是他的妻子、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徐妃。徐妃于洪武九年（1376年）被册封为燕王妃，第二年就成了亲，当时朱棣十八岁，徐妃十六岁。就是这位看来贤淑贞静的徐妃，后来成了朱棣夺江山、治社稷的得力内助。让朱棣意外地获得的另一位传奇人物是姚广孝，在朱棣磨刀霍霍准备先下手为强向侄子开刀的关键时刻，智囊人物姚广孝起了极重要的作用。
被禅门称为道衍和尚的姚广孝，本是长州（今江苏苏州）医家子弟，一生不为富贵荣华所惑，矢志为僧。明朝洪武年间，他应诏集于礼部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愿服官，仅受僧服之赐。他在归途经过江苏丹徒县北固山，游览古迹，缅怀古贤，赋诗一首，以抒其志，诗曰：
谯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瓮，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帝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洪武十五年（1382年），道衍被推荐侍奉燕王朱棣，住北京庆寿寺，不久以其智谋深得朱棣赏识，成为他的心腹谋士。建文帝开始削夺诸王的行动后，密切地关注着朝野形势的道衍，就运用其智谋力主朱棣起兵谋反，并促他当机立断。朱棣问道衍：“民心向彼（建文帝），奈何？”道衍答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在决心起兵之前，朱棣再度以对联试探道衍，出的上联是：
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
道衍脱口而出，对的下联是：
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做主。
决心既下，朱棣在建文元年（1399年）六月中选定一个出师的大吉之日。这一天风和日丽，朱棣召集众将士，以一番慷慨悲愤、忧国忧民的情绪，声讨建文帝身边奸臣的罪恶。讲到激昂处，他变得声泪俱下，并不失时机地竖起了一面正义的大纛——“奉天靖难”。一场篡位总动员的大戏演得那么逼真，使阴谋竟成宏图。但正当朱棣讲得大义凛然之际，天色骤暗，狂风大作，刹那间暴雨倾盆而下，燕王府宫殿的绿色檐瓦纷纷落地。刚刚还是一副救世英雄的气概，面对大祸临头的不祥之兆，朱棣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脸色大变。
在一旁察言观色的道衍，见势不妙，立时站出来大声喝道：今天真乃大吉之日，飞龙在天，从以风雨，殿瓦坠落，预示着殿下您将要更换黄瓦了。一席话说得群情振奋，朱棣信心倍增。在历史转戾点，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甚至可以改变事物发展的进程和航向。朱棣遂杀死了朝廷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以“诛齐黄、清君侧”为名，起兵“靖难”，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又出奇谋劝朱棣破釜沉舟，出师决战，燕王遂挥师南下，远袭京师（指南京）。
洪武时期的功臣已被朱元璋杀戮得所剩无几，朝廷不得不派一些年轻将领挂帅上阵匆促应战。本来在兵力数量上仍然占优势的朝廷，由于软弱的建文帝不识时宜地采用了一些错误决策，使朱棣直捣南京的策略终于获得成功。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朱棣占领了南京，并在群臣的“劝说”下，在南京即位，第二年（1403年）改年号为永乐。
三
藩王势力太盛，尾大不掉，对中央集权构成威胁，使朱棣寝食难安。反削藩斗争中使他美梦成真，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皇帝宝座，而执政后摆在他面前的当务之急却正是削藩。重兵在手，势不可遏，朱棣一鼓作气解除了各藩王的兵权，将他们或迁往南方，或废为庶人，终于巩固了中央集权。随后他又设置了奴儿干都指挥司，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乌弟河、库页岛等地，使上述地区也归属于明中央政府。
通过“靖难之役”名不正言不顺地夺取了皇位的明成祖，心里总是忐忑不安，不仅是因为他篡位夺权的不义之举为时人所不齿，而且更因为皇宫大火扑灭之后，建文帝不知所终。对此，明成祖不得不防，如果真的没死，万一建文帝还活着，以朝廷的名义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对他这个乱臣贼子进行讨伐，后果将不堪设想。建文帝到哪里去了？京城里传说纷纷。一度流行的传说是当听到南京北城金川门失守的消息时，建文帝刚要自杀，却为少监王钺所阻。王钺打开明太祖临终时留下的一个箱子，里面藏有乃祖的“锦囊妙计”。按照先帝指引，建文帝与随行的几个大臣化装为僧人，虎口脱险，从地道逃出京都，不知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