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座明孝陵，委实给南京带来了不少热闹。在明太祖朱元璋长卧于此的六百年中，祭拜者络绎不断，其中不乏官绅名流、文人骚客，连南巡的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也欣然拜谒，恭敬有加，而且一谒再谒。
康熙一生中六下江南，竟有五次拜谒明孝陵，还行跪九叩大礼。
他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第三次南巡谒陵时，手书“治隆唐宋”四字，由时任“江南织造”郎中的曹雪芹祖父曹寅立碑。这块高三点八五米、宽一点四二米的治隆唐宋碑，迄今仍矗立于御碑亭中。康熙以“治隆唐宋”诏示天下，颂扬明太祖治国方略乃在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赵匡胤之上。其实，论康熙的学问，他不可能不知道明太祖的政绩、品格焉能与一代名君唐太宗相提并论，与宋太祖倒或许说得上半斤八两，各有千秋，而题匾的初衷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清朝皇帝无非是借对朱元璋表示尊重和钦佩之意来笼络人心，缓和汉满矛盾。
孙子皇帝乾隆不仅效法其祖，而且又一次使出了他的拿手好戏。
在乾隆三十年第四次南巡途经南京时，乾隆拜谒孝陵，龙飞凤舞般地写下一诗《谒明太祖陵》：
崛起何嫌本做僧，汉高同杰又多能。
每当巡省临华里，必致勤虔谒孝陵。
一代规模颇称树，百年礼乐未遑兴。
独怜复古非通变，翻使燕兵衅可乘。
乾隆在诗中抬出另一位古代开国皇帝汉高祖与朱元璋比较。两位帝王确有若干共同之处，例如都是微贱出身，又都在南征北战、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建立政权，并进一步统一中国，成为当时英雄。
不过乾隆倒并未一味恭维，在盛赞朱元璋建立起一代王朝的同时，又委婉地批评他未能或无暇顾及建立百年礼乐制度。正因为“百年礼乐未遑兴”，以致燕王朱棣有隙可乘，发起“靖难之变”，最终夺取帝位。
康乾之后拜谒孝陵的大人物自然数孙中山了。不过孙中山是站在大清帝王的对立面，以“鞑虏既逐，中华亦复”的胜利者姿态来拜谒一位汉帝的。
孙中山的拜谒别有一种背景，也别有一番用意。孙中山在和袁世凯达成让权协议后，末代清帝宣统在袁世凯的胁迫下于1912年2月12日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终于寿终正寝。辛亥革命成功后的孙中山，在认识和实践上都陷于矛盾和混乱的境地。
他一方面对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所领导的临时政府，以《人权宣言》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为蓝本，也曾短暂地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制度、礼仪、观念、民俗等方面的改革。然而另一方面，他依然未能摆脱弥漫于当时革命队伍中以排满为内容的民族主义感情。孙中山及其战友们在推行民主共和制的同时，总不能忘情于“光复汉室”的“大业”，当清室退位的消息传来后，孙中山便亲率“国务卿士、文武将吏”，忙不迭地去孝陵向明太祖隆重致祭。
孙中山在拜谒活动中发表了两篇文告：《祭明太祖文》和《谒明太祖陵文》，以完成清室退位、民国统一的千秋功业，昭告明太祖在天之灵。这位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在《祭明太祖文》中写道：“（孙）文与全国同胞，至于今日，始敢告无罪于我高皇帝，敬于文奉身引退之前，代表国民，贡其欢欣鼓舞之公意，唯我高皇帝实鉴临之。”在《谒明太祖陵文》中，他更表达了一种感慨万分的心情：“呜乎休哉！
非我太祖在天之灵，何以及此？”
历史搭接着现在，现在反映着历史。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族主义之助。但是革命的阶段性胜利并不等于革命的最终成功，当革命成果落入阴谋家、野心家之手，或革命领袖的自身帝王化的时候，无论是“汉室”还是“清室”的执政，专制统治的实质却毫无二致。而在民族主义光环笼罩下的专制主义，具有更大的隐蔽、欺骗和危害性，被孙中山所轻信、赞赏并寄予莫大期望的那个有“旧经历”、能以“旧手腕”办事的袁世凯，一个推翻了“清室”的“汉室”总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制统治者。孙中山在病榻弥留之际，终于认识了这一历史真谛，给同舟共济的战友和多灾多难的同胞留下了一句珍贵的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车马不绝，谒者不断，六百年间，孝陵从未被冷落过。不过对于长卧在陵内的老爷子来说，大概始终怀有一种不祥之兆，一种寂寞之感。原因很简单，他的不肖之子朱棣不仅违嘱篡政，而且迁都北京，将皇家陵园也修建到了北方。北上之后，生活于豪奢紫禁城的皇族子弟乐不思蜀，自然难得“常回家看看”了。
朱元璋登基不久，即择“龙蟠”之地金陵的“龙脉”为葬地，在南京东郊钟山独龙阜建造孝陵。钟山有东、中、西三峰，古代风水学称之为“华盖三峰”，三峰以中峰为尊，孝陵所处的独龙阜，恰好处于中峰南面的玩珠峰下。玩珠峰下泉壑幽深，紫气蒸腾，云气山色，朝夕多变，风水景观兼有，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墓葬宝地。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后合葬于山之阳，山之阴则陪葬着一群功臣。孝陵陵宫及宝城具备了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风水“四象”，加之孝陵的三道“御河”都呈由左向右流淌的形式，风水上谓之“冠带水”，亦称难得。明孝陵以“因山为陵”、“天人合一”、规模宏伟、布局奇特这一独具匠心的陵寝创作，不仅开启了新一代帝陵形制，而且留下了令世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作品。
进入陵园，镌刻着“诸司官员下马”六个大字的威严石碑，使得达官显贵们不敢不在此下马坊以步代车。排列在陵前神道两侧的十二对石像生中，有石狮子、石獬豸、石骆驼、石麒麟、石象和石马各两对，相立对峙，造型生动，形态壮观。陵前还有四对体态高大的石翁仲，和石兽一起组成长达一公里的威严列队，“石马嘶风翁仲立，犹疑子夜点朝班”，俨如朱元璋生前出巡的仪仗队。
孝陵的神道由石望柱开始北拐，月牙形般地绕过一座小山岗，岗名“孙陵岗”，因为岗上有三国时吴大帝孙权的陵墓。据载当年修陵时，发现孙权墓挡了神道，有人曾建议将它迁走，但朱元璋未准，说：
“孙权也是条好汉子，留为门主。”这样，神道只好绕行而过。其实朱元璋可能没有道出他的潜台词，因为这一座如屏的小山是孝陵风水中的“案山”，有着十分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
就像秦始皇陵、唐太宗昭陵或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一样，历尽沧桑的明孝陵，也将一个又一个难解之谜留在世间，让一代代后人煞费苦心地猜测、研究。谜中之谜是朱元璋是否真的葬在明孝陵？
因为朱元璋下葬时曾有十三个城门同时出殡，对他究竟是葬于南京钟山、朝天宫抑或北京万岁山，众说纷纭，而明孝陵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寝建筑，但其地宫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亦是史无定论。因此明孝陵下是否有朱元璋其人，也成为数百年来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谜团。
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开通了一条时空隧道，使无数沉睡于地下的古代文明瑰宝得以重见天日。自1997年起，南京市文物研究所与中山陵园管理局文物处用磁法、GPS定位系统等诸多高科技手段与传统勘探相结合的方法探测地宫，长达六年的考古勘探和研究硕果累累，明孝陵中一些不为人知的遗址与文物先后被发现，众多谜团遂大白于天下。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终于查明了明孝陵地下玄宫的位置，确认朱元璋就葬在独龙阜下数十米处，而且这座地下宫殿居然保存完好。
2003年7月，明孝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的一个组成部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收入《世界遗产名录》。
二
元朝末年，一个深秋的夜晚，诗人、画家王冕伫立窗前。窗外漆黑无光，潇潇凄风和绵绵愁雨，勾起了他满腹悲愤，一腔愁绪，遂写下一首《秋夜雨》：
……秋夜雨，秋夜雨，赤县神州皆斥卤。
长蛇封豕恣纵横，麟凤龟龙失其所。
耕夫钓叟意何如？梦入江南毛发竖。
余生听惯本无事，今乃云何惨情绪。
排门四望云墨黑，纵有空言亦何补？
秋夜雨，秋夜雨，何时住！
我愿扫开万里云，日月光明天尺五！
在这首诗中王冕接连四呼“秋夜雨，秋夜雨”。当透过窗户看到了“赤县神州皆斥卤”，长蛇野猪恣意冲撞，麟凤龟龙无处驻足，甚至连农夫渔翁梦中诗画般的江南沃土，也已成了惨不忍睹的荒原，他怀着满腔怨恨发出了第三次疾呼。当他发出最后一次大声疾呼“秋夜雨，秋夜雨，何时住”，不啻是对“秋夜雨”的告诫和通牒。高昂激越的呼声回荡在秋雨淅沥的夜空：我愿将万里乌云一扫而空，日月高照的晴天就在咫尺！
诗如其画，王冕的笔形象地描绘了元末的政治社会图景。自成宗以降，元帝国一步步走上了穷途末路，在下传九个皇帝期间，皇室内部斗争愈演愈烈，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灾难日益深重。末代皇帝元顺帝荒淫残暴，加速激发了农民起义的爆发。不久，在黄陵冈（今山东曹县）修河的十余万民工中传开了一首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事有蹊跷，民工们又从工地下挖出一座独眼石人，正应验了民谣所言。不言而喻，石人是被人预先偷埋的，而民谣也是有人编造的，此人就是农民领袖韩山童。韩山童与他的伙伴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成了元末第一支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军。
就在刘福通的红巾军转战北方之际，一支由濠州（今安徽凤阳）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正在壮大起来。一天，一个“元军奸细”被红巾军兵士五花大绑地送到郭子兴帐内，经审问，原来是前来投奔义军的青年和尚。和尚长得身材魁梧，浓眉大眼，颇得郭子兴的欢心，遂将他带回元帅府。
和尚名叫朱元璋，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元朝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生时其父母年龄相加为八十八岁，故原名朱重八，后改名朱兴宗，参加元末农民起义后改名为朱元璋，字国瑞。朱元璋幼时曾为地主放牛，十七岁那年淮北大旱，他的父母及长兄均殁于瘟疫。在乡邻帮助下草草埋葬了亲人之后，孤苦无依的朱元璋就在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小和尚。随着灾情加重，寺庙中的和尚难以维生，入寺仅数月的朱元璋被打发出去做了游方僧。
他云游四方，以乞讨为生，兼及顺手牵羊，遍走荒山野岭，历经风霜之苦。在淮西流浪三年后他返回寺院，但穷和尚的日子仅过了三个年头，寺院又毁于兵燹。
“机会不仅成全小偷，而且也会成全伟大的人。”这句来自欧洲一位名人的妙语，恰好总结了朱元璋的一生。生活将一个虫豸不如的小人物逼上了山穷水尽的绝路，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走上起义造反的人生险途。然而正是这勇敢的一跃，让他进入了柳暗花明的境地，与历史的机遇不期邂逅。时势造就了当年的“无赖”亭长刘邦，也成就了后来的穷和尚朱元璋。这种百年不遇的机遇，是古往今来多少有志者苦苦期盼和不懈探索而未能求得的，无论是屈原、李白、杜甫或是陆游，无不经历了同样的辛酸遭际，到了明代，空有八斗之才的文人徐渭，也与他的前辈一样，难以身遇“当时事业”
了。
在距朱元璋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二百年后，刚从牢狱获释的诗人、画家徐渭，于明朝万历三年（1575年）到南京游览，特地拜谒孝陵。诗人“白头落魄”，“破帽青衫”，骑一头疲驴，带一身傲骨，纵使与往来的官员狭路相逢亦无相让之意。无奈地混在人流中拜谒孝陵，听凭守陵的太监（中官）亦真亦假地胡诌明祖故事，不禁引起徐渭的满腔心事，信口吟下一首《恭谒孝陵》：
二百年来一老生，白头落魄到西京。
疲驴狭路愁官长，破帽青衫拜孝陵。
亭长一终马上，桥山万岁始龙迎。
当时事业难身遇，凭仗中官说与听。
进入义军队伍后，朱元璋很快就显示了超人的勇武和智谋，很快就被提拔为亲兵“十夫长”，数立战功，深受郭子兴的赏识。一次胜仗之后，郭子兴设酒宴犒劳将士，一方面庆功，另一方面想借机为养女马秀英择婿。酒宴上觥盘交错，酒兴正酣的将领们一个个划拳行令，嬉笑喧哗，唯有年轻的朱元璋端着酒杯面含微笑，安坐一旁。他的英武气和沉思态吸引了马氏的眼光，遂由郭子兴夫妇做主择日婚配，写下了一段天作之合的佳话。
起义军中几个农民出身的将帅胸襟狭窄，朱元璋感到与他们不可长期共事，在他们手下干事也难成气候，就回到老家招兵买马。不到十天，招募七百人之众，更招来了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后来为他打江山和治天下中立下汗马功劳的徐达、汤和。后来在袭击元军时又招降一批元军，使朱元璋手握大批生力军，加之整顿有方，训练有素，朱军声势大振。
定远（今属安徽）文人李善长，足智多谋，也慕名前来投奔朱元璋，在他麾下当了谋士。李善长的鼓动和启示，使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拨云见日，顿开茅塞，开始以汉高祖刘邦为楷模，志在统一天下。他带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队伍，连续打下滁州、和州。
至正十四年（1354年），刘福通的北方起义军趁元王朝内乱之机出击，大破元军。第二年二月，刘福通把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接到亳州（今安徽亳县）正式称帝，即小明王，国号宋，年号龙凤。而其时以战功先任镇抚、后升总管的朱元璋，已升任为郭子兴之子郭天叙的副元帅。不久，并无指挥经验的郭天叙在攻打集庆（今江苏南京）时为叛徒所杀，朱元璋当了名副其实的元帅，成为红巾军中统兵一方的主将。
独掌兵权以后，朱元璋率领大军大破元朝水军，渡江攻打集庆，集庆五十多万军民投降。进集庆后，他出榜安民，把集庆改名应天府，并以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向江南一带发展。朱元璋利用元朝军队主力和小明王作战的机会，向南面和东南的元军主力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
在率军打下徽州时，他采纳了老儒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的献策，命令军队自己动手生产，兴修水利，减轻农民负担，取得了兵强粮足的成效。随后朱元璋又把进攻矛头指向鱼米之乡的浙江一带，相继攻取婺州（今浙江金华）、池州（今安徽贵池）、诸暨（今属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从而形成了与长江中游陈友谅辖区相邻的有利局面。
忙着征衣快着鞭，回头月挂柳梢边；两三点露不成雨，七八个星犹在天。
茅店鸡声人过语，竹篱犬吠客惊眠；等闲推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
在这首《拂晓行军诗》中，朱元璋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唱出了酝酿已久的“等闲推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的心声。
阻挡朱元璋向南方扩张的拦路虎是陈友谅。陈友谅原是徐寿辉起义军的部将，后来他谋杀徐寿辉，自立为王，国号汉。他占据江西、湖南和湖北一带，地广兵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割据政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先下手为强，率领一支强大的水军，沿江东下，进攻应天府，企图并吞朱元璋占领的地盘。
交战双方的兵力众寡悬殊，朱元璋按谋士刘基之策，派其部将、陈友谅的旧识康茂才写信给陈友谅，假装投降，答应做他的内应。陈友谅求胜心切，见信不疑，贸然夜袭朱营，结果是自投罗网。这一仗打得汉军大伤元气，陈友谅侥幸只身逃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