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是怎么进的医院，更不知道是怎么进的病房。当我的悬着的心落到实地的时候，意识却模糊了。
几天后我的灵魂又给我带来意识的时候，我尽最大的努力去回忆，也只是记起了一些特别朦胧的支离破碎的片断：我觉着有好多的人围着我。有人在说着什么，我听不清。因为我感到他们飘忽不定，一会儿离我很远，一会儿离我又很近。但是声音却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似的。我还觉得有人在哭，哭谁呢？是哭我吗？难道我死了吗？我没有死啊！
我下意识地咬了一下下嘴唇，一丝裂痛。这使我猛然想起我曾做过的手术和手术中咬破的嘴唇。我活着？我活着！
我被好些人拥着，进一个大房子又进一个大房子，人在变换着面孔，是医生？是护士？怎么又像我们家乡的人。我的潜意识里又在想家了，人们都说落叶归根，我的根在何处？
实质上，我是一个不恋家的人：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家庭清苦。在我的孩提年代，清苦是绝大多数家庭的共性特征，况且那个年代的人们对贫寒并不敌视。我的全家就靠着父亲微薄的工资生活，我们的生活也是其乐融融，因为我们有全身心培养关爱和照顾我们的慈爱的妈妈。我的一生都为此而自豪。而且正是这种清苦生活的熏陶，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了怎么去直面生活。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五岁的那个生日：那一年我们的日子太艰难了。年青的共和国正在经受着连年自然灾害的考验，共和国的公民们过着“瓜菜代”的日子。我们一家每月人均九元生活费，每月六公斤粮食的定量。大米白面一年也难以谋面，玉米面已经是奢侈品。主食基本上就是红薯面。我们每天都在饥饿的困扰之中。
可是妈妈的慈爱总是面面俱到的，不论日子是多么艰难，她都忘不了让自己的儿女们感受生活的美好，因为我听到妈妈对父亲提到了为我过生日的话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过生日无异于过年。离生日还有好几天的时间，我就慌得了不得。我也知道，即使是生日，也不会有什么好吃的和新衣服、新鞋子穿，我也不期盼这些，但是我的心情是愉悦的，充满了一种自豪感：我又长大了！为我过生日！
家乡的习俗，未成年的孩子过生日是要吃鸡蛋的，而且要吃四个，以求得孩子四平八稳圆圆满满。鸡蛋在那个年代可是稀罕物，一是粮食奇缺，养鸡的少。二是钱不值钱，鸡蛋出奇地贵。
在国营的副食店里是根本看不到鸡蛋的，要想买只能去菜市场，而且价钱令人咂舌。我不知道一个鸡蛋究竟得花多少钱，但是我知道父亲的工资很少，而且要养活全家。为此，父亲放弃了年轻时所有的嗜好，不再吸烟，不再喝酒，担着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却吃着和我们一样的“瓜菜代”。虽然我很小，但是幼小的心灵里却烙满了生活的艰难，鸡蛋对我确实充满了诱惑，但并非我惟一的满足，我只想这一天以我为中心：因为今天我生日！母爱是执著的，尽管父亲表示了异议，妈妈还是一意孤行。
生日那天，正好逢集。太阳刚刚升起，妈妈就带着我去了菜市场。那个年代里，市场还有一个名字，叫自由市场，其实也不是很自由，因为凡是涉及到统购物资是不能上市场买卖的，有一个叫“市管会”的组织，管得非常严，粮食是统购物资，绝对不能买卖的，和粮食沾边的像肉类、粉条等也是严格控制的，鸡蛋虽然没有严格控制，但是也不能放开，属于想管就管的那一类。所以卖鸡蛋的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母亲从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个也是市场上惟一一份卖鸡蛋的小摊。
市场上买卖东西的本来就很少，再加上摊小货少就显得格外冷清。妈妈的到来无疑使得卖鸡蛋的很高兴，极为热情地招呼着，没等母亲询问，就急着报出了价格：三元钱一个，大小随便挑选。
三元钱一个！我感到妈妈拉着我的手轻微地颤了一下，我明白了：太贵了，母亲感到了为难。按这个价，四个鸡蛋就得十二元钱呐。也就是说正好是父亲一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呀！那时我还没有上学，不懂得数学，但是我知道母亲给我一点零用钱的时候都是以分计额的，三元钱买一个鸡蛋？三元是多少钱哪？
迟疑了片刻之后，妈妈还是下定了决心。“能少点儿吗？”
满脸带笑的卖蛋人眼睛里却露出了难色：“按市价，我没有多要您的，我们庄稼人养个鸡也不容易呀，您就别压了吧！”是的，庄稼人也不容易。在这个城乡合一工农共存的城镇之中，妈妈也深知农民的不易。她不再压价，但是又觉得这个价格确实难以接受，于是站起了身子，往四周扫视。
卖蛋人慌了，在市场上遇到一个买主不容易呀，谁家没有个大事小情的能来买鸡蛋呢。“大嫂别忙着走，钱好说，您买多少啊？”
“这么贵重的东西还能买多少，这不是儿子生日嘛！”
“孩子生日啊，是这个小小子吧，怪稀罕人的，让他欢喜，给十元钱，您随便挑四个大鸡蛋好吧！”
妈妈认了，她蹲下来开始挑选鸡蛋，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大把钱来。有一元的，有两角的，还有几分的，零零散散一大把的钱就要换四个鸡蛋？为了吃这几个鸡蛋要花掉这么多的钱？
我突然明白了，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不吃鸡蛋！不花这些钱！我使劲拽住妈妈的衣襟，急切地告诉妈妈：“我不吃鸡蛋，我不要花钱！咱们回家吧！”
妈妈一动不动。似乎是在专心地数钱，当妈妈把所有的毛票捋开，所有分币掏净的时候，总算凑够了十元钱。妈妈长出了一口气，把钱递给了卖蛋人。
我却突然用双手拽住了妈妈的手，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妈妈动摇了，十元钱，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她为难了，一边抚摸着我的头，一边安慰我：“虎儿，别哭，别哭，妈妈有钱，我的好儿子，你懂事妈知道，可是妈的心你也要知道啊！”妈妈的眼睛也湿润了。
卖蛋人怎么也想不到一个几岁的小孩能这么体谅父母，这么懂得生活的艰辛。他心动了，用手比画了一个八字说：“我讨个吉利，大嫂落个称心，八元钱您把鸡蛋拿走！”
妈妈又动心了，我还是死死地拉住妈妈的手不放。几乎是在哀求妈妈：“我不想吃鸡蛋，我也不爱吃鸡蛋，我们回家吧！”
“不！虎儿，什么都没有，怎么叫过生日呢？要不咱买两个？”
妈妈让步了，我似乎也感到妈妈的语气虽然是一种探询，但是却蕴涵着一种执著，我是拗不过妈妈的。
我也松口了：“买一个！”
妈妈心疼地擦去了挂在我脸上的泪珠，从散碎的钱币中抽出了三元钱递给了卖蛋人，从已经选好的鸡蛋中拿了一个起身就走。
卖蛋人在后边大声地喊着：“大嫂，我就留两元！”妈妈连头也没回，她不愿意让卖蛋人看到她的眼睛。
中午，妈妈像变戏法一样在红薯面的窝头中间蒸了两个白面馒头，我的碗里放着那个三元钱买来的鸡蛋，个很大，红皮的，透着几分喜幸。
妈妈把它磕开，小心地剥掉蛋皮，刚剥到一半，妈妈呆住了，我也好奇怪，怎么回事，鸡蛋怎么变成了松花蛋？蛋清怎么是黑颜色的？啊，我明白了，这是一个臭鸡蛋！我也愣住了！
妈妈的眼泪唰地流下来了，怎么就这么命苦呢，我的孩子！父亲无耐地叹了口气：“人心不古啊！”哥哥却是气得瞪起了眼睛。家里的气氛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妈妈的懊悔，父亲的沮丧，哥哥的愤怒，都源自这个鸡蛋，而买这个鸡蛋又是为了我的生日，我有一股按捺不住的冲动，突然从炕上站了起来，一把手夺过了妈妈手中的鸡蛋，张大了嘴巴，三口两口地把这个臭鸡蛋吞进了肚里。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比臭了的鸡蛋更加难吃，我也不知道臭鸡蛋的味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描述，我只知道吞咽这个鸡蛋时的感觉：我的头像突然涨大了，我的心像要蹦出来似的，我的双眼紧闭着还是涌出了眼泪！我心里一个顽强的念头使年幼的我拼命地咽下了这个臭鸡蛋：我的生日，我要快乐，我要让家人快乐！
父亲、母亲和哥哥都愣住了，他们吃惊地望着我，不知道说什么，也不知道做什么。为了不使臭鸡蛋从胃里呕吐出来，我屏住了呼吸，咬紧了牙关，一声不吭地挺了有五六分钟，终于忍住了。并且没等妈妈给我拿，我就抓起了一个馒头大吃了起来，好像没事人一样。妈妈长出了一口气，全家人都长出了一口气。
都过去了，一切的不快总算是过去了！但是，生日的惨痛却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灵中，以至于宁可忘却生日，也不愿意再过生日！可是，我却在最危险的时候又记起了这个惨痛的生日！人在难处才想家呀！而且，我总是在想：老是不由自主地回忆这些生命中的磨难，是生的折磨还是死的预兆？
是生的磨难，因为我终于在巨大的疼痛中彻底地清醒了！我睁开了已经几天没有视觉的双眼，一片银白的世界呈现在我的面前：白的屋顶，白的墙壁，白的门窗，白的被褥，进进出出的也都是穿着白大褂和戴着白帽的人。我明白了，这是在医院的病房里。
我又仔细地看了看自己：平躺在病床上，地震时一直穿着的背心裤衩已经找不到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洁白的患者服。我的胸至大腿部位的上方，一个半圆型的钢筋架子撑起了被单，一条和输液胶管一样粗的引流管从我的腹部伸出，一直塞进挂在床边的瓶子里。
我清醒后的第一意识就是我确实很严重，我已经失去了健康的体魄；第二个意识就是找，找我的背心，它太珍贵了！它的上边别有伴随我求生全过程的通行证：那张字条！一张小小的字条不足为奇，但是它却像大海的巨涛托起了我生命的风帆。每当这张神奇的字条发生作用的时候，我的内心都涌起一种强烈的冲动：如果我能幸运地生存下来，我要像稀罕宝贝一样的珍存它一生，甚至传给我的后人。我要让它佑护我一生！可是我刚刚从医院里醒来，已经从上到下换了一个人，我还上那里去找我的背心？
我很恼悔，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我去找谁？
“醒过来了，这回可是真的醒过来了！”一个透着欣喜的声音传进了我的耳鼓，循着声音望去，一个窈窕的身影轻盈地向我走来。头上是一顶大大的护士帽，盖了额头，嘴上有一方白白的口罩遮住了鼻梁，只剩下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她拿出了体温表，甩了几下，轻轻地抬起了我的胳膊，仔细地夹在了我的腋下。然后又抬起了手腕，看了一下表就用眼睛盯住了显示速度的小玻璃瓶，嘴里默默地数着，接着又轻轻地俯下身来，慢声细语地问我：“心脏有问题吗？要是难受就说话，我把滴流的速度慢下来。”
我摇摇头，我的心脏没有问题，我觉得现在特别舒适，从风雨飘摇之中来到了灿烂阳光之下，就像从地狱到了天堂，我怎么能不舒适呢！“大夫，这是哪？”我终于清醒地问出了一句话。
“这里是儿科病房，为了救治唐山伤员，医院全都腾了出来。”
这是一排起脊的瓦房，坐北朝南，高旷敞亮。窗前是一排高大的钻天杨，根深、干粗、叶茂盛，微风一起，肥大的叶片就发出哗哗啦啦的响声，爽亮而富有节奏感。但是它也引起了我对机场上那几棵白杨树的记忆。变了，一切都变了！听我同屋的病友也就是在机场的汽车上相识的杨宏大哥讲：这里是沈阳第四人民医院最好的病房，医院为了给唐山的伤员提供一个好的医疗条件动员住院的小患者和他们的家长让出了房子。而且，那些患者的家长们没有一点不愉快。
不仅仅这些，沈阳人民为了唐山，为了唐山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接纳了数千名唐山的重伤员，而且安排的都是市里最好的医院；他们无偿地为伤员们提供着最好的食品，而自己却在用玉米面填着肚子；郊区的老乡们更是淳朴，他们把杀好的肥猪、磨好的大米白面和新鲜的蔬菜用“倒骑驴”送到医院，卸下来连个姓名都不留，一声不吭，扭头就走。
我虽然在机场上就深深地感到来自方方面面的各种各样的关爱，但是还是被东北人的淳厚豪放的爱所感动了。在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的病床上从昏迷中醒来，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那个长着一双漂亮大眼睛的年轻大夫。其实，她不是大夫，她是医院里内科病房的一名优秀护士，大夫是患者们对医护人员的统称，也有对护士表示尊重的意思。她叫崔秀岩，确实很秀气，我却怎么也不能把她的秀气和岩石联系起来，因为她很纤细，很轻盈，甚至显得瘦弱。但是她的眼睛里闪现的那种鼓励和希冀的光亮以及娴熟的护理技术给人一种塌实平稳的感觉。
医院里是三班倒，每班八小时，可是她不论是上白班、中班或者夜班，总是早两个小时上班，晚两个小时下班。她告诉我，我是第一批被接到四院的伤员，是蔡副院长亲自把我接来的。蔡院长是刚从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团职干部，平时的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可是在接我回来的时候，她一直红着眼睛，慈祥得就像是一个老妈妈。她用剪刀剪掉了我已经无法脱下去的短裤，用温湿的毛巾轻轻擦干净我的全身，还在专业会上特别强调一定要救活我，而且要定为特级护理。她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病房来看我。在我最危险的时候，她竟长时间地守着我，甚至把为我拍垂危患者存挡照片的摄像师给推出病房。她还告诉我，为了救治唐山大地震的伤员，医院里从各科室抽调了最好的医生和护士，组成了专门的医疗救护科，医院里所有的工作，都要为唐山伤员的救护让路。
我放心了，塌实了。因为我真的获救了，我没有“过去”，确实活过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