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社会现实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国外的EAP模式并不完全为国内的企业所接受，生拉硬套肯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要真正洋为中用，还得发挥“拿来主义”的做法——在借鉴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实现EAP的本土化。然而，EAP的本土化目前还面临很多困境和挑战。
作为美国文化衍生物的EAP，简单地将其从美国移植到中国是否可行，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澳大利亚IPS国际心理服务有限公司在中国的退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IPS公司是第一家进入中国内地的国外IPS服务公司，在国外已经是EAP领域的专家，其实力不言而喻，但在中国却遭遇滑铁卢。究其原因，无非是文化层面上的“水土不服”。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EAP在中国的发展，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本土化的问题。纵观世界，实行EAP的国家虽多，但完全照搬的却很少。日本的EAP服务之所以现在运行得很好，不仅是因为其引进的时间早，更重要的是它充分考虑了日本本国的国情，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所以，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年历史和文化的文明古国而言，更不可能照搬照抄。IPS公司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照搬西方文化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和文化特点，完成EAP的本土化改造，才能使其有效地服务于我们的企事业发展。
从文化背景看EAP本土化的必要性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孕育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在几千年的历史洗礼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质，张扬着迥异的文化个性。从地理环境来看，西方社会处于陆海相间的地理环境，健全的民主政治和开拓的民族精神，使西方文化更具开放性和外向性。而中国是典型的内陆外海的地理环境，这让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农业社会特点，历朝历代重农轻商。地域的隔离加深了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中国强调礼治、崇尚集体、重视伦理、天人合一的文化观，这种价值体系与西方强调法治、崇尚个体、重视民主、天人对立的文化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群体意识与个体意识
中国历来以农业为本，历朝历代都把农业兴盛看做是富国安邦的根本。农业注重的是集体主义精神，一家老小集体协作，对于个人技巧和创新并不看重，这就让中国形成了浓厚的家庭观念。因此，中西文化一个明显的区别：中国重视共性发展，有很强的群体意识；而西方崇尚自由与个性，强调个体意识。
这种群体意识，与中国古代文化的推动密不可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极力推崇社会的有序与和谐，以形成鲜明的等级制度。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个人对群体的忠诚和责任，而不是个体个性的张扬。孟子也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庭，而不是个人成为构成国家的基本单位。发展到现在，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西方思想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注重群体意识仍是中国人价值观的主流。如现当代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以及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群体意识。
在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的背景下，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就显得模糊，它们互相依赖形成一个统一的群体，个人的决策也是在充分考虑、尊重群体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以集体为中心使得个人的性格被抹杀，中国传统社会中稳定的社会关系也使得大家很在意自己的个人形象，因而言谈举止显得十分内隐，将性格中有别于他人的一面隐藏起来，温和但缺少了一些真诚。
相比较而言，西方人更加的实际和功利，他们在面对取舍的时候，会先考虑个人利益再考虑群体利益。西方文化所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于是便有了残酷的殖民统治，便有了泰勒制，便有了血汗工厂，便有了历史上的香料战争和石油战争。在面对利益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是将“义”放在“利”之前，而“义”讲的就是要对他人负责，这个他人往往就是某个群体。即使是比较实际的墨子，也是将义利并重的，他说“兼相爱，交相利”。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2.中庸之道与批判精神
我国民族历来以和为贵，秉持中庸之道。这主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中庸的德行已经在民间很少有了。到了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重新对“中庸”诠释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程颢之定理。”他们认为遵循天下的正道就叫中，而坚守这正道不改变就叫庸。儒家的伦理思想的“中庸”是一个独立的哲学词汇，中庸之道的思想内涵就是：人要在宇宙中遵守作为人的天性，不走极端，要尊重自然的客观属性，不要违背宇宙间万物的规律。怎样才能不走极端，遵守自然之道？归结到个人的行为就是要谨慎、举止有度，能节制个人的情感和欲望，反对固执己见的偏激，以达到世事的圆通。
与中国的中庸之道相反，西方文化中的哲学先哲，不管是柏拉图、笛卡儿，还是亚里士多德，都主张二元对立：上与下对立，人与自然对立，物质与精神对立，非此即彼。这种对立的文化，使得西方文化呈现刚性特点，崇尚批判精神，对各种文化、社会现象保持警惕和反省意识。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一直处在建构、解构过程之中，而不可能像中国儒家文化一统中国2000多年。恩格斯曾盛赞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启蒙学者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西方文化精神中的这种批判精神，是西方科学近500年来社会进步与科学昌明的重要内在原因。
西方文化中的批判精神使他们的社会更具创新精神与活力，中庸之道则压抑了人的个性，束缚了中国人对自由的追求，使得中华民族的性格呈现出一种个性依赖、不愿自我表现的风格。但是，它也使得中国人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进行积极的自我调整、心理调适。这一点，道家思想表现得尤为明显，道家说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并不是说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去做，而是告诉我们要明白自己的极限，不要强求，也就是凡事要有自知之明。同时，道家的这一思想也告诉我们不要与他人争夺利益，争相攀比，要知足常乐。这种思想使很多中国人能在逆境中保持一个积极潇洒的态度，不会因为过于急功近利而患上各种心理疾病。因此，现代很多心理学理论都将道家作为汲取养料的源泉，将老子的思想贯穿到了治疗中。这也是我们在推行EAP服务的过程中，要考虑到的一个文化因素。
3.天人合一与天人分离
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中庸之道讲究的是天与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特征。而西方文化由于柏拉图和笛卡儿的二元论，由于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上主张二元对立，于是，“天人二分”成了西方文化的个性。这两个哲学理论分别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内核和灵魂，也是中西方民族性格差异的源头。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这一思想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后来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们对自然规律的顺从和对大自然的崇拜，人们把自然中的日夜交替、季节更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活动周期相一致起来，一切都处于不断的循环往复之中，并与自然和谐统一。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在思想意识、思维模式和言语行为等方面都倾向于求整体、求综合。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文化主张人与自然的分离，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对立，强调“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不是将人类看成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将人类看成自然万物的主宰者，认为人的价值高于自然万物，自然万物都要为人类服务，都得听从人类的摆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因此，西方人总是试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
4.内倾型文化与外放性风格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塑造了中国人追求安足的内倾型文化，它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注重精神。内倾型的文化，体现在儒家学派中，就是追求精神境界，将精神追求放置在功名之前。这种文化也导致中国人求稳好静的心理，中国古代都讲求修道、修炼、精修，就是要达到内心的平和寂静。求稳求静、注重精神境界的内倾型文化，使得中国人安分守己，重义轻利，安于现状。这压抑了人们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的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
而西方文化是外放的，它喜欢变动，个人注重实力、重视实践，致力于开发外部世界，追求物化的结果，善于作量化分析。所以，西方的科技文明要优于东方，但东方的心灵探索不断深化。这导致了中西方处理问题的不同，中国人一旦发生问题，首先想到的是人性和情感，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西方人利用法律来解决问题，中国人却习惯于通过情谊无价的感化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教育以及舆论来发挥道德规范的作用。如果我们对两国这种为人处世的差异没有足够的了解，在EAP工作中就很可能犯“食洋不化”的教条主义错误。
从社会现实看EAP本土化的必要性
EAP本土化，除了要考虑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还要看社会现实、具体国情。由于长期以来的观念和体制的影响，很多中国企业真正按照市场经济运作，最多不过20年。这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相比，晚了足足两个世纪。中国城市及企业经济体制改革20多年以来，发展迅速，变化巨大，但是怎么也不可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走完西方社会200年的历程。目前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有很现代化足以与西方社会接轨的，也有很原始的管理方式，可以说应有尽有。
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企业的内部结构、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在西方，市场经济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市场化是自下而上自然产生的，EAP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的，所以它们之间有很好的匹配性。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受人为干预的影响很大，是自上而下贯彻的，这在国有企业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现在有自下而上自然产生的民营企业，但它们所生长的环境依然和西方的社会环境不一样。在国有企业中，都有党组织，大的民营企业也有，这在西方社会是看不到的。中国企业中存在的工会与西方的工会，在实际的功能上来讲差异也是很大的。此外，中国是一个很注重权威、讲究秩序的国家，这使得中国企业的领导层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和西方是不一样的。这些客观现实，都是我们在推广EAP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
此外，美国EAP的起源是为了解决当时员工严重酗酒、吸毒的问题，发展至今，解决员工吸毒、物质依赖依然是美国EAP咨询师的长项。而在中国，酗酒和吸毒并不是困扰企业的主要问题，将这两个问题提到议程上来目前看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中国EAP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点与美国的EAP是不一样的。中国企事业单位在日常管理运作中存在哪些问题，又有哪些问题是EAP可以帮助解决的，目前还是需要探讨、细化的。在这个探讨、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中国的一些具体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为中国企业接受的EAP模式。
总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人们价值观念、思维习惯、为人处世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企业发展程度、企业结构等具体情况，都是我们在实现EAP本土化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中国EAP事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有种种因素造成的中国的现实国情，在此基础上做一个总体的战略性的思考，否则，我国的EAP事业就可能出现无序、混乱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