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衣言（1815-1894），字劭闻，号琴西，瑞安潘岱砚下村人，清代学者。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等职，以太仆寺卿致仕。在家乡创办诒善祠塾，治学严谨，主张重振永嘉学派以救时弊，所建玉海楼为清末浙江四大私家藏书楼之一。
清咸丰八年（1858）年，英法联军侵略中国，攻占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威胁北京，而清廷还在为战与和的问题争议不休，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其时，孙衣言正以翰林侍讲入直上书房。国难当头，他忧心如焚，连续两次上书，要求朝廷尽快定战，并提出抵御英法联军入侵的对策。结果非但没被朝廷采纳，反而因措辞过激而遭当权者忌讳，同年被调离京师，任安庆知府。第二年他称病归休故里，在家乡曾协助其弟孙锵鸣，操办团练白布会，参与镇压金钱会起义。
同治四年（1865），孙衣言应浙江巡抚马新贻之聘，赴杭州主讲紫阳书院，兼任浙江官书局总办。孙衣言与马新贻可谓老相识了，当初孙任安庆知府时，马为安徽按察使，两人一见如故，奉为知己。后来两人分开了，但马新贻一直惦记着朋友。他一到浙江，就招用了孙衣言。同治七年（1868），马新贻由闽浙总督调任两江总督。他上书朝廷，力荐孙衣言，说他“老成忠亮，秉正不阿”，还说曾国藩亦赞其“器识过人”，“实有处为名儒、出为名臣之志”，恳请发往两江补用。
不久，朝廷降旨将孙衣言发往两江，以道员补用。孙衣言抵达江宁后，即参与督幕，马新贻对他言听计从，十分器重。当时，他与山东候补道袁保庆两人，号称督府的“一支笔”和“一张嘴”，鞍前马后地为总督大人效力，成了马新贻的左膀右臂。岂知世事难料，在职还未到两年，就发生了一起惊天动地的大变故——两江总督马新贻竟然在督署遇刺身亡、死于非命。这就是震惊朝野、被列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的“张汶祥刺马案”（电影《投名状》就是根据此案改编的）。
堂堂两江总督，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居然被刺客一刀毙命，这案件也实在太蹊跷、太离奇了。慈禧太后闻讯大惊，立即着令漕运总督张之万、护督将军魁玉等严加审讯，务必查个水落石出。然而更为离奇的是，这个名叫张汶祥的刺客当场被抓后，所交代的行刺动机，漏洞百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居然一口咬定，自己刺杀马新贻就只是为了泄愤报仇，而且自始至终没改供词。
当时，孙衣言和袁保庆也是参与刺马案的会审官员之一，作为马新贻的幕僚和亲信，无论于公于私，孙衣言他们都会坚持将案情一查到底。但此案的背景太复杂了：案发后，坊间即有刺马案的戏文上演，让马新贻渔色负友的传闻四处扩散。此外，还有湘军将领给张汶祥立碑……种种迹象显示，这很可能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谋杀，其幕后的推手也很可能就是蓄意坐镇两江的湘军高层，抑或就是炙手可热的曾国藩本人。因为马新贻的到来，已经触犯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
张之万和魁玉等参审官员心里很清楚，这案子不管怎样审，怎样结，都是两头不讨好。审不出主使人，马家不愿意，朝廷更不满意。审出主使人，更不得了，湘军里头的这班人手握重兵，什么事干不出来？于是，张之万采取迂回拖延战术，故意慢慢地审，耐心等待朝廷再派人来。孙衣言对此十分不满，强烈要求对案犯严刑讯究。张之万却振振有辞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不软不硬地将孙给顶了回去。
不久，朝廷调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带两名郎中为助手，一起赶赴江宁审理此案。郑敦谨素有“铁面无私大法官”的称号，一到江宁就关门审案。可一连审了好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狐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的态度不冷不热，淡淡地说：“看来，也只好照张之万他们的原奏之法了结此案了”。郑敦谨听后心里一下子冷了半截，随即又恍然大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下去了。于是，他就按原来拟定的罪名，草草结案。
参审的孙衣言对此不敢苟同，曾当面质疑郑敦谨，郑推出曾国藩作挡箭牌。孙衣言碍于曾国藩的情面，终究不能穷追究底，还马新贻一个清白，毕竟他官小言微，也没这个能耐。再说曾国藩对孙衣言同样有知遇之恩，当年廷试时，曾国藩是读卷师。正是曾公的赏识，将其擢拔为第六名进士。同治元年（1862），又引荐他出任庐、凤、颍兵备道。两年前孙衣言初到江宁时，正逢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曾还纂书联句：“大笔高名海内外，君来我去天东南。”赠孙衣言留别。足见座主门生，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
不过，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拒不“书诺”。这个字签下去，毕竟有违读书人的道德良心。尽管孙衣言、袁保庆两人都没有签名，但结案奏章最终还是以四百里加急送出去了。
其实，郑敦谨心里也是有苦难言，未等圣旨下达，随即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三人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复命，自己则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且终生不再为官。
朝廷下诏厚葬马新贻，张汶祥被凌迟处死，并剖心致祭。孙衣言应邀为马新贻撰写《神道碑铭》。他慷慨激愤，将内心不满宣泄无遗：“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此文一出，朝野震惊，舆论大哗。然而，清朝统治者总不能为了一个死人，去动摇大清江山吧！斯人已逝，无非加恩赐恤，以慰忠魂罢了。参审刺马案的孙衣言，不争一时争千秋。他的秉笔直书，充分显示出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血性与骨气。这与他在家乡留下的“玉海藏书楼”一样，都足以让我们这些晚辈为之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