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1150-1223），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出生于瑞安，后迁居永嘉（今温州鹿城区）。淳熙五年（1178）中榜眼，曾任建康知府兼沿江制置使，力主抗金，屡建奇功。他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其事功学说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嘉泰三年（1203）九月，时任泉州知州的叶适被朝廷召回临安（今杭州）。让他始料不及的是，进京后他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仅成为宰相韩侂胄的座上客，还受到宋宁宗的亲自召见，旋即被提任为兵部侍郎。
原来，此时金章宗完颜璟统治下的金国，时局动乱，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韩侂胄雄心勃勃，觉得这正是自己立功扬名的大好时机。于是，他竭力劝说宋宁宗，重新启用陈贾、辛弃疾等一批主战派官员，准备兴兵北伐、收复失土。叶适因一贯力主抗金，并在给皇上奏章中有“二陵之仇未报，故疆之半未复”之语，受到韩侂胄的赞赏而被委以重任。
然而就在叶适刚刚受命的关键时刻，忽然传来老父叶光祖在永嘉病故的消息，叶适悲痛万分，只得向朝廷申报丁忧，赶赴永嘉服丧吊孝去了。开禧二年（1206）二月，叶适服丧期满回到临安，韩侂胄很高兴，告诉他说；
“朝廷已下决心伐金，如今大战在即，正是用人之际，水心先生来得正是时候啊！”
宁宗皇帝在廷和殿召见叶适，任命他为工部侍郎兼国用参计官，主管北伐物资的计划调配。叶适虽然力主抗金，却不赞成朝廷在没有经过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发动伐金战争。他对韩侂胄说：
“我朝已多年没有用兵，如今将帅庸懦，士卒又缺乏训练，虽然朝廷上下伐金呼声强烈，但战争非同儿戏，轻动妄发只能劳师糜饷、招致失败。”
为此，他竭力劝说韩侂胄先巩固后方，待时机成熟后再发动进攻。但韩侂胄立功心切，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与警告。叶适转而又上书宁宗皇帝，提出“备成而后动，守定而后战”的战略主张。然而，尽管他披肝沥胆、恳恳论奏，同样未能引起宁宗的重视。
开禧二年（1206）五月，韩侂胄奏请宁宗下诏伐金，并打算改任叶适为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想借用叶适的文笔和名望，起草诏书号令天下。叶适并不赞成此次北伐的轻率之举，他曾反复劝说宋宁宗和韩侂胄，应预先在沿江设防，待“牢实自守”之后，再徐图进取。但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军事建议，并没有被两位当权者所采纳。叶适深感焦虑苦闷，便以患病为由，坚辞不肯赴任拟诏。
宋军初战时曾取得一些胜利，韩侂胄沾沾自喜，结果贪功冒进，致使北伐各路兵马非败即溃，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金兵转守为攻，分九路大军南下，入侵两淮，整个江南为之震动。
宋军全线败退，形势岌岌可危，宋宁宗和韩侂胄这才后悔当初不听叶适的劝阻。于是，当即任命叶适为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负责长江下游防守事宜，让他火速赶往前线去收拾残局。
建康（今南京）位于长江南岸，是捍卫南宋京都临安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叶适临危受命，不顾疾病缠身，急匆匆地赶到建康任职。此时，金兵已在江北屯兵十万，强敌压境，人心惶惶。加之南宋长期偏安东南，不思进取，造成千里江防守备松弛的被动状况。金兵入侵两淮地区后，江北百姓纷纷渡江南逃，时局动荡，一片混乱。面对这一切，叶适始终镇定自若，冷静而又果断地进行防卫和安抚。一边派人安排船只，筹集钱粮，收容、周济难民；一边调兵遣将，招募义勇，积极组织抗金的军事力量。
为了击退江北敌人，叶适选拔二百名精壮义勇组成敢死队，配合官军，由厉仲方、徐纬两将率领，星夜乘小船渡过长江，偷袭金营。敢死队分成两支，一支由徐纬指挥，在芦苇中设伏；另一支由熟识地形的厉仲方带领，在夜色掩护下摸向敌营。厉仲方趁金兵酣睡之际，突然冲入军营，挥刀乱砍，直杀得金兵鬼哭狼嚎。得手后，他们又将追兵引向芦苇荡。这时，埋伏的宋军乱箭齐发，金兵纷纷中箭倒地。箭射完后，宋军又挥刀砍杀敌人。金兵在夜间摸不清宋军底细，不敢再追，只得退回营寨。
叶适又命石跋、定山一带的守军也如法炮制，用这种偷营劫寨的方法，不断骚扰金军，前后数十次，连连告捷，杀得金兵晕头转向，惶惶不可终日。同时，叶适又派遣石斌贤、夏侯成等将领，统兵分路出击，先后破定山之敌，解和州之困，所向披靡，迫使金兵从六合、滁州一带全线退却。此时传来楚州受困、军情危急的消息，叶适急令厉仲方率精兵一万，星夜驰援。援军与坚守城池的毕再遇里应外合，击败金兵，使楚州转危为安，从而迅速扭转战局，确保了长江防线的安全。
开禧三年（1207）初春，在叶适所率抗金将士奋勇抵抗下，金兵退至下蔡一带，宋、金之间军事态势开始趋于平衡。金兵撤退后，叶适因功晋升为宝文阁待诏兼江淮置制使，负责筹划江北的军事防务。为防止金兵再度入侵，他趁热打铁，开始实施筹划已久的“江北守江”的方略，并在两淮地区雷厉风行地推行“屯田”和“建立堡坞”两项军事防御措施。
自宋金开战以来，金兵南下烧杀掳掠，两淮残破，哀鸿遍野，造成三十多万人无家可归。叶适下令在江北地势险要处建立堡坞，将流散的两淮难民安顿下来，“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春夏耕种，秋冬入堡，“其间有强壮者，稍加劝募，给以弓弩，教以习射”，一旦遇战事，便配合官军同守御敌。这种寓兵于民的“屯田”措施，不仅有利于两淮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而且大大加强了南宋在江北的防卫力量，真正起到“安集两淮，以捍江南”的作用。
叶适在江北主持修建的堡坞有四十七处，其中位于建康对岸的定山、瓜步、石跋等三处的规模最大。它们东西绵延三百里，南北纵深三四十里，首尾联络，缓急相援，成为建康江北前哨的天然屏障。平时，各处堡坞由一将率五百士兵守卫，金兵来犯时，则调集官兵两千、义勇两千共同把守，凭险御敌。有了这些军事据点，金兵就不能像过去那样长驱江边，与宋军共长江之险了。而宋军则可以南北遥相呼应，使金兵腹背受敌，处于两难境地。叶适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苦心经营，总算使南宋的边防有了一定的起色。
然而，就在叶适在前方与金兵浴血奋战，为筹划边防守备废寝忘食、操劳奔波之际，临安南宋朝廷中，一批投降派的官员诱杀了韩侂胄，向金国乞和了。不久，御史中丞雷孝友上书弹劾叶适附和韩侂胄用兵，朝廷以所谓“阿附权臣，盗名罔上”的罪名，将叶适罢官。
由于南宋统治者的昏庸无道，致使叶适有功不赏，无辜受罚，这无疑是南宋政治史上的一大悲剧。尽管如此，叶适在开禧北伐和建康保卫战中，所表现出来的独到见解和指挥才能，却不能不令人叹服。这一切足以与他在政治、思想、学术上的成就相互媲美而永载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