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干的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的早晨，我差茶房送了一个信给住在江干的我的母舅，他就来了。把我的行李送上轮船之后，买了票子，他又来陪我上船去。龙儿硬不要他抱，所以我只能抱着龙儿，跟在他后面，一步一步的走上那骇人的跳板去，等跳板走尽的时候，我想把龙儿交给母舅，纵身一跳，跳入钱塘江里去的。但是仔细一想，在昏夜的扬子江边还淹不死的我，在白日的这浅渚里，又哪里能达到我的目的？弄得半死不活，走回家去，反而要被人家笑话，还不如忍着罢。
我到家以后，这几天来，简直还没有取过饮食，所以也没有气力写信给你，请你谅我。……
读罢孙荃的来信，郁达夫禁不住又眼泪滔滔起来了，一边在心底深处自责道：
“啊啊，贫贱夫妻百事哀！我的女人吓，我累你不少了……”
四 一个人在途上
“喜新厌旧，原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黄色同胞的喜新厌旧，未免是过激了。今日之新，一变即成为明日之旧，前日之旧，一变而又为后日之新，扇子的忽而行长忽而行短，鞋头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圆，便是一种国民性的表现。我只希望新文学和国故，不要成为长柄短柄的扇子，尖头圆头的靴鞋。”
在北大红楼附近学生公寓陈翔鹤的住处，郁达夫不无感慨地对几个青年朋友说道。这几位青年朋友中间，今天又多了沈从文和川岛（章廷谦）两位，他们都是郁达夫的崇拜者，沈从文更是直接受了郁达夫的恩泽。
郁达夫那天穿了一件新的灰色花绸长衫。他拍了拍身上的衣服，对几位青年朋友说：
“这是我的女人从家里寄来的。可怜她对我很好，我却一点也不爱她！”
说完之后，就仿佛有点眼泪蒙蒙的样子。这时，川岛忽然像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对大家说道：
“鲁迅先生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
“哦哦，是么？——”郁达夫恍然大悟地说。现在他才知道了鲁迅为什么总是不穿棉裤，原来也和他自己一样，有一位旧式的不爱的女人。鲁迅、郭沫若和他都受了旧式婚姻的害，都在反抗着这种封建婚姻。只是反抗的方式有所不同：鲁迅是“不穿棉裤”藉以抑制性欲，郭沫若是另结姻缘，而他则是……
他又想起了《雪夜》中的一幕，想起了雪儿、海棠……
“你们都去逛过八大胡同么？”他问道。
那几个青年有的摇摇头，有的则格格一笑。
“我领你们去逛逛……”
郁达夫领着他们跑到前门外。一条胡同、一个班子地慢慢地逛逛看看。最后一处，先由鸨儿叫姑娘们一个一个地出来从他们身边走过，然后挑选了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去坐坐。一边剥剥瓜子，喝喝清茶，闲谈一阵。
“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许久都不亲近女人了！”
郁达夫对那位姑娘说道，姑娘便顺从地向他怀里坐了下去。
“你叫什么名字？”郁达夫问道。
“银弟。”姑娘用十分浓重的江南口音回答。
“你不是北京人？”
“阿拉上海人。”
“怎么到这里来了？”
银弟告诉郁达夫说：她的父亲本是苏州塘口的一个裁缝，姘识了她的娘以后，就一起逃到了上海。生下银弟后不久，她父亲又拐了一笔钱和一个女子，大小四人从上海逃到北京。那个女人后来当了娼妓，她父亲也在一个严寒的晚上在雪地里醉死了。她的母亲和一个年轻的琴师又结成了夫妇。前年春天，银弟刚刚满了十五岁，就以“度嫁”的身份去上捐当了娼女……
听了银弟的身世，郁达夫很起了一种悲感。他对几个年轻朋友说道：
“都听见了么？又一出悲剧在这里！”
然后，他又转过脸去呆呆地望着银弟，什么话也不说，也没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过了一会，便推开她，立起身来说：
“好了，我们走了。下次再来。”
“耐格人啊，真姆拨良心！……”
那姑娘向他耳边嘘了一句，大约是留他住下来的意思。但郁达夫笑了笑，摇摇头，仍然走了出去。
他们走回到大街上。关于性的事情，郁达夫向来是畅谈不讳的。一边走他一边和沈从文说：
“你们那里，湘西，这种事情听说是满不在乎哩！”
“是的，在船上……”沈从文回答道。
郁达夫又转过脸去，问陈翔鹤道：“你已经二十多岁了，还不曾有过一次性的经验，可是真的？”
陈翔鹤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你又不是拿不出钱来。”
“我纵然需要爱情，也不肯无聊到去向妓女求爱；如果没有爱，而又用钱去买，这真是一桩罪恶的买卖！”
陈翔鹤有些激愤了；而郁达夫觉得这番话无异是对他的一种批评。郁达夫高兴地拍着陈翔鹤的肩膀说：
“陈，这是对的，你有高尚的灵魂，你要保持下去。你将来一定得好好结婚，过健全的生活。不写文章也不要紧，写什么狗屁文章，生活总得好好地过……”
从那时起到年底的两三个月中间，郁达夫为银弟付了几百块钱的帐。当她不净（来月经）的时候，也接连在她那里留了好几夜宿。两人虽抱在一起，却不曾有一点猥亵的行为，并且没有失掉互相尊敬的心思。
复兴创造社的大业，郁达夫寄希望于成仿吾，更寄希望于又已回到上海的郭沫若。而他自己，不得不为自己的家务事多操一点心。
原来，孙荃和郁母婆媳不合，1925年4月中旬郁达夫不得不回富阳，把她和龙儿送到北京，寄住在大哥郁曼陀家里。这自然不是长久之计，所以郁达夫送走成仿吾以后，又匆匆赶到北京帮助孙荃母子安置。他在什刹海北岸租下了一处住宅，和妻儿搬到那里去居住，一直到9月底才返回武昌师范大学任教（文科教授）。
他在北京过了一个愉快而又闲适的暑假。那时候龙儿正长得肥胖可爱，一举一动，处处叫人喜欢。郁达夫和孙荃夫妻两个，日日和龙儿伴乐，闲时也常常在北海的荷花深处及门前的杨柳荫中带龙儿去走走。小郁风也常来和龙儿一起玩耍。
院子里有一架葡萄，两颗枣树。
葡萄熟了。龙儿喜欢得了不得，红红的脸儿就像熟透了的葡萄。
枣子熟了。郁达夫爬到树上摘枣子。龙儿站在树下，兜起了大褂，仰头看着爸爸。
“龙儿，接着！”
郁达夫摘取一颗，丢在了龙儿的大褂兜里。
“格格格，格格格……”龙儿的哄笑声往往要持续到三五分钟。
孙荃看着丈夫和龙儿那么乐呵呵地，心里也感到非常欢喜，非常满足。她怀里抱着次女文儿，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腹部——她又怀孕了，“也许会给龙儿再生个小弟弟吧？”她想，于是清瘦的脸上露出了温馨的笑容。
然而幸福对郁达夫来说，总是非常短暂的。1926年3月18日他南下广州，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广州分部的工作。没过多久，他就接到了龙儿重病的来信。龙儿是郁达夫的第一个爱子，得知消息后，他忧心如焚，仓促北航，经上海去北京。可是由于长江南北都处在混战之中，交通阻绝，他旧历五月初十到家之夜，只见门上已经贴上了白纸条儿！
龙儿死了！
那么肥胖可爱的龙儿，永远离他而去了！
孙荃边哭边向郁达夫诉说道：“龙儿的病，说是脑膜炎。自从得病的那一日起，一直到旧历端午节的午时绝命的时候止，中问经过有一个多月的光景。平时被我宠坏了的这孩子，此番病里却乖顺得非常。叫他吃药，他就大口大口地吃；叫他用冰枕，他就很柔顺地躺下。病后还能说话的时候，他只问我：‘爸爸几时回来？爸爸在上海为我定做的小皮鞋，已经做好了没有？’我在惑乱之余，每幽幽地问他：‘龙儿！你晓得你这一场病，会不会死的？’他老是很不愿意地回答说：‘哪儿会死的哩！’他的谈吐绝不像一个才五岁的小儿……”
龙儿不想死。龙儿还在等爸爸回来，还在盼着爸爸给他买回来洋服、小皮鞋哩！可是爸爸——
郁达夫再也忍不住了，紧紧抱着孙荃痛哭起来。痛哭，痛哭，只是痛哭，气也换不过来，更哪里有说一句话的余裕？可怜他们夫妇两个迷散的心灵，在黑暗里所摸走的荒路，每会凑集在一条线上，这路的交叉点里，只有一块小小的墓碑，墓碑上只有“龙儿之墓”这四个红字……
昔日欢乐地，今成断肠处。什刹海住室的一切，都那么地使他们触景伤怀，尤其是看到院子里的枣树和葡萄树，龙儿的天真的哄笑声就又要在他们的耳边持续……
他们不忍心再在这里住下去了。他们怕见到那棵枣树和那颗葡萄树，虽然他们非常盼望能再听到龙儿的哄笑声，哪怕是幻觉也好。
告别了令人伤心断肠的什刹海，他们又搬回到巡捕厅胡同大哥家里寄住。
一个人在途上：北京——武汉——广州。南北奔跑，却毫无半点成绩，只赢得许多悲愤。啊啊，想起来，做人真是没趣！
他觉得现在自己的思想，已经濒于一个危机了。自从事创作以来，像这一年心境那么恶劣的经验，还没有过。此后若不振作，恐怕要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创作力将永远地消失了……
看见郁达夫郁郁寡欢的样子，有一天郑伯奇对他说：
“白薇女士到广州来了。达夫，你去和她接近接近，也许可以发生一点新的情趣出来。”
郁达夫摇了摇头。“我又哪里有这种闲情呢？老了，太老了，我的心里，竟比中国的六十余岁的老人，还要干枯落寞。”
话虽如此说，郁达夫还是去和白薇女士见了面，并同她一起玩了好几次。白薇女士送了他一张相片，很是灵敏可爱。
有一天，郁达夫和几个仰慕他的青年在一家酒店里喝酒。女作家白薇也在座。席间郁达夫喝酒太多，醉了。在公园的黄昏细雨里，和她走了半天。又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到十二点钟散戏出来，郁达夫的酒还未醒。在送白薇女士回家的路上，他突然起了一种危险的幻想，心里顿时紧张到了万分，觉得这是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
“……”
他刚要启口说一句动感情的话，白薇女士忽然停住了脚步，带着浓重的鼻音对他说：
“已经到了！谢谢你一路送我——”
“啊啊，到了么？”郁达夫心里似乎感到有些遗憾。但他随即镇定住了，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让刚刚萌发的爱情胎死腹中。
夜色黑暗得很，雨又下得大起来了。郁达夫想回学校（广东大学即今中山大学）看样子是回不成了，不得已只好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穿来穿去走了许多狭斜的巷陌。这时候，下等的妓馆都已闭门睡了；但各处酒楼上，弦歌和打麻将牌的声响犹自争喧。隔雨望红楼，话既不通，钱又没有，他只得在这一角闹热的腐颓空气里闲跑瞎走。在雨中又走了半个多钟头，终究挨不到天明，所以又摸出了小巷，奔上东堤的船上去。
夜沉沉，雨蒙蒙。东堤的岸上，只有些未曾卖去的私娼和白天不能露面的同胞走着。郁达夫向一家停泊在岸边的小艇借了宿，和两个年轻的艇妇，隔着一重门板同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白薇女士的影子老在他眼前晃动。他只好一点一点地数着钟声，又吸了几支烟卷，打死了几个蚊子。
“唉！——”他长吁短叹起来。
两个年轻的艇妇误会了，她们听客人叹气，翻来覆去睡不着，以为他一定是憋得难受，非要找个女人来发泄发泄不可。——那些没有什么钞票的主儿，往往是用最低的价钱来船上买欢的，她们这里的生意比岸上的妓馆便宜得多。她俩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其中一个俊俏点的便往自己脸上抹了些粉，另一个就推开门板，探头进来问道：
“要叫一个老举来伴宿么？”
水上的艇妇，多半也是兼做卖淫的营生的，郁达夫知道这一点，沈从文就曾绘声绘色地给他讲述过湘江上船家们的种种风流韵事。不过，他的精神和身体这时都已衰损不堪，一点兴致也提不起来。所以，他摇了摇头，当即回绝道：
“不要，不要。”
第二天一大早，郁达夫爬出了乌冷的船篷，爬上了冷静的堤岸，罪人似地逃回了学校的宿舍。在那里，又只有一日的“无聊”在狞笑着等待着他。
“啊啊，这无意义的残生，的确是压榨得我太重了呀！”
他不由得又哀叹起来。
正巧那时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急需整顿，郁达夫辞去了中山大学的职务，由广州去上海。临行前朋友们为他庆祝三十岁生日，郁达夫酒酣之际做词一首《风流子·三十初度》：
小丑又登场。
大家起，为我举离觞。
想此夕清樽，千金难买，他年回忆，未免神伤。
最好是，题诗各一首，写字两三行。
踏雪鸿踪，印成指爪，落花水面，留住文章。
明朝三十一。
数从前事业，羞煞潘郎。
只几篇小说，两鬓青霜。
谅今后生涯，也长碌碌，老奴故态，不改佯狂。
君等若来劝酒，醉死无妨。
他到了上海后，很快开始了婚恋史上一个崭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