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很为她欢喜。从屋外可亲可爱的自然——这是劳动的赐物中，他领悟到：要享乐，先必须劳动，劳动以后的享乐，其味更纯更厚，这比过无聊日子，实在要好百倍。所以，他在4月30日的日记中写了这么一段话。
“明天是5月1日，世界劳动者的最可纪念的日子，从明朝起，我相信我的精神肉体，一定还要加强速力的进步许多。”
5月1日的日记中，他又写道：
“过去的种种情形，现在不暇回顾，我对于过去，不再事伤叹了。要紧的是将来，尤其是目前……”
新月一弯，挂在苍蔚的天里。
王映霞送给他一个黄花枕头。郁达夫躺在枕头上很想做一个好梦，在梦里和王映霞相见，但体热增高，头痛腰酸，又腹泻不止。病得很凶，似乎是将死的样子。一连病了好几天，天天睡在床上。病中又给王映霞写了几封信——虽然写来写去仍是那么几句话，但只要是给王映霞说的，他就总觉得说一万遍也不嫌烦。
5月3日早晨十点写的信中，说到与孙荃离婚的问题：
“……过了端午节，就去北京。映霞，请你放心，我这一方面的事情，我总拼命去办。若力量不足，有办不通的时候，我自会和你商量的，因为目下在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就是我和你两个人了，另外还有什么人可以商量呢？”
5月9日午后三时的信中又表明自己的决心：
“……因为无论如何，我们总还不能离开世界，离开中国的腐旧的社会。可是映霞，我希望你能够信赖我，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世界上的伟大的人看。更希望你能够安于孤独，把中国的旧习惯打破，所谓旧习惯也者，依我看来，就是无谓的虚荣。我们只教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在非笑，也可以不去顾忌。我们应该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我对于你所抱的真诚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
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郁达夫对王映霞抱的正是这种态度。然而一春无事为“花”忙，这“花”究竟能够不能够如他的理想，一直的浓艳下去，却仍是一个疑问。因为培护名花，要具有大力，他觉得自家的力量还有些不足……
王映霞得知郁达夫患病后，就从嘉兴赶来探视，她看出他的眼睛里果然呈现着一种异常的黄色。
“你？……”
“我害了重伤风，自前月25日那天起，将近十天，没有好过。已经请周文达医生看过了，你不要为我心急。”郁达夫安慰她说。
可是王映霞仍不放心。她硬要郁达夫去另找一个医生看病。郁达夫勉强上钱潮那里去看了一看，果然断定了患的是黄疸病。
“伤寒以后，再变黄疸，连眼白也黄了。要注意调护才行！”
钱医生诊断说，并开了一个药方。
王映霞是陪着郁达夫一起去看病的。钱潮医生极力称赞王女士长得美，郁达夫听了很是欢喜。王映霞又陪着他去北四川路配了药，并叮嘱郁达夫道：
“万一上海治不好，就到杭州去养一个时期吧。我爹爹是认得几个名医的。”
对于王映霞的体贴关怀，郁达夫心里真是感激到了万分。夜阑人静，相拥而坐。往事如烟，心事如潮。抚今追昔，郁达夫不胜感慨。他神情激动地对王映霞说：
“男子的三十岁，是一个最危险的年龄。大抵的有心人，他的自杀，总在这前后实行的。我今年三十一岁了，回忆起来，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间，饥寒孤苦，经历也是不少。感情的起伏，更有甚大的浪波痕迹可寻。尤其最近两三年来，这一种内心的痛苦，精神毁灭的痛苦，没有一刻远离过自己的心意。我觉得自己的半生，实在是白白地浪费去了。对人类，对社会，甚而至于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一点儿也没有做过。本来是应该一沉到底，不去做和尚，也该沉大江的了，可是这前后却得到了一种外来的助力，把我的灵魂，把我的肉体，全部都救度了。总之，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现在似乎才找到了光明的去路……”
“外来的助力？”王映霞不解地问道。
“就是你呀，映霞！”郁达夫把王映霞的双手紧紧握在胸前，“这外来的助力就是你，就是你纯真而热烈的爱情！”
“我有那么大的力量么？”
“有，有。”郁达夫连声说道，“你的爱具有救度灵魂和肉体的非凡的力量！”
“哦？……”王映霞的心里像被什么东西震动了一下。
第二天，郁达夫和王映霞一起上新亚印刷所，告以印全集的次序。他把《达夫全集》第一卷取名为“寒灰集”，并在第一页上加了这样一段题词：
全集的第一卷，名之日寒灰。
寒灰的复燃，要借吹嘘的大力。
这大力的出处，大约是在我的朋友王映霞的身上。
假使这样无聊的一本小集，也可以传之久远；
那么让我的朋友映霞之名，也和它一道的传下去吧！
他把印出来的第一本书郑重地送给了王映霞，并对她说：“寒灰的复燃，是借了吹嘘的大力。对于这助力的感谢，我想不以笔墨来铭记，而是以自己后半生的思想行为来表彰。”
王映霞默默地接过书来，竟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与郁达夫主观的想象和感受有所不同，王映霞到了嘉兴以后心情依旧是沉重的。其原因，自然有多种。一是她的表姐与留日学生龚某结婚，那种排场，那种幸福，不免引起她的许多感触。二是杭州的望族程家，过去曾向王映霞的父亲提过娶王映霞为媳，因王映霞的父亲在她十三岁时即去世，亲事即作罢。不料程家现在又旧事重提，而映霞的母亲似乎也有意让她答应。第三，也是最使她烦恼愁闷的，还是郁达夫那样一个复杂而又无可奈何的处境，加上日记引起的余波又不时在她心中作梗，所以她一度产生了后退的打算。年轻女子的心是复杂的，另一方面，在做后退打算的同时，她仍在回忆，仍在梦想，她重又为郁达夫一封封热情的来信所眩惑起来。这竞占去了她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时间。她只能在难以告人的沉醉里度着晨昏。好在嘉兴离上海很近，她可以经常去上海。而一到上海之后，又必然要同郁达夫见面。“剪不断，理还乱”，她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现在，当知道郁达夫把她视为“外来的助力”以后，她又觉得自己肩负着救度他灵魂和肉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贝亚特引导但丁从地狱升入天堂，自己为什么不能把郁达夫心里的寒灰重新点燃呢？她是完全相信并敬佩郁达夫的才智的，她相信郁达夫尽管现在冷如寒灰，但只要一旦借了外力燃烧起来，一定会灿若通天的火炬，其前途正未可限量。若以貌论人，郁达夫诚不可取；若以才德而论，郁达夫又是天地间第一个才子，又是第一个大情人。他对她的爱，是多么真挚而又热烈啊！简直到了如醉如痴如狂如迷的程度，这叫她心里怎么舍得下呢？……
于是她知道了她应该向郁达夫说些什么。
“我是寒灰。”
“我是吹嘘的大力。”
“请吹，请吹，吹一口仙气，救度我的肉体和灵魂——”
“寒灰复燃，而我的名字也将传之久远。”
郁达夫和王映霞像吟诗一般，互相唱和着。尤其是王映霞，她朝郁达夫微笑着，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欢喜。对他的爱慕之情，又像波浪一般向前推进了……
波浪时高时低，有峰有谷。
而郁达夫此时正好处在王映霞感情波浪的高峰状态之上。
所以，他也同样快乐和满足。
王映霞上北火车站赶快车回嘉兴。郁达夫送她上车后，中午去赴宴，会见了端六、杏佛诸人。他们告诉郁达夫说：
“据说当局可以保证创造社的不封，但要你一个交换条件：去为他们帮助党务……”
“我正在生病呢……”
郁达夫摇了摇头，托病谢绝了。
他在法界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住了一个星期。从医院出来没两天，郁达夫又应邀在新新酒楼吃晚饭。遇见了胡适之、王文伯、周鲠生、王雪艇、郭复初、周佩箴诸人。席问，主人李君满面笑容的对郁达夫游说道：
“达夫兄，出去做个委员，可否？李某不才，当极力向当局举荐。”
郁达夫冷冷地一笑，回答道：
“我决定做一个穷文士而终，再也不想到社会上去做什么工作。”
郁达夫表示了“我不愿意”的态度。他生平最恨的是做官，尤其是那些懒惰无为的投机官僚。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弄得不好，一大半就因为这些人太多了。眼前这位肥头大耳、满嘴流油的主人，不就是一个例子么？——这顿饭虽然名流满座，但郁达夫觉得实在吃得大倒胃口。
既然拒绝和当局合作，接受他们的交换条件，那么创造社的被封闭，看来是迫在眉睫的事。
还有，那篇《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的文章……
前些日子，也就是4月27日，日本文艺战线社的代表小牧进江和里村欣三谒访郁达夫。在谈到目前时局和文艺界现状时，郁达夫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华民族，现今在一种新的压迫之下，其苦闷比前更甚了。现在我们不但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就是言论的自由，也被那些新军阀剥夺去了。”
“你指的新军阀是谁？”小牧进江问道。
“蒋介石。”郁达夫非常干脆而又直截了当地说，“蒋介石头脑昏乱，封建思想未除，这一回中华民族的解放运动，功败垂成，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请你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写成一篇文章，给我们杂志发表，可以么？”里村欣三提议道。
“好的，好的。”郁达夫当即答应了。他心里在燃烧着，他已经不再是一堆寒灰了。挥笔疾书，激扬文字，他痛快淋漓地写了《诉诸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界同志》一文。今天已经是6月24日，刊登这篇文章的日本《文艺战线》杂志1927年6月号，大约明天就可达到上海。官宪当局得悉后，恐怕是不会放过他的。他的危险时期，也许就在这十几天中间了……
总之，连日的不快，弄得郁达夫反而悲怀难遣，因为一己之哀思，同时更不得不加上普世界的愁闷。他想时局弄得这样，中华民族大约是已无出头之日了。“我所希望的，就是世界革命的成功。然而人心恶劣，中外都是一样，机会主义者，只晓得利用机会去升官发财，大众的利益是不顾着的，哪里还谈得上牺牲？谈得上革命？”
他决定到杭州去。这一半是为了养病，一半也是为了逃命。
天未明，郁达夫就把书籍衣箱等收拾好，于六点钟前到了车站。事前他已经写信通知了王映霞，约她在嘉兴上车，一起回杭州。午前十一点过，车过嘉兴，郁达夫下车去寻找王映霞，在长廊上来回寻了两次，都不见她，开车的铃声响了，郁达夫只好上车。心里正在着急呢，进车厢里一看，王映霞早在他的车座坐下了，一边笑着一边向他招了招手。郁达夫自然喜出望外。
“你，安排好了么？”王映霞轻声问道。她知道无论从病状和时局两方面来说，郁达夫目前都正处在“危险期”。
郁达夫笑了一笑，悄悄对她说道：
“我让一家小报《福尔摩斯》，刊登了一条消息，说‘郁达夫行将去国赴日本’了……”
王映霞“噗哧”一声笑了。郁达夫和她一路偎依着有说有笑，忘掉了病，忘掉了自己是在逃难……
郁达夫偕同王映霞到杭州以后，天气也好，饮食也好，世事全丢在脑后，总算是快乐极了。王二南老先生非常疼爱孙女映霞，爱屋及乌，对郁达夫也就特别关心照护。老人家请集庆寺僧来替郁达夫诊视。郁达夫每日服药一帖，病体果然好了些，身上脸上黄色俱已褪尽，只是眼白里尚有黄丝。他非常感谢映霞的祖父的诚挚，这一回的来杭养病和介绍和尚、搜求秘方，都是王二南先生的主张。据王映霞说，祖父是她和郁达夫婚约中仅有的一个应允者和促成者，至于母亲，则只是勉强默认而已。
由于朝夕相处，比过去更接近，王映霞较先时对郁达夫了解得更深了。于是在王映霞祖父的宽容和母亲的默认下，郁达夫和王映霞决定将他们的婚约关系正式公开在亲友的面前。王家的亲友多在杭州，而且看在王二南先生的面子上，自然不会不来庆贺的。但郁达夫却不同了，他的处境要困难、复杂得多。荃君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前些日子荃君来信，他很想复她，但没有写信的勇气，当然去北京面谈就更感心怯了。大哥郁曼陀远在北京，郁达夫拿不准他对这事会有什么看法，自然更不便启动长兄的大驾。二兄郁养吾在家乡富阳，那次在上海时见过映霞一面的，印象似乎还相当不错，但他来信说届时来不来尚不一定。总之一句话：他与王映霞的关系也许不会得到自己家庭方面的同意与认可。至于社会上舆论的非议与责难，就更是可想而知了。郁达夫想到世态人情的炎凉易变，为之不悦者通夜。租王映霞对泣时，决定明天坐汽车回富阳一次，无论如何，总要催二哥来。在订婚的庆宴上，如果郁家没有一个人参加，这叫他怎么下得了台呢！那岂不扫了大家的兴？岂不等于向众人宣布郁家根本不承认这门亲事？
荃君的怨恨（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大哥的责骂，母亲和二兄态度的暧昧，以及龙儿倘若地下有知……这一切涌上郁达夫的心头，使得他潸然泪下，心乱如麻——
“啊啊我啊！我是一个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抚的无能力者，在人生战斗场上的惨败者，现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一年多半是东漂西泊，坐立不安，妻离子散，母老家贫，日日的面包青菜，都担在我瘦骨棱棱的肩上。又兼以脾气不好，易怒喜迁，不会用假面具，不会下黑心计。所以到头来，总是吃力不讨好，只落得一个对母不孝，对友不忠，对妻不义，对儿女不慈爱的大罪人！……”
他潸然泪下，心乱如麻。然而要让他丢掉心爱的王映霞，他简直又心如刀割。
他矛盾着，权衡着。结论是：心乱如麻总比心如刀割要好受一些。
汽车一路颠簸，郁达夫腰也坐痛了。十点钟时到了富阳。走到松筠别墅，见了老母，欲哭无声，欲诉无语。将近两年不见，母亲又老了许多。郁达夫和母亲不合，由于荃君的关系，已经恨她怨她到了如今，这一次忽然归来，郁达夫只想跪下去求她老人家饶恕。
“娘！……”他哽塞着，向母亲问安。
“你的事，你二哥哥都说给我听了。”母亲看了他一眼，微微叹一口气道，“我老了，什么都不想管，凡事都由着你的性子好了。”
郁达夫又见了二兄养吾和他新娶的第二夫人于俊英。他把自己的为难之处对二兄说了一遍，请养吾兄无论如何也要去杭州参加他和王映霞的订婚宴会。
“二哥哥，我这次是搬‘救兵’来了，请看在同胞手足的情分上，无论如何也得启动大驾去一趟，哪怕是只住一天也好啊！”
郁养吾刚刚新娶了一位第二夫人，所以对于重婚纳妾一事也就不认为有什么不妥。他答应了郁达夫的请求，只是关心地问了一句：
“这位王小姐娶过来后，算是妻呢？还是妾？”
“这个嘛……”郁达夫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了。他明明答应王映霞的是与荃君离婚呀！于俊英却在一旁笑嘻嘻地说：“依我看，‘两头大’就很好——这有什么好为难的呢？”
所谓“两头大”，即指在故乡有一位结发夫人，外面再有一个夫人的情况，当时在社会上相当普遍。
郁达夫听了，心里怦然一动。
杭州聚丰园里喜气洋洋，红烛高照。郁达夫和王映霞的订婚喜酒就在这里举行，时间是1927年的6月5日（旧历端午节后一天）。
晚上七点钟前后——正是月上柳梢头的时候，宾客齐集了，男女共到了四十余人。主要是王家的亲朋，郁达夫方面的人非常少，仅来了二兄郁养吾，不过总算是代表郁家来参加了，而且是作为男方的主婚人的身份出现的，这样郁达夫也就少了一桩忧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