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籍记载和考古发现看。唐代墓葬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不同身分地位的人在墓葬规模、结构、随葬品、墓志尺寸等方面都有显著的区别，“在唐代，一般品官，即使是正一品，只要没有皇帝的殊宠，也是不能使用双室砖墓的”（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12期）。李茂贞夫人墓为一个“前堂后室”的多墓室大型墓葬，前堂为石圈，后室则为砖砌。甬道、墓室、小龛内均有彩绘痕迹。在后室东西两门侧还有仕女图案，后甬道两侧还有彩绘浮雕砖：墓门为仿木作砖雕彩绘，其后又有两木门及一石门。其规模之巨，大大超过了自己的等级，甚至超过了李茂贞本人。
3.砖石混券的墓多次被盗
大唐秦王陵所处的陵塬地区，属于陕西黄土高原的一个板块，这里黄土深厚，水位偏低，适宜于深挖墓穴和丰殓厚葬。但正是这个丰殓厚葬，使想在阴间仍享受荣华富贵的达官贵人、皇亲国戚的亡灵却难以安宁。
秦王陵建筑规模之大，为防盗所采取的措施之多，在已发掘的唐末五代陵墓中也是不多见的。
李茂贞墓土圹深大，深达到20多米，从下向上夯筑7米以后，再修墓室。这种修筑墓室的方法也是极其少见的。
李茂贞夫人墓在防盗措施方面，显得更为特别。一是端门不用石门，而是用乱石堆砌。二是进入墓室的石门，设计更为独特。门扇高2.2米、宽1.1米，厚0.22米，两端分别突出一道榫头，而石门上额下坎中各有一道凹槽，上下相合就将石门紧紧卡在中间而无法打开。从制作者的意图看，就是为了防止以后墓葬被盗。
然而，让人想不到的是，秦王李茂贞尽管生前不可一世，也为其死后预防墓葬被盗想尽了办法，但其夫妇的墓还是被盗了，随葬物品几乎被洗劫一空。
今天，当人们下到李茂贞夫人墓的后室，仰望墓室那用一块块大青砖逐层内收而券成的穹窿顶，仍能看到恐怖狰狞的盗洞。如同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虎视眈眈地盯着墓室内的一切，令人不寒而栗。
“墓室深埋黄土之下，盗洞怎么打得这么准确，竞直入墓室，而且是砖室的墓室，不是石室的墓室？”
“材质坚硬牢固的石条砌筑的墓室，不用炸药炸，盗墓贼根本进不了墓室，墓室怎么会被盗掘呢？”
今天的人们走到李茂贞夫妇的墓室，几乎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抢救发掘李茂贞墓的时候，发掘者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秦王陵园在修建过程中，盗墓贼的眼睛已经瞄上了它，有可能修建陵墓的人中间，就有企图盗墓者。因为在清理发掘时，发现夫人墓石门上面的石券拱顶部有一块石条未砌入石券拱之中。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当初修墓的工匠当中，已有人为今后的盗墓做好了准备。
可叹可悲啊！一生算计别人甚至于算计到唐皇头上的乱世枭雄李茂贞，怎么也不会想到盗墓贼也在算计自己，早已混到修建陵墓的队伍中来。
古代的盗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官方性质的盗掘，为了军事目的或者复仇；二是个人行为，奔财而来。一般是遇到灾荒之年，贫者无衣无食，生活无门，只好去掘墓。
盗墓之风大概兴盛于战国时期，以后的历朝历代，从未间断。也许人们并不太知道，在汉代的时候。就连董卓、曹操这样的英雄人物都曾盗掘过墓葬。汉代末年，军阀横行，陇西军阀董卓率军东进洛阳，于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盗掘洛阳诸帝陵，盗去陵中珍宝，西逃长安。董卓是汉代历史上第一个盗墓的大军阀。此风一开，军阀竞相仿效，盗墓之事接踵而来，就连“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毫不例外。他曾亲率士卒盗墓，掠取金宝（《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袁绍发檄州郡，数曹操罪道：“粱孝王，先帝母弟，操率将校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裸尸，略（掠）取金宝”）。他的部将发冢者更是大有人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郝昭说：“吾数发土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
唐代开始的“依山为陵”，既是出于风水的考虑，也是为了防止陵墓的被盗掘。比如说，唐太宗的昭陵南面为悬崖峭壁，修筑时“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通至墓门，埋葬之后，又将栈道拆掉，一无形迹，“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可见为了使“奸盗息心”，当时人们煞费了一番苦心。另外，为了防止盗贼侵入，陵墓墓道全部用青石条填封，并用铁铅灌缝，砌封得相当坚固。唐代的乾陵、桥陵大体都是这样。但即使这样。也还是没有能逃脱五代时期的大军阀温韬之手。温韬盗掘唐昭陵，尽得其中宝物。
秦王陵的盗掘者，无疑是奔财而来的。从夫人墓中有不少耳室、小龛来看，随葬品当不在少数，而且质量相当高。夫妻俩原本打算在阴间继续享用，没曾想到盗墓贼的光顾，使他们最后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实现。
更为可悲的是，在李茂贞墓内还发现了安全帽、用于爆破的雷管线、手电筒灯泡等。20世纪90年代的盗掘者，比古代的盗墓贼聪明多了，面对用石条券砌的墓葬，使用了我们的祖先最早发明的火药，被火药炸开的盗洞口，径约1米。为了保证游览者的安全，这个盗洞在后来的修复过程中被封死，所以现在看不到了。
五、气势恢宏巍峨高大——保存完好的端门
端门正面向南，背朝墓室，为一砖砌仿木结构建筑，两侧与墓道壁紧密相连，通高7米多。气势恢宏，巍峨高大。下部巨石填塞门洞，犬牙交错，给人以沉稳坚固之感，两侧砖砌倚柱，圆硕粗壮，与巨石截然不同，从粗线条的粗加工灰褐色巨石，一下过渡到朱砂重涂的砖柱，纵横交错，交相呼应，使粗犷与细腻之美，水乳交融。上部的仿木砖砌建筑，逐层抬高，逐层向北递缩。给人以视觉上的变化，而那些繁缛的柱头铺作、补间铺作、制作精巧的窃曲状栏板、美轮美奂的两厢砖雕大门……循序渐上，层层叠演，无一不显示了超凡的建筑构思与制作工艺。勾栏飞凌，势若翔云，上部高耸，以象天汉。
以其建筑布局，自下而上，可分三层：
第一层是端门最下面一层的结构，由台阶、石封门、补间铺作、柱头铺作以及梁架、屋顶等各部分组成。除封门采用石材外，其余部分皆以各种形制的泥质灰陶构件构成。
第二层的基础建在第一层的正脊的北面平台上。由补间铺作、转角铺作、勾栏栏板、栏杆等几部分构成。正面建筑因整体向北收缩并变窄，左右两侧于墓道土圹之间形成间隙，故而自正面结构向两侧钝角斜出二砖壁，斜壁以15层条砖错缝顺铺叠砌，垂面砖体裸露无饰，砖间以细泥合缝。
第三层是端门整体建筑的最高一层，中心建筑建在第二层勾栏飞阁屋顶之上。大平板方砖构成的第二层屋顶平行展开，恰成第三层建筑的地平，其整体建筑向北退缩，于屋前形成一道宽平的台面。两侧斜壁上又分别建有东西两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层东、西两斜面的墙壁上，布以东西两厢的建筑格局，皆呈三柱两开间，各有一门、一窗。整体下部以一层平板砖出跳平铺，构成地面，使两厢整体突出墙面，有凌空之势。
东厢门于右，西厢门于左，皆与正面墙壁相接，二门式样虽不相同，却均为一大方板砖高浮雕烧制而成。由上额、门额、立颊、板门、门槛、门砧、门簪等部分构成。门簪5枚，呈菱形，等距离均匀分布于宽门额之上。板门两扇，上各以较深的阴线刻出5排6枚圆形门泡饰，上轴处各刻有一长条圆角护枢包片装饰。门槛宽高。西厢板门一扇紧闭，一扇微启，一侍女半身俏立于微启的门间，作探身张望状；东厢板门两扇半开，一女手持拂尘。端立门间。
李茂贞夫人墓有这么高大的端门。是我们这些当年参加考古发掘的人没有想到的。
六、构图严谨雕刻细腻——叹为观止的砖雕
在以往的考古发现中。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情景的“散乐”、出行等场面，大部分都用陶俑、线刻和壁画的形式。很少用浮雕的形式来表现。李茂贞夫人墓发现的“散乐”、“妇人启门”装饰、担子图、瑞鸟衔草图（鸳鸯牡丹）、驾鹤西游图、胡人牵驼、汉人牵马等砖雕作品。为研究我国的雕刻艺术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根据考古发现，雕刻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汉代墓葬中的画像石、画像砖，是用于墓室装饰的最主要的作品形式。不仅精品众多，而且分布广，数量多，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同时，汉画像石中还出现了一些高浮雕透雕作品（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安丘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4期；《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1956年）。神木大保当所有画像石在制作时都对画像物像以外的部分作了减地处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榆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神木大保当——汉代城址与墓葬考古报告》，科学出版社，2001年）。隋唐时期墓室中高浮雕作品发现不多，是阴线刻艺术发达的时期。五代时期墓室中高浮雕作品明显增多，最有代表的是成都前蜀王建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4年）、河北王处直墓。南方王建墓和北方王处直墓的石雕作品可以说五代十国时期石雕艺术的代表作。王建墓主要是中室石棺床四周壶门内之伎乐雕像和两旁的十二神雕像，以及后室石床和上面的王建石雕像。王处直墓前室生肖及人物浮雕都雕刻得形神俱备，尤其生肖动物，刻画入微，惟妙惟肖，充分展示了其各自的神韵。志盖上的四神浮雕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后室表现墓主人生前生活情景的“散乐”、“奉侍”仕女群雕的出土，在我国考古发现中更是弥足珍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文物出版社，1998年）。
与王建、王处直墓多用高浮雕石刻不同的是，李茂贞夫人墓发现的“散乐”、“妇人启门”装饰、轿（担）子图、鸳鸯牡丹（瑞鸟衔草图）、驾鹤西游图、胡人牵驼、汉人牵马等浮雕作品，均为砖质。这一点与冯晖墓却极为接近。冯晖，今山东省高唐县人，生于唐末，历梁、唐、晋、汉、周五代，是北方地区主要的藩镇势力这一。冯晖墓，位于陕西省彬县，1992年由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
李茂贞夫人墓砖雕位于端门、庭院、壁龛、后甬道。
端门、庭院及后甬道清理出的彩绘浮雕砖共72块，构成完整图案37幅。一般2块砖上下拼合，形成一图，少者一砖一图，多者6块砖构成一幅完整图案。
从浮雕砖的制作工艺看，先制成较厚的砖坯，在砖坯未干时，以锐利器具雕成，晾干后，入窑焙烧，打磨之后。再浓笔重彩涂绘。
1.鸳鸯牡丹
鸳鸯牡丹图：位于庭院东西廊壁。东西原各有8幅，呈“一”字排开，砖缝及边棱处有扁长的铁铆钉加固。每幅由单页大板砖雕刻而成。图案内容、色彩均相同。但在表现的细部如鸳鸯羽翅、足等部位有一定的区别，这也说明虽有16幅相同内容图案的砖雕，却并未采用一模范制的技法。
图案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上部边刻出一宽2厘米的条棱，中心图案为两只首首相对的鸳鸯，鸳鸯曲颈昂首，翅羽舒展，尾若绽开的花朵。一鸳鸯口衔向上伸出的硕大缠枝牡丹，牡丹缠枝对称，中心一怒放的花朵，牡丹花瓣复层，上层花瓣涂红墨线勾边，花蕊白色中心点红。无图案的砖体表面着以朱红。色彩热烈明快：下部以垂直线条刻成垂幕褶状。颜色棕黄。
2.驾鹤西游
在端门两壁顶部有一幅驾鹤西游图，与其对应的东壁没有发现砖雕图案，可能是与地面太近，遭到破坏的缘故。
图中主人穿着雍容华贵，骑乘凤凰，两名侍女妖娆秀丽，驾乘仙鹤紧随左右，白云飘浮其间，犹如仙界境地。
3.妇人启门
妇人启门饰图有二幅，分别位于端门第三层东西厢。
西厢妇人启门图：位于端门第三层西厢。由一块方砖高浮雕刻制而成。整体图案为板门一通，上绘朱红。有宽门额、立颊、门柱石、门槛以及5个菱形门簪。板门2扇，各饰有5排，每排6枚圆形门泡钉。右侧门扇紧闭，左侧微启，有一妇人半身俏立于微启的门间，另半身藏于右侧门扇后。作探身张望状。妇人头饰高花髻，着三重衣，束腰。粉色亵衣圆领。外衣及膝。下摆宽裕，表施白色彩底。中衣右衽，红色长裙曳地，足部藏于门槛之后。妇人双手叠抱胸前，拢袖。头部侧斜向左，身体随之微倾。面部丰盈，细眉秀目，直鼻樱口，点红唇。神态恬静、闲适。
东厢妇人启门图：位于端门第三层东厢。结构与西厢相同。唯板门2扇半开，一妇人端立正中。妇人发髻已残。着三重衣，袒胸，抹胸红艳低束。中衣上紧身，下朱红长裙百褶宽肥。外衣宽博及膝，宽袖于腕际稍挽，白底施朱。束腰。左手把右手腕于下腹，右手斜握拂尘一柄。妇人面如满月，细眉凤目，面颊粉色，樱口红唇。神态恭顺、端庄。
端门东西两侧的妇人启门饰图，两两相对，一为开门的图像，似为迎客状；一为关门的图像，似为送客状。
李茂贞夫人墓仿木作砖雕门楼厢房的“妇女启门饰”浮雕，作法成熟，与彬县冯晖墓极为相似，所不同的是冯晖墓的“妇女启门饰”浮雕位于仿木作砖雕门楼明间，而李茂贞夫人墓的“妇女启门饰”浮雕位于仿木作砖雕门楼东西两侧。为五代墓葬中所少见。虽然这题材之渊源似可追溯至东汉，但唐宋时代比较盛行。凡墓室、与墓室同性质的佛塔以及佛塔式的经幢，多雕或绘作“妇人启门”装饰。就此种装饰所处位置看，疑其取意在于表示假门之后尚有庭院或房屋、厅堂。亦即表示墓于此并未到尽头之意。从宋代许多词曲都描述有妇女启门饰的情况看，妇女启门饰到宋代变为一种极为流行的幽美动人的题材（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但成熟是在宋代及其以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明墓》。《文物》，1991年9期）。李茂贞夫人墓为这一题材提供了重要的过渡形式。
4.两人抬轿
二人轿子图：位于李茂贞夫人墓庭院东壁。由4块方砖“田”字形拼接而成。图案为二人肩抬轿子一顶，面向北，即面朝向墓室。前者头戴软脚黑色幞头。幞头两脚反系脑后，自头顶上方冒出。身着红色窄袖圆领袍服，腰系红白相间软带，长服前襟提起，挽于腹前软带之下，长袍两侧开胯，露出内着的白色袍服。下着白色窄腿长裤，脚蹬软底包脚草编履。右肩抬轿子，右手自然上扶轿子圆形抬杠上，左手扣提左腰软带，右脚前迈腾空，左脚拖后，脚尖着地。腰背微微下弯，似不堪重负。双目前视，嘴唇紧闭，脸着粉彩，黑眉较平，唇点红，面容平和。袍服虽雕刻厚重，但衣褶线条流畅、飘逸，极富动感。后者头戴软脚黑色幞头。幞头两脚自脑后平伸，衣着、腿姿与前者完全一致。右肩抬杠，右手上扶。左手抬至胸前，拇指翘起，余四指内握作夸奖状。面部亦饰粉彩，唇点红，下颌微微仰起，面露喜色。
二人所抬轿子，为黑色四角上翻的盔顶，顶部上饰硕大的仰莲花一朵，莲瓣纯白，花蕊白底涂红。圆形抬杠自穹窿顶下檐上方洞穿而过。穹窿顶下为方体轿子身，正面可见三面，浮雕有门、窗，并刻有圆形门扣，方形轿子上均涂以白色底彩，凸起的棱框上，再着以红色。
整体图案雕刻细腻，构图颇具匠心，人物形象生动、传神，色彩饱满、鲜艳，为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5.八抬大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