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考释这句词的准确含意，须作综合考证，因为苏轼此词“皆清空中有意趣”张炎等著，夏承焘校注，《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8-19页。。刘体仁认为：“‘琼楼玉宇’，《天问》之遗也。”刘体仁著，《七颂堂词绎》，见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617页。“《天问》之作，其旨远矣”，寄托着“楚之兴衰，天邪人邪？吾之用舍，天邪人邪”的深刻意蕴洪兴祖撰，《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85页。。“把酒问青天”之旨亦远，绝不可只作字面意解。“天”暗指君，即神宗皇帝。这是需要考证的严肃问题。在当时将神宗皇帝指称为“天”的例证很多，可见如下引述。曾公亮说：“上（神宗）与王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邓广铭著，《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6页。曾公亮对二人的关系了如指掌，因“上欲用安石秉政，曾公亮因荐之。”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82页。苏轼在《乞常州居住表》中有两处提到“天”应引起注意，其一为“既获罪于天，又无助于下”，其二为“干冒天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58页。。此处所言实指因写诗有讥涉时政之嫌而引起神宗皇帝的愤怒，所以“天”是神宗皇帝的代称。如果说苏轼的话还有显隐之分的话，则王安石的门生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的指责就没有遮掩之处了。他们认为苏轼所写之诗是“愚弄朝廷”“指斥承舆”“无君臣之义”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3页。。杨时认为：“子瞻诗，多于讥玩，殊无恻怛爱君之意。”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中华书局，1994年，第89页。几相对照，便可知晓苏轼所言“天”的实质。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期间，将皇帝称为“天”，其《系御史台狱中寄子由二首》之一就如此云：“圣主如天万物春。”宋人将皇帝称“天子”者也常见。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有“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中华书局，1994年，第62页。之说就是明证。苏轼将皇帝比做“天”的文例也可见到。《湖州谢上表》云：“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54页。《徐州谢上表》将皇帝比为日月与乾坤，仍有将其比为“天”的意思在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652页。。类此者还有，不必重复。苏辙也将皇帝比做“天”，《为兄苏轼下狱上书》云“轼狂狷寡虑，窃恃天地包含之恩”，所言即指皇帝对苏轼的恩泽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上编（一），中华书局，1994年，第54页。。史书中也有将“天”比做皇帝的大量例子。《新唐书·吴武陵传》记，吴武陵与工部侍郎孟简书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柳宗元）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耶。”这里的“天怒”指“圣人”（皇帝）怒。苏轼相信“天怒不可终朝”，《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以“前半纯是比体”的方式对此作了良好的诠释。宋神宗也将自己视为“天”，这可从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癸酉下的《王安石拜昭文相制》中可知。文云：“门下，乾健坤顺，二气合而万物通。君明臣良，一德同而百度正。”司义祖编，《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284页。“乾”与“君”对应，“坤”与“臣”对应，足见其中的含义了。“诏令”是“王言”，传播之广与深入人心是人所共知的。依上考论，我们可得出结论，“问青天”实际是问神宗，但不是责问，而是借助对自然“天”的发问升级为对“神宗天”的婉转追问，这正是“《天问》之遗”的体现。
三
上述问题考证清楚后，还要考证苏轼是否想回朝廷的问题，否则将“我欲乘风归去”转释为“想回到朝廷中去”就成了无根游谈。苏轼熙宁七年至九年在密州任职，具体时间为1074年九月起至1076年十二月孔凡礼撰，《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12、131页。。宋代官僚的差遣一般是三年一任。苏轼写《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值1076年八月十五日，此时恰为离开密州的前夕，已经跨入三年一任的最后时刻。这一年苏轼早有盼归朝廷之意念。现存《苏轼佚文汇编》卷二收《与文与可》第二简明确说：“今年冬官满，子由亦得替，当与之偕入京，力求乡郡，谋归耳。”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441页。“简作于本年四五月间。”孔凡礼撰，《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此信的写出时间离作词时间相差仅三个月左右，信中说的“今年冬官满”与苏轼实际“罢密”时间完全吻合。“当与之偕入京”是苏轼内心的真实表白，也是官僚管理制度的必然，这样就引出了“我欲乘风归去”即“想回到朝廷中去”的词句。苏轼回朝廷是极有可能的，这可从宋代不成文的官制中得到印证。王水照先生说：“出朝的官员仍保留参政的资格，等待中央情势有变，他立即可以回朝施政。”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页。苏轼想回朝廷还有其他原因。他自己认为“吏事又其所短”（《徐州谢奖谕表》），其中可能有自谦成分，但是否含有对地方官杂事的烦乱之感，恐怕不能排除。另外，苏轼并不喜欢密州，这也是他盼归朝廷的原因之一。《与文与可》第二简中说：“密真陋邦也。”苏辙在《超然台赋》叙中证实了苏轼的判断：“其地介于淮海之间，风俗朴陋，四方宾客不至”。苏轼在此地任职之初，“承大旱之余孽”，蝗灾四起，盗贼横行，粮荒不断，连苏轼住的地方都极为简陋。至于苏轼在《超然台记》中所云的“余既了其（密州）风俗之淳”，不过是文人为作的伎俩而已，或者说是苦闷过后的暂时超越。苏轼盼归朝廷还可从神宗喜欢苏轼的事实中得到旁证。苏辙将此表述为“士大夫知上卒喜公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神宗喜欢苏轼，还可从哲宗太皇太后口中得知。史载太皇太后曰：“此（指苏轼重新被提拔）乃先帝（神宗）之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1704页。正因如此，苏轼才在《乞常州居住表》中说：“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如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可见在苏轼的心目中，“君父”是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苏轼在密州任上盼归朝廷不单单因为上述原因，还有想回朝廷建功立业的胸怀大志。早在熙宁八年（1075年）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就表达了“西北望，射天狼”的愿望。作于同时的诗《祭常山回小猎》也有“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的话。合诗词于一个整体看，可知二者具有神理上的同一。另外此词用典自如，也巧妙地表达了盼归朝廷的愿望：“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这句词“以汉文帝时的冯唐自比，希望朝廷加以录用，俾能为国效力，建树功勋”唐圭璋，潘君昭，曹济平选注，《唐宋词选注》，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181页。。苏轼还认为，具有“文学德度”之人，“宜在朝廷”，不宜“久此外远”，这话也发自他在密州任上，可见《与鲜于子骏书》中苏轼著，傅成，穆俦标点，《苏轼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53页。。而苏轼是公认的文学之士，就连司马光都承认苏轼是“文学富赡”的名人（《司马光奏议》卷二十六《再举谏官札子》）。因此对鲜于子骏的话，实为肺腑之言，是感同身受的开怀表达。苏轼常奔波于朝廷与地方的经历和其政治态度的变化也是重要判断依据。苏轼有意回朝廷的想法是一贯的，在黄州及儋州期间也丝毫没有完全放弃回朝以期复出的意念。上述说明，苏轼想回朝廷并非徒作空想，但苏轼在种种确有事实面前仍持怀疑态度，所以就出现了“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说。这就是夏承焘先生说的“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
事实确实如夏承焘先生所言。苏轼作此词时为熙宁九年（1076年）八月十五日，王安石复相于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罢相。苏轼词中的担心正发生于此时，可见是有理由的。苏轼与王安石的政敌情绪在密州任上仍然浓烈，表现为明确拒绝推行免役法、手实法与方田均税等法，毫不隐晦地在他给上任不久的宰相韩绛的上书里。此“书”名《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写于熙宁七年（1274年）十一月下旬吴雪涛著，《苏文系年考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2页。。从熙宁二年（1069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又是苏轼作为旧党成员发表反对“新法”政见的阶段。苏轼还将王安石视作“小人”，在其《再上皇帝书》中，明确要求神宗将其逐出朝廷，有人身攻讦之嫌。苏轼的这些所为，王安石及“新党”成员都是清楚的，加上苏轼写诗缘事托讽，共同构成了日后政敌蓄意制造“乌台诗案”的口实。王安石有没有为人的瑕疵，我们不必为尊者讳。吕诲《上神宗论王安石奸诈十事》云，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骞慢上，阴贼害物”。现在看来，言辞似乎过分激烈，但王安石故意为难苏轼是不用寻根问底、有目共睹的事实。苏轼的担心在密州任满赴京述职时得到了印证。这次果然受到了排挤，《与文与可》第三简如此称：“轼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苏轼没有将这次尴尬说得十分明了。“至京城外改差”云云，实际是遭到了“有旨不许入国门”的难堪。无奈之下，只好在京城附近的范镇家里暂住。这是对持政见不同的下野者苏轼的惩戒。不过这仅仅是个信号而已，更大的打击是“乌台诗案”。这离苏轼写《水调歌头》只差了三个年头。苏轼在希望中担忧，在担忧中退却，只能以“此事古难全”的平常心态自慰与慰人。
三
苏轼倡“至味”诗学观，在创作中多以象征手法为其诗词增加韵味，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征。这种创作手法是苏轼始终追求的境界之一。陈廷焯是知苏轼者，评价云，“东坡词纯是身世流离之感”（《云韶集》卷三），“寄慨多端，别有天地”（《词坛丛话》），“寓意高远”（《白雨斋词话》卷一）。受其影响，陈匪石也说苏轼词“寓意高远”“别有天地”（《宋词举》卷下）孙克强编著，《唐宋人词话》，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7、268、275页。。这些论说对我们认识苏轼词句的深刻含义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为了更进一步寻找论据，可先举几首作品如下：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儋耳》）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渡海》）
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以上几首诗词具有“寓意高远”“别有天地”的特征。《儋耳》作于1100年五月，此时为元符三年，正月间哲宗去世，徽宗即位，政局在短时间内发生了有利于元祐党人的变化，已死的追复原官，未死的逐渐内迁。六十四岁高龄的苏轼于五月内迁廉州。如果不懂此诗的写作背景，或没有后四句作为提示，此诗的前四句只可当写景之作看。联系背景去诠释，方知“霹雳收威暮雨开”暗喻哲宗去世，徽宗即位，朝政更新；“垂天雌霓云端下”暗喻排挤元祐党人的政敌章惇、安惇、蔡京、蔡卞为台谏弹劾，失去了往日不可一世的威风；“快意雄风海上来”暗喻内移诏命的到来。《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作于六月二十日，抒发了诗人夜间渡海返回途中的复杂心情。写法与《儋耳》诗相同，特别是前四句“纯是比体”，借景抒情，暗含着相同主题。“参横斗转欲三更”暗喻艰难的贬谪生活即将结束；“苦雨终风也解晴”暗喻朝政变化的必然；“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暗喻“自己心地本来光明，是谁在使浮云蔽月”金性尧选注，《宋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49页。。也有人认为，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的意思是：你们那些“居心不净”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云散月明”，还有谁“点缀”呢？“公自谓”的意思是：章惇之流“点缀”太空的“微云”既已散尽，天下终于“澄清”，强加在我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澄清”的本来面目缪钺，霍松林，周振甫等撰写，《宋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466页。。两者的诠释虽然表述不太一致，但都道出了诗所具有的隐喻特征。《西江月》词有人认为是咏梅词，有人认为是“寓意为朝云作也”，从中也可看出作品具有的隐喻特征。《卜算子》的作意就更让人难于确定。代表性的意见有二。一以阳居士《复雅歌词》所云为主：“缺月”，刺微明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另一说以王楙《野客丛书》卷二十四引蒲仲通语为主，认为此词为悼念温都尉之女而作，释“拣尽寒枝不肯栖”者，谓少择偶不嫁。“寂寞沙洲冷”者，指其葬所也。两说相较，第一说多为人认可。因为第一说是按照暗喻线索推论出的结论，第二说则有些牵强了。
拿苏轼创作的一贯性原则去衡量《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能够说明问题的。解读这首词当然不能离开对创作环境的仔细分析。这个问题已作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同时还要注意隐喻手法使用的必然。苏轼的作品中，含有对痛苦、愤懑倾诉的一面，更多的作品则表现了对此的超越。这两种主题的表达，有时是用单篇来完成的，有时则是两种主题有机的合一。这样就形成了开头表达痛苦，末尾表达超越的创作模式。苏轼观物、体会人生的思维轨迹也是如此。他每到一处，先有对陌生环境体验的痛苦反应，紧接着便是对此地大自然的开怀拥抱，表现出十分豁达的胸怀。这从苏轼贬黄州及贬儋州的诗中可得到印证。苏轼在密州期间心中也有苦闷。抛开此地恶劣的环境不说，身世不偶的思考，朝廷人事的巨变，王安石复相带来的后果，等等，都是“多思”苏轼不能不想的重要问题。恰逢明月朗照的中秋，睹物又思人，这样就引发出了作者的一系列思考。以追问的方式开头，随即续之以结论，这是上片创作的一个完整循环。下片依然有追问，也有结论续上，即“此事古难全”，认识到世间所有的复杂性。这何尝不是对自身处境与欲回朝廷而又忧心忡忡的外现呢？“假象见意”说的根本是要求借助形象来传情达意。苏轼假明月之象提出系列发问，明显不能按字面意思去理解，而“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一句更不能仅以苏轼具有仙风道骨与“热爱现实生活”的一面加以诠释，要充分理解苏轼在苦难面前的彷徨与超越的必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哲理预示着苏轼的不幸，他的心理准备先是“谋归”，然而事实告诉他，“归”又是危险的。这种心里话对别人是难以开口的，只有借对弟弟子由的怀念方可道出。“与造物者游”的创作论牵引出以问月与问天隐含人生终极意义的作品实为自然中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