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工作上不存在失误的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观察古人才能知人论世。李纲也有工作上的不周与思想观念上的偏颇之处，从而导致人事关系的恶化，这是工作失败的关键。李纲是历史环境中的李纲，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时的人们所具有的本来特征。一旦握有实质性的权力后，难免以过当的行为处理纷繁的事务，表现出了权大于法的封建顽习。李纲在钦宗时期，与吴敏一起请求诛杀王黼，派与王黼有宿怨的聂山假托捕杀盗贼之名在老百姓家中将其击杀，这等于未按天意名正言顺地诛杀奸臣，于皇帝刑威有所微损，连钦宗皇帝在当时都有几分不忍。这成了王黼门人黄潜善忌恨李纲的重要心结之一。张浚得黄潜善等人举荐，有知遇之恩。宋齐愈为张浚乡党，二人关系极为友善，又是汪伯彦与黄潜善门下的得力助手。李纲上募兵、买马、募民三议，宋齐愈以右谏议大夫持反对意见。张浚当时就预料到“公受祸自此始矣”，这说明对于李纲的为人，张浚早已有所了解。不久，宋齐愈以事张邦昌之罪被腰斩。吕中《中兴大事记》曰：“宋齐愈之罪，当从王时雍等之例，贬而窜之可也，何至是耶？洪刍、陈冲、王及之死，纲尚救其死，而独不救宋齐愈，纲于是失政刑矣。”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184页。李纲不救宋齐愈，原因是明白的，无须再说。李纲力求诛杀张邦昌，范宗尹、颜岐是张邦昌党人。在与如上数人的交往中，李纲遭到了一一报复。殿中侍御史张浚秉承黄潜善、汪伯彦之意上书弹劾李纲，言辞激烈，直指“存心险恶”云云，明显挟有为同党报复之意。李纲罢相后，张浚依然穷追不舍，骂之为“国贼”，求高宗赵构早日将李纲流放或诛杀，用心十分毒辣。范宗尹三次上书反对李纲为相。颜岐以金人不喜欢李纲为借口，五次上书求罢李纲，幸得高宗赵构“如朕所立，恐亦非金人所喜”为答，李纲才没有被弹劾。李纲行峻法惩处事伪僭逆张邦昌者李擢、孙觌、王绍、颜博文、冯澥、李回等，还有一些与张邦昌事有关的人，都受到牵连，打击面确实有所放大。吕好问也在张邦昌接受金人册封任伪皇帝期间做过重要臣僚，与其他侍奉伪逆张邦昌之人不同的是第一个提出了“当迎元祐皇后，请康王早就大位”的主张，而且得到了张邦昌的立即响应。赵构顺利登基后，对吕好问当然心存感激。吕好问因此在高宗赵构当皇帝后不久便上升到尚书右丞位置，可以与李纲站在同一平台发表言论。吕好问与李纲论事多有不合，未必处处与宰相为难，也有合理化建议。如吕好问发“王业艰难，正纳汙含垢之时，遽绳峻法，惧者众矣”之论，以劝李纲不要过分将打击面扩大化，实有顾全大局的意味，替自己开脱的成分并不很多（邓肃对吕好问事张邦昌于围城中提出过惩处建议，高宗赵构给吕好问以有效回护）。而李纲对此却未加丝毫采纳，依然我行我素，有失人心所向，客观上加剧了人事关系的紧张。朱胜非拥立赵构登基有功，又为张邦昌女婿，对李纲早生歹意。恰值黄潜善秘密转来尚未下达的张浚弹劾李纲的奏疏，朱胜非便在接到高宗赵构起草罢免李纲诏书任务后，将张浚对李纲的弹劾之词几乎全部照搬到了制书里面，找到了密泄私愤的机会。其制书云：“狂诞冈悛，谋谟弗效。既请尽括郡县之私马，又将竭取东南之民财。以喜怒自分其贤愚。致赏罚弗当于功罪。出令允符于公议，屡抗直以邀留，用刑有拂于群情，必力祈于亲札，以至帖改已画之旨，巧蔽外姻之奸。兹遣防秋之师，实为渡河之扰，预颁告命，厚赐缗钱，赏逾百万之多，仅达京师而止，每敦促其速进，辄沮抑而不行，设心谓何，专制若此！”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中华书局，1985年，202页。个别字依别本改。其中悉数李纲的“罪行”，明显带有事先有意捏造陷害的痕迹。李纲被罢相后的第四天，黄潜善与汪伯彦共同商议，奏请全部停罢李纲所施行的一切，拥护李纲坚持抗战的大臣也被一一罢免。以李纲为首的抗战派政治生命宣告结束，高宗赵构的抗敌复国行动从此开始了以逃跑为主的退却，随之将是与李纲对立的主和派人物全面走向政坛，南宋的半壁江山正式形成。
“（李）纲学虽正而术疏（方法粗疏），谋虽深而机浅。”邓肃所发实为知李纲之言。李纲力主抗战没有错，包括“小人”对李纲的指责，也不敢直斥其抗战救主有罪。李纲在复杂的政治形势面前，没有充足的精力驾驭人事局面，给对手留下了破绽，进而加以无理攻击的把柄。在那样的环境中，希求“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是完全不可能的。
四
从徽宗执政以来，就面临着多方的无理侵扰。宋与金及西夏之间战和不断更迭，胜败也不仅偏于一方。表面上徽宗时期号称版图最大，国力虽不算强盛，但人口按户口计算，主户与外来客户合计可达两千零八十八万二千三百五十八户，人口共计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人，和西汉强盛时期相比，有所增加，隋、唐两朝疆域虽大，但户数和人口都不如宋朝沈志华主编，《文白对照全译〈续资治通鉴〉》，改革出版社，1994年，第2063页。。还有相当多的数字都能够说明徽宗王朝与金及西夏相比，远处于优势地位。由于历史原因，富国强兵的策略始终未能改变大帝国在边疆少数民族政权面前受奴役的怪异地位。徽宗赵佶试图结束被奴役的被动局面，曾不止一次主动出击辽、金与西夏。在较量中，宋方有暂时胜利的时候，如宗泽多次打败金人的进攻，此时的宋朝版图达到最大就是例证。也有失败的时候，童贯命令熙河经略使刘法攻取朔方，失败惨重，折兵十万。童贯派刘延庆率领十万将士进攻燕京，因轻率出战，大军不战自溃，遭致惨痛失败。种师道在井陉与金人宗望交战失败。张思正等人领兵十七万，在文水与张灏的兵马一起于夜间偷袭金人将领洛索，结果被打败，死了好几万人，其余几位将领如刘韦合、解潜、折可求等均在对敌作战中溃败，李纲带兵救太原的军事行动就这样遭到了无情挫折。折彦质的十二万大军在金人的进攻面前，顷刻溃退。范致虚与王襄、孙昭等人合集二三十万大军赴汴京解围，遭遇金将洛索骑兵冲击，不战而溃。从上述战例可以看出，徽钦二宗对敌作战的整体态势对宋人不利。面对如许形势，徽钦二宗及一些大臣始终对开战心存忧虑。将忧虑统统视为“投降主义”及带有贬义的“求和”未必完全确当。蔡京、童贯为世人称做“公相”“媪相”时，穷兵黩武，动辄挑起边事。尚书左丞范致虚针对朝廷将对辽国作战发表意见认为，边境战事一旦开启，一定会发生意外祸患，不宜轻举妄动。蔡京与童贯合谋以废除纳辽岁币为由，提出和金国相约来夹攻辽国的作战策略，赵隆、郑居中、安尧臣等人苦谏，晓之以利害，徽宗才暂时停息了对辽用兵的打算。童贯为宦官之首，始终想借助作战机会加重自己的权力，所以极力劝徽宗下诏，促成北上用兵。种师道、辛兴宗分两路向辽发起进攻，不仅未能取胜，反倒破坏了与辽人的友好盟约，客观上助长了金人。对辽用兵的不良后果多人能够料到。朝散郎宋昭上书极力反对攻打辽国，不能与金国为邻，以后金国一定会违背盟约，成为中土的祸患。高丽王王楷（此人后来归附了金人）对金国人及攻打辽国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辽兄弟之国，存之足为边捍，女真之人，不可交也”。辽人韩昉在童贯、蔡攸面前也揭露过金国人的险恶用心：“女直蚕食诸国，若大辽不存，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如上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早被利欲熏心者置若罔闻。金国人的野心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膨胀，在有效地策反了已经归降宋人的辽将郭药师后，向宋朝发起了猛攻。金人的这一次大举南下，形成了对宋朝的全面威胁，童贯因此亡命回京，徽宗因此下诏罪己，认识到“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搢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的巨大危害，生出了内禅想法。宋朝从此进入了东京保卫战的钦宗执政时期，企图通过战争进一步抬高自己位置的童贯及蔡京等人也进入了死讯将至的预示阶段。北宋后期的混乱政局，蔡京、王黼、童贯等人难辞其咎，甚至有人将之归罪于“绍述”。而金人的大肆南侵与金人自身的野蛮习性有关，朝廷不能审时度势，错误地出卖辽国也是重要原因，与童贯、蔡攸等人出于私心主动挑起不义战端也有密切联系。赵桓被金人掠走，在“穹庐”过着阶下囚的生活，认真反思过去，终于认识到了“奸臣招致北匈奴，边境年年侵侮”（《西江月》）的根本所在。其中“奸臣”即指童贯等人。赵构即皇帝位后，军事上处于劣势的局面不仅没有丝毫改变，反倒有每况愈下之势。在与金人战争连连失败以及责骂奸臣挑起边事的环境中，李纲要想不被贬黜，实在是难以想象之事。
五
北宋后期及赵构即位初期，国家的经济形势恶化，难以支持抗战。除去每年要给西夏、辽及金大量岁币、岁粮以外，宋廷内部的奢侈消费，对外用兵导致军费大量透支；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盗寇四起，又增加了平定内乱的支出；连年颗粒无收的饥荒，又不时地出现在这个百孔千疮的腐败王朝面前。徽宗宣和年间，国库空竭，用度日益不足，赋税的收敛取尽了百姓的财富，军队的衣粮不能及时供给。靖康年间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国家与百姓的财力已经消耗殆尽。守卫回牛岭的士兵每天只能吃到二升豌豆或一些陈旧的麦子。本来已经穷极的宋室，靖康二年（1127年）又受金人洗劫，府库中的积蓄一扫而空。高宗赵构依然面临着国家财用枯竭而生财之源大量丢失的危难局面；留守士卒连基本的口粮都不能保证供应，赋入与用度出现严重矛盾，李纲将此称为“艰难之际，赋入狭而用度增广”，无奈之下，只能内自朝廷，外至监司州县，皆省冗员，以节浮费；然而在具体执行中，往往又被大打折扣，以至于不能真正达到“节浮费”的目的。
战争取胜需要形成强有力的战斗，而在这一特别时期，宋军最缺乏的正在于此。金人轻易占据牟驼岗后耻笑“南朝可谓无人”，直指的即是战斗力问题，而非绝对数字。刘宗彦、耶律依都等人在探明虚实后极力劝说金人，认为南朝可以谋取，而且不用费很多兵力就可达到目的。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金朝大将完颜宗翰领兵逼近汴京，论兵力，尚有折彦质的十二万大军与金人对峙，还有李回带领一万骑兵在黄河岸边防守。就是这样一支看似庞大的队伍，在听到金人的击鼓声后，全部溃退。金兵渡过黄河后，如入无人之境，守城将领或逃或降，一败涂地。李纲在上奏高宗赵构的《十议》中认为，军政荒废已久是军队战斗力不高的根本原因，必须从这个关键处入手，加大整顿军队的力度。秦桧认为：“自古兵之强者，固不足恃。大金自去岁问罪于中国，入境征战，已踰岁矣。然所攻必克者无他，以大金久习兵革。中国承平百年，士卒罕练，将帅未得其人也。使异日士卒精练，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肃、代之臣，大金能必其胜负哉。”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51页。元祐太后与张邦昌均有历经二百年百姓不知兵革的相同认识。以上诸人所言皆出于1127年这个至为关键的时刻，能够反映宋军内部存在的实质性缺陷。在彼时发相同论者远不止此，此处不做一一罗列。建炎元年（1127年），南宋朝廷置御营司的目的，无疑在于打算有效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李纲为相后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即是如此，而军队战斗力的提高，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可以想到，“拥精兵十万，横行沙漠，奉迎天表”在当时的难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李纲的一切准备，包括募兵、买马、绘军制图等活动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之时，就被罢免御营使，失去了管理军队的实际权力。
“拥十万精兵”在当时的环境中，对李纲而言，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在童贯与马扩讨论如何利用与牵制郭药师的常胜军时，马扩提出建议：如果能从陕西、河东、河北选择十万精锐的骑兵，分为三支，选择智谋胆略像郭药师那样的三个人分别统领，一支驻扎在燕山，与郭药师相对，一支驻扎在广信军或中山府，一支驻扎在雄州或河间府，使他们犬牙交错、互相牵制，这样就使郭药师的人马前进有所依靠，后退有所畏惧，可以收到一箭双雕之效。童贯当时为太师，权力极大，然而最感棘手的问题仍在“第十万人未易得”，更何况是“精兵”。朝廷内部的权力之争，不会允许李纲拥有过多精兵。李纲上三议，其一为募兵法，要求配备好各路人马，建立一支规模宏大、配置齐全、结构合理、战斗力强、统一指挥的精锐部队。宋齐愈为黄潜善、汪伯彦死党，出于私见，以右谏议大夫提出强烈反对意见。张浚密切配合宋齐愈，阴护黄、汪，以十数事提出请求弹劾李纲，以致李纲建立精锐部队用以抗战的计划全部流产。李纲拥有重兵是黄、汪心病，其中隐忧不必细说，所以反对者的根本目的不是出于怜恤民力，而是另有企图。黄潜善与汪伯彦刚兼御营使时就为自己另外设置亲兵各一千人，给予优厚军饷供应与赏赐，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一些人就看出了这种做法的不妥当之处。黄、汪对李纲无疑要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在大事当前，不是积极配合，而是处处为自己设防，破坏抗战，李纲面临着来自外敌与内贼及军政荒废等多重压力，要想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之内有所作为，是难以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