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汴都平康记》《青泥莲花记》都对李师师事有记载。上述说明李师师事在社会上流行已经很广泛。在流传中掺入一些小说家言是必然的，但不能因此否定李师师主要的事存在的客观事实。对如上事实的认定无疑对《六丑》生成的原状有所助益，周密纪事的客观性是存在的，《六丑》的传播与李师师传唱关系的事实也是能够成立的。
“某老矣，颇悔少作”也是值得思索的话语，因为周邦彦的话是由蔡京逼问出来的。蔡京如何逼问？徽宗本想以“祥瑞沓至”的假象让周邦彦以词歌功颂德，因为在徽宗的眼里，周邦彦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御用词人，何况徽宗及神、哲二宗对周邦彦的任用，看中的也与此密切相关，对此蔡京也有认同，加上周邦彦与他们的微妙关系，作为善于察言观色的宰相蔡京，对主子的颐指气使不可能迟钝无应，于是就有了“蔡京微叩”的戏剧情节。出乎意料的是，周邦彦竟然言出否定，推之以“某老矣，颇悔少作”。“少作”者何？当指以《汴都赋》为首的系列作品。周邦彦《汴都赋》歌颂新法无疑，因此而得到进入政坛的便梯，也属无疑。又因为“颇悔少作”的话题是由对《六丑》来历问询之事引出，所以“少作”中也应包括并非青年时所作的《六丑》在内。以此而论，“少作”应该指当下以前的部分作品，不应该完全指青年时的作品。“悔少作”明显是悔那些谀颂内容，照此推论，《六丑》也该有谀颂的因素才对。“愿春暂留”是否意味着对新法、蔡京的依恋？挽留春天的目的不会是徒发无病呻吟的伤春、惜春情绪。挽留住了吗？一切如匆匆过客，离去的连一点踪影都没有：“春归如过翼，一去无迹。”词人在自答中道出了心中的无限惆怅。如今站在周邦彦面前的人，不是其他，正是曾经与自己同沉浮，“化行《禹贡》山川内，人在周公礼乐中”的蔡京宰相。挽留的春天不是又回到周邦彦的身边了吗？“不能俯仰取容”的文人本性使周邦彦这一次守住了真正的自我，得罪的结果当然会是必然的了。
三
必须对周邦彦的《六丑》作年有大致判断，否则，将“愿春暂留”句的意义与新法及蔡京联系在一起，无疑有些过分牵强，而牵强是学术研究的大忌。
周邦彦词多数难以编年，《六丑》当在其内。徐无闻先生认为，此词作于周邦彦四十岁以前在庐州或荆州时徐无闻著，《周邦彦词赏析》，巴蜀书社，1988年，第175页。。其判断方式纯粹依词作的内容而定。孙望等人认为，此词作于绍圣四年重入汴京的四十二岁以后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38页。，论者认为，《六丑》等作是“异地飘零，饱经忧患，抚今思昔，感慨良多，加之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经验的积累，故所作思笔兼到，日趋成熟境地”的结果。刘扬忠先生认为《六丑》作于周邦彦外任知隆德军府之时刘扬忠撰，《周邦彦词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5页。。其判定的依据是周密《浩然斋雅谈》卷一记载李师师在宋徽宗面前唱《六丑》一词之事，因为此时周邦彦正在知隆德府任上。李师师在宋徽宗面前唱《六丑》引来徽宗诏回周邦彦追问“六丑”含义一事能否反映《六丑》一词的创作年代？稍事审视一下纪事原文，谁都能得出结论：纪事原文里没有任何暗示创作年代的痕迹可以发现，周邦彦当时在隆德府任与《六丑》创作的时间没有任何关系，由此事我们只能发现《六丑》于周邦彦出知隆德府时已经开始传播，且时间段有可能是较为久长了，否则李师师凭何能在徽宗面前高声亮相。
确定《六丑》的创作年代不是一件易事，主观臆断于事无补。必须清楚的是，隆德府即现在的山西长治市，此地虽然离宋都汴京不算太远，但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也绝非是朝发夕至的距离。周邦彦在此地创下的词调，怎样才能传到远在汴京执业的李师师手里，是周邦彦回汴京度假时带给她了吗？是托人捎与，或者是李师师托人索取？虽然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事，但纪事里没有提到此事，其他文献也未必有此记载。最大的可能性是，《六丑》的作年可以再往前推进几年，此时周邦彦正在汴京任职，这个时间应该为1097年至1110年间，也就是四十二岁至五十四岁之间。周邦彦与李师师有感情及“业务”上的往来是无法否定的事实，业务往来无非是周邦彦创出新调交由李师师传唱而已。作为一对老相好，两人的业务往来选择一定还是要考虑就近原则的，而在如上所云的汴京供职期间，无疑双方都占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周邦彦在此期间正遇蔡京拜相（此期间蔡京也有短暂被罢之时，但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到任相前程），官从八品升到五品，可以视为左右逢源。从《六丑》通篇所写内容看，可以认定是作者内心舒畅的产物，因为作品里没有任何“自叹年老远宦”（黄苏《蓼园词选》）的“飘零”痕迹。“客里”即“久作长安旅”之意，针对远离家乡而言，不是针对远离汴京到外地任职的漂流不偶而言。惜春、留春不是官运不偶的同位语，这是常理，无须强辩。周邦彦虽然在此期间受到蔡京的关怀，但也曾目睹了蔡京的两度罢相，对此他不可能没有任何感触。在惊魂已定之时，写出对主上有所依恋，然又不直接吐露的可能是完全存在的。周邦彦与蔡京的关系谈不上是死党级别，但总有互相提携、互相利用的蛛丝马迹。我们可以先从周邦彦出知隆德府一事加以追忆。周邦彦出知隆德府任的时间长短说法不一，但其出知隆德府的原因与蔡京为张商英、何执中等人弹劾罢相及刘昺被逐受到牵连密切相关，则是为大家共同认可的。蔡京荣则周邦彦也荣，有时蔡京早荣，周邦彦跟着后荣，蔡京黜则周邦彦也跟着黜，其步伐与荣的轨迹也有相同之处。周邦彦出知隆德府始于1112年，而在此前一年周邦彦就被驱知河中府，蔡京罢相则又是在此一年以前。当周邦彦还在隆德府任上苦苦煎熬之时，蔡京事先一步又复相且步步走向独断专权。可以预见的是，周邦彦也在岁月蹉跎中终于等到了蔡京的提携，再度回到朝廷。蔡京于周邦彦始终保有领头羊的意义。周邦彦在宋徽宗与蔡京一起任意践踏人类良知之时，能够跳出人分邪正的火坑，与党祸剥离得一干二净。周邦彦没有进入正党名单固然可以成为人们辩其不是新党分子的有力托词，但稍事查检历史事实，就可以知道，当初正党人数指标极为有限，不过四五十人，周邦彦没有轮到是极为正常的事情。而周邦彦没有被列入邪党名单，是否能说明问题呢？邪党人数多达四五百人，这是一个极为令人震惊的数字！正邪之辩时废时兴，是蔡京打击政敌，拉拢死党的重要砝码之一。由此可看出，周邦彦在彼时至少是一个没有蒙受巨大损失的幸运者。如果不去寻找靠山，单凭中立态度是难以逃出日益危重之劫难的。曾几何时，周邦彦于蔡京用事最力时，献上《生日》诗，博得秘书少监提升（《挥麈余话》），刘昺力荐周邦彦代替自己的位置，也不是完全出于举贤之心，周邦彦也知道回报与付出的关系，刘昺退则周邦彦外放，实属应得，这是一对名副其实的因果关系，刘昺又是蔡京的得力死党，他们之间的种种往来是举世皆知之事，于此无须一一端出。周邦彦还写下了不同寻常的别调之作《黄鹂绕碧树》，为人高捧为“政治讽刺词”。罗忼烈先生于《周清真词时地考略》对此词作进一步解会，明确了具体讽刺对象，认为词作于“时方兴花石刚，造延福宫，作万岁山，惨民以极园林宫观之奉”后。“上苑风光渐好，芳容将煦”是“刺赵佶淫奢逸乐，荒于政事”，“驱驰利禄，奔竞尘土”是指“党人无耻竞进”。陈思《清真居士年谱》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几句词是针对蔡京之党“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而发。从周邦彦投献蔡京诗再到以词讽刺的创作事实可以看出，作者是复杂的，不能以极为简单的眼光审视之。投献诗以歌颂，不能因此就认定作者下流。以词讽刺当政权力人物，不一定就能显示出高尚情怀。难道前词讽刺的对象一定是徽宗与蔡京吗？在一个复杂的时代“浮世”当中，正党就不寻求仕进吗？即使手段是光明的，别有用心的人要说你是“驱驰利禄，奔竞尘土”，又有什么办法？
四
周邦彦的复杂性具有普遍规律不奇怪。作者复杂导致作品复杂，因此《六丑》在确认大致创作年代后，应该看到其中的寄托意蕴。
夏承焘先生将咏物词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单纯描写事物形象，没有什么寓意的，如史达祖的《双双燕》、吴文英的《宴清都·连理海棠》等。第二类是搬弄典故，毫无意义的。第三类最可贵，即是有寄托的咏物词。”夏承焘著，《唐宋词欣赏》，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26页。《六丑》显然不是“单纯描写事物形象”的没有寓意之作。程千帆等人认为，《六丑》“虽以咏物为题，但作品中显然包含了更多的题外之意。”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一也说词中“有许多不敢说处”。二位学人给我们留下了先兆密码，成了此处解开《六丑》寄托意义的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