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与张君瑞虽然只是一夜夫妻，赖婚在两个年轻人心中是刚刚掠过的阴影，宴别是老夫人设下的又一道“拆鸳鸯在两下里”艰坎，“合欢未已，离愁相继”，“昨日成亲，今日别离”的惆怅时时泛在离人心头之上，张君瑞心中的不快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张君瑞进京考试成功后，难免会出于报复之心，极有可能背着崔莺莺婚娶他人。但是在幼稚、纯情的崔莺莺看来，一切都已生米煮成熟饭，夫妻关系已经铁定，所以送别时以妻子的口吻千叮咛万嘱咐应是理所当然。崔莺莺与张君瑞相聚的日子本来就不长，没有真正享受过爱情的温馨，所以张君瑞对崔莺莺的嘱咐不会生出丝毫厌倦，这为崔莺莺敞开胸怀倾吐内心关爱提供了良好的机缘。崔莺莺对张君瑞的关爱是多方面的，这在上面的节录中完全可以看得出来。崔莺莺只是一个纯情少女，张君瑞也不过是一个年齿尚轻的科举士子，两人又同生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所以在临别之际，不大可能高谈与政治事件相关的内容，叙温情，道珍重，陈耽心，表衷肠，期盼早日归来成了话题的主要部分。旧时妇女地位低下，纵使崔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也难保自身利益完全不受到他人侵害。所以崔莺莺的诸多话语道出了历史真实与女性心理真实。女性的本能又促使崔莺莺在临别之际不能不带着忧伤对未来的丈夫做周详的安顿。李清照与崔莺莺有共同之处，为人妻都有一份依恋丈夫之情，都希望在丈夫面前说出自己内心想说的话。但是随着夫妻激情的渐渐退去，或者是一方感情的偏向转移，双方的话语也将逐渐失去了初婚时的暧昧情调，久而久之还会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冷战”局面。李清照无疑在赵明诚面前没有保住永不褪色的光辉地位。随着阅历的增长，夫妻间的话题范围也在扩大，有时絮絮叨叨代替了卿卿我我，无限进行时也许变成了断断续续的完成时。这样我们就可以想到，李清照在与赵明诚近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并没有完全如愿地倾吐作为妻子的那一份应该说出的全部话语。“多少事、欲说还休”道出的正是如许心事，因为临近四十六岁的赵明诚在磨难面前不仅没有渐趋成熟，反倒是显得更为稚拙、倔强。如果说为国家形势所迫不能顾及妻子还情有可原的话，赵明诚在官位上的不能作为与处理政事的无能，不顾一切后果的独自赴召，不听劝告，在李清照则是难以宽宥的。“这次去也”之后，难以卜测的后果时时袭击着不幸才女李清照的心，所以“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就成了有案可稽的话语表述。李清照又是一个有政治远见的女性，这从她的诗文词中随时都可以找到证据。这样就可以证实，李清照在赵明诚应召之前不可能不对国家大势、个人未来生活之路的选择等一系列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很明显，李清照碰的壁实在是太多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满腹经纶的女子在丈夫面前连倾吐内心的机会都得不到，无奈之下，只能以“欲说还休”来掩饰痛苦。赵明诚赴召不久即得绝症的事实证明了李清照的“新愁”绝不是仅仅因为韶光难度的“那些事”而生。从赵明诚此期间官无定职的事实看，风花雪月之事也很难成为他们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寻找一条能够活命的道路。赵明诚于此实处无奈，临终之际竟然“殊无分香卖履之意”，走得干净利落，没有留下一句关心李清照的话。这一切想来均属无可奈何，并非赵明诚有意为之。如果在这样窘迫的环境中还寻找有损夫妻关系的细事，执意恶搞，那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有患难与共的夫妻生活基础，李清照才视赵明诚的去世为“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忧杞妇之悲深”（《祭赵湖州文》），哀叹自己未能先丈夫而死，悲伤到了极致。
由崔莺莺推想李清照，不难看出“多少事”中的含量。由特定环境推知李清照的内在情思，可以认定“多少事”中的主要目标。词的内容也为我们提供了判断创作时间与地点的重要线索。这些都是必须引起我们注意的重要信息。
四
李清照遇到过太多的灾难。灾难可以使人崩溃，也可以使人成熟，李清照显然属于后者。国家不幸诗人幸，家庭不幸诗人亦幸。李清照遇到的不幸岂止是国与家，时代的不幸使李清照不能充分展示自己，此又一大不幸。与赵明诚的池阳之别是李清照多种不幸中的一点。首先我们看看在这之前国家遇到的重大灾难。以1127年徽钦二宗被掠北上、北宋覆亡为起点，大致可以列出如下重大事件：1127年三月初七日，金人奉册保立张邦昌为皇帝，国号大楚，称为大楚帝，是为伪皇帝。张邦昌还与金人达成协议，三年之内迁都江宁府，不毁赵氏陵寝和宗庙等。同年三月十五日，身为御史中丞的秦桧及全家在金人的威逼之下，与孙傅、张叔夜等人一起北迁。后张叔夜等人死难于金，还有不知所终者，独秦桧全家历尽艰辛，经秦桧巧妙周旋，化险为夷，安然归于南宋。秦桧以“南自南，北自北”的求和建议游说高宗，二人从此一拍即合，受到高宗信任，还得到“朴忠过人”的赞誉，不久便荣登相位，开启了南宋全面议和投降的“国是”时期。表面的再造中兴，被残酷迫害抗战人士，大力排斥异己，举国上下的全面党争所代替（秦桧起初有过暂时被罢事，此处不提）。1127年五月初一日，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由元祐废立孟皇后（后改称为“隆祐太后”）拥立在南京即位，南宋政权建立。高宗不能组织力量有效抵抗来犯之敌，奉行妥协投降议和政策，任用投降派人物主政，不思进取，节节败退，使抗战士气受到极大挫伤，国家版图日渐缩小。六月，李纲上奏十议，力陈抗战之计，部分意见被采纳，不久与宗泽等人受命恢复大业。其间投降派人物黄潜善、汪伯彦、张浚、朱胜非等人出于私人成见，有意附和高宗声气，节外生枝，七十五天后，李纲被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抗战努力之前功全部被弃。1127年八月二十五日，在黄潜善等人的秘密策划下，力主抗战，反对投降的太学生陈东、欧阳澈因上疏论及黄、汪不可任用，有回护李纲之意，被斩杀于都市。之前不久，黄潜善、汪伯彦再次以投降议和派的面目登上宰执宝座。1127年十二月某日（也有记为1128年正月者），金人攻陷青州，故地所藏什物与书册全部化为灰烬。1128年一月十六日，刘豫被任命为济南府知府，预示着因用人不当将会导致济南地区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恶化，果然此人后来叛宋，由金人就地册立为伪齐皇帝。1128年七月初一日，资政殿学士、东京留守、开封尹宗泽去世。宗泽在任期间，有效地抵抗了金人的大肆进攻，保住了东京的皇城地位不受侵犯。为了鼓舞士气，组织有效反攻，宗泽曾二十多次上疏请求高宗回师东京。每次上疏都因黄潜善、汪伯彦嫉妒、阻挠，没能产生良好的结果，使有利形势逐渐丧失。金人对宋用兵也因宗泽的去世进一步坚定，恢复的希望日渐渺茫。1128年八月二十五日，金太宗封赵佶为昏德公，封赵桓为重昏侯，预示着对两人的治国德行与才能的极大蔑视，具有十分深刻的讽刺意味。1128年十二月十五日，黄潜善拜左相，汪伯彦拜右相。两人专权自我放纵，嫉贤妒能，不能有所经营筹划，金人于是乘势大举南下，直逼扬州行在。1129年二月初三日，高宗渡江逃到镇江，仓皇之中，后悔没有及早逃往建康，彻底暴露了不思抗战的逃跑主义思想。1128年二月初五日，御营统制官王亦率领京城的军队驻守在江宁，图谋叛变，以夜里放火为信号，江东转运副使、直徽猷阁李谟伺察得知，疾驰上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已接到命令改移湖州，没有听李谟的上告。李谟独自调兵遣将，率领部下打下埋伏，于险隘处设下防护栏。夜半之时，天庆观果然起火，王亦率军来到，发现事已败露，于是逃离。于黎明时分李谟前往拜访赵明诚，才得知与通判毋丘绛、观察推官汤允恭早已缒城逃跑了。后来赵明诚受到了罢免建康守的处分。1129年三月初五日，苗傅、刘正彦政变后，逼迫高宗皇帝禅位。高宗出于“消弭天变，慰安人心，敌国闻之，息兵讲好”的目的，同意引退，由年幼的嫡长子赵旉即皇帝位，隆祐太后垂帘听理政事。政变的主要原因是黄潜善、汪伯彦以“藩邸旧人”为亲信，党同伐异，除授官吏严重不公，而黄、王二人是拥立高宗为帝的重要人物。七月初五日，韩世忠将苗、刘二人押解到复位后的高宗驻跸之地建康，分尸于街市，挂首级示众，政变彻底平息。1129年四月初八日，刚刚复辟的高宗宣布大赦天下，为元祐党人平反，凡属于元祐党籍碑上刊刻的人，一律还授原有官职，赐予应得恩泽。稍后还为陈东、欧阳澈、张悫平反致祭，其家属得到较为优厚的抚恤。1129年五月初八日，高宗到达江宁府，改江宁府为建康。由于高宗始终奉行投降议和政策，不思进取，于闰八月二十六日离开建康，复还浙西，不能组织有效抵抗，致使建康于当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陷落。在这以后，高宗长期处于逃跑奔命状态，形如丧家之犬。金人得知宋王朝无心应付来犯，决意渡江南下追剿赵构，大有席卷南中国大半版图之势，直逼高宗行在。1129年六月初二日，高宗采纳赵鼎的建议，停罢了王安石奠祭于神宗庙廷的资格，王安石变法受到彻底否定，蔡京被视为效法王安石变法招来靖康之变的罪魁祸首，预示着蔡京的党徒将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制裁。
上述所略举的重大事件有些与李清照没有直接关系，有些在事发当时她也未必全部都知道，但作为逃难人群中的贵妇人之一，她不可能不盼望形势有所好转，所以关心国事与丈夫的未来，就等于关心自己。朝廷的每一个举动，实际上与李清照的实际利益都是密切相关的。为元祐党人平反，李清照当然要受益，然而又不是立刻可以见到效果的易事，日后的事实说明了这个结果。面对这种局面，赵明诚就未必能得到好处。贬斥王安石变法，祸及蔡京及其羽翼，细究起来，赵明诚也许要受到牵连。虽然后来高宗为了举荐人才，曾表现出过不计较是否为蔡京、王黼门人的高姿态，但事发当初，不能不引起李清照的担忧。一味逃跑的投降主义，使本来就居无定所的李清照不能不在内心生出更为烦乱的愁绪。赵明诚夜间缒城出逃，后来受到罢免处分，其中确含冤情，这又能向谁倾诉呢？缒城出逃无疑于世人不好交代，李清照在内心对丈夫的如许所为难道就没有一点思考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为谁而写？可以看出，李清照对于赵明诚的缒城出逃肯定不会持褒奖态度。这从以上诗中表现出的人生态度可以看得出来：“活，要活得昂扬，出类拔萃，有声有色；死，要死得壮烈，英武慷慨，可歌可泣。总而言之，人要有气节。”徐北文主编，《李清照全集评注》，济南出版社，1990年，第169页。李清照能鼓励丈夫为节而死吗？显然又是矛盾的。被罢不久的赵明诚接到朝廷“过阙上殿”的诏命，且有新的任命，是福还是祸？不假思索的赵明诚决绝地离开了娇弱的李清照，“余意甚恶”于情于理都可说通。性情急躁的赵明诚在临别之际的每一个举动，荒唐而不着边际的安顿，能不让李清照心生难耐吗？这一去何时才能团圆？如此之多的烦心事积压在心头，找丈夫倾诉而不得，寻找他人更是不可想象之事。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欲说还休”。“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金石录后续》）。赵明诚去世的若干年后，李清照依然对过去发生的一切记忆犹新，只是说到最后以“又胡足道”作自我安慰，这难道不是又一次“欲说还休”吗？这已是李清照与赵明诚婚后三十四年的又一次肺腑之言。随着岁月的流逝，李清照对旧日往事并没有忘却，相反，每当念及，悲情更为浓重，再观眼前“物是人非事事休”，则“欲语泪先流”（《武陵春》），远远超过了当初“欲说还休”的凄惨情景。从中可以知道，“多少事”如芥子纳须弥，涵括着极为广博的内容，不能将之理解得过分狭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