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从李元昊于1038年正式建国算起，至1227年为蒙古所灭，传10帝，存在了189年。如果以其远祖拓跋思恭所建夏州政权算起，“虽未称国而王其土”，则他们到西北地区已历时347年，先后与五代、北宋、辽朝、南宋、金朝长期并立。其时，也有曾经盛极一时的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雄居其西、南两边。在这样的政治地理环境、相对较差的自然条件、稀少的人口和较为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西夏能够长期延存，使世人颇觉神奇。西夏之所以能在政权迭变的北方维持这么长的时间，这得益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其灵活的对外政策。
■独特的自然环境与地缘政治
在东据黄河、西至玉门、北抵大漠、南邻萧关的西夏王国里，由于自然条件与地理结构的差异，大致可以划分为鄂尔多斯高原、贺兰山与河套平原、阿拉善高原、祁连山与河西走廊以及横山至天都山山界5大块。总体来看，西夏的自然条件相当严酷，戈壁沙漠占全境2/3以上，但农牧业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即使鄂尔多斯与阿拉善沙漠戈壁滩上，也并非全是不毛之地，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周围，水草肥美，牲畜生息，构成一个个沙漠中的小绿洲。这种相对优越的自然环境，为西夏的农牧业生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西夏立国长久的根本原因。
河套指今内蒙古和宁夏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大青山以南黄河流经的地区。西夏对于该地区的控制和经营，是西夏能够雄踞西北，长久立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河套地区不但土地肥沃，灌溉便利，而且军事地理形势十分重要，所以历代西夏统治者都视之为“立国之本”，对河套地区进行农田水利的开发和建设，并将这里建成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的中心地带。
西夏四周边界，多为险山恶地，地文特征显著。西夏统治者又善加利用，使西夏占有了军事和政治的先机。不过，只有丰富的农牧业资源并不能支持一个政权的建立和持续，西夏能够长期立国建制，还有更多地缘政治因素使然。
首先是西部强大民族的衰落为西夏扩张立国提供了“舞台”。早在西夏之前，就有回纥和吐蕃两个强大的少数民族，雄居中国西北和西南。西夏在成长过程中与这两个少数民族的矛盾也最为突出。但由于这两个少数民族从唐朝后期到两宋逐渐分化衰落，因而有利于西夏的兴起。
其次是两宋时代中国境内的政治地理形势有利于西夏的分立。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就逐渐南移，并带动了文化和政治中心的南移，这一过程在南宋最终完成。宋王朝偏安一隅，这给西北的西夏以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自从五代石晋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长城体系便被辽打破，少数民族政权与宋朝共存于“中原”范围内。在契丹的威胁下，北宋一直很难集中精力来专事对付西夏，因而给西北部的西夏政权的形成和延续以良好的时机和环境。
■灵活外交
自然环境和地缘政治只是西夏立国久长的客观原因，而西夏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则是其重要的战略支持。西夏及其建国前的党项政权与周边民族关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党项羌内徙前后及党项夏州拓跋政权建立后与周围民族的关系。这一时期党项因为势力较弱，没有同周围强大的政权针锋相对，而多采取依附中原的政策，促进了生产发展，最终建立国家。
党项羌内徙前长期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其居地一度处于吐谷浑行国领地之中。大约在北周时，党项羌就开始摆脱吐谷浑的直接控制，随后其活动范围一度深入到南山（今昆仑山）附近。这一时期党项羌对外联系和发展的重点在东部。北周前后大批党项羌迁居松州，此后旭州、会州、金城等地都有党项羌迁居。党项拓跋等部为了免遭被奴役的厄运，在唐中央政府的帮助下，由松州迁往陇右庆州，后又迁往平夏（今宁夏固原北三营附近）。公元881年，平夏部党项大首领拓跋思恭因助唐镇压黄巢起义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党项李氏成为名符其实的地方藩镇。党项夏州李氏政权建立后，经五代到宋初，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比较友好的臣属关系。
第二阶段从李继迁起兵抗宋开始，到崇宗乾顺弃辽附金为止。这一时期的外交政策主要体现在西夏建国前夕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的关系，建国后与辽、宋三国鼎立关系。
宋太宗即位后，迫使定难军留后李继捧献出世居的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试图一举消灭夏州拓跋政权。但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在抗宋战争屡屡受挫后，于公元986年臣附辽朝以对付宋朝，最终于公元997年夺回了五州之地。党项以此为基地，接着向西发展，1002年夺取宋朝西北重镇灵州，改灵州为西平府。
李继迁之子李德明袭位后，派使南和宋朝，进行榷场贸易。同时趁机“北收回鹘锐兵，西掠吐蕃健马”，至李元昊嗣位，完成了对西凉吐蕃与甘州回鹘的征服。1036年，李元昊占领了河西走廊，奠定了西夏的疆域范围，1038年李元昊称帝建国。他经过了同宋、辽的战与和，使三方力量达到了均衡，摆脱了依附行为，使夏国巩固、独立并强大起来。为了使宋朝承认大夏国的“独立”，李元昊接连发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攻势，结果是达成和议，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仍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岁“赐”西夏绢、银、茶等物。
第三阶段从西夏弃辽附金到蒙古灭夏，即西夏王国的后期。这一时期西夏又长期和南宋、金鼎足而立，但其外交重点则在占据中原的金朝。
12世纪初，在大金帝国的猛烈攻击下，辽朝灭亡在即，一贯善于应变的西夏为了生存和发展，迅速改变外交政策，弃辽附金。夏依靠金朝庇护，攻击辽、宋，扩展了自己的疆域。13世纪初，随着蒙古铁骑的南下，保持了80年之久的夏金关系发生了剧烈地变化。1209年成吉思汗兵围中兴府，金主卫绍王拒绝了西夏的求援，从此两国关系破裂。蒙古帝国前后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就将夏、金相继吞灭。
西夏与蒙古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战争，在前后总共22年中，双方战争主要集中在1205～1209年和1224～1227年两个时期。而在这两个阶段的中间，即1209～1224年，除蒙古帝国在1217年对西夏进行过一次报复性进攻外，总体上处于休战状态。面对蒙古的反复进攻，夏国游离于大国之间，或附蒙侵金，或联宋攻金，或联金抗蒙，但最终也没有摆脱灭亡的命运。
总之，西夏根据自己有利的地理环境以及政治环境，附强攻弱，并根据自己的实力及辽、宋、金的强弱形势的变化，决定联合谁，打击谁。这种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使其得以建国并且长期存续。但是，由于其依违于诸政权之间，“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这种政策只有灵活性，而缺乏一贯性，在各个政权势力制衡的时候尚可以起到延续国祚的作用，一旦这种制衡不复存在，西夏就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