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身经百战、叱咤风云、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将领。长征路上，彭德怀临危受命，坚决执行上级的作战部署，率领红军斩关夺隘，为保卫党中央苦苦地冲杀，发挥了关键作用。吴起镇战斗之后，毛泽东曾作《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险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高度赞扬彭德怀机智果断的指挥和压倒一切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惟一以诗歌形式称赞其爱将的一首诗。彭德怀看了诗后，把最后一句改为“惟我英勇红军！”
1936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进行西征作战，这是一个关系党和红军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战略决策和战略行动。中共中央把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彭德怀同志。5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西征命令，任命他为“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兼政委。参加西征作战的主力部队是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几乎是当时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全部家当。西征的将士也大都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千难万险、千锤百炼的红军部队的精华。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彭德怀同志的信任和倚重。
同年六月，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中共研究部署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野战军”进行西征，到宁夏、甘肃广大地区作战，以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并促进东北军、西北军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促进中华民族的抗战。西征战役打响后，彭德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指挥西方野战军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甘肃、宁夏边界。一路攻城夺寨，势如破竹，于6月中旬，挺进到宁夏，红十五军团解放了盐池和豫旺的大片土地，红一军团进占固原七营、清水河一线，彭德怀和西方野战军总部也进驻豫旺堡。此后，彭德怀率西方野战军在这一带转战达半年之久。他先后指挥了王家团庄进攻战、红城水阻击战、七营反击战等战斗，给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以沉重打击，取得了西征战役的重大胜利，占领了盐池、豫旺、同心、七营等重要城镇，开辟了大片新解放区，拓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块与陕甘边区相接的新根据地。西征结束后，他又部署和指挥西方野战军向西、向南进军，控制西兰公路，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师。红军会师后，他又先后制定“海打战役计划”、“关桥堡歼敌计划”，指挥红军逐次东移，取得山城堡大捷，给胡宗南部以重大打击，使蒋介石消灭红军的图谋彻底破产。
没有见到彭德怀之前，斯诺就已听说了许多关于彭德怀的作战故事和他非凡的生活阅历，在斯诺的想象中，彭德怀应该是一个一托着疲备身躯、面部严肃而毫无表情的狂热领袖，但当他见到彭德怀本人时却发现了真实的彭德怀是一个身心极为健康、喜欢说笑、精神百倍的人。他身经百战，却只受过一次伤，而且还是表皮伤。
斯诺在豫旺堡进行的两个星期的采访活动，就住在红军西征总指挥部的院子里，与彭德怀见面的机会很多，他和彭总进行了多次的交谈。彭总向斯诺介绍了红军的情况，关于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关于自己的经历。彭总在紧张的军务工作中挤出时间，经常亲自陪同斯诺参加政治集会，访问部队，观看经区剧社的演出活动。斯诺发现，彭德怀虽然是红军主力部队的最高统帅，但他住的只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土屋，屋内的陈设有一张桌子、一条板凳、两只铁制的文件箱，红军自制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毯子的炕。伙食也同其他战士没什么区别。他不吸烟、不喝酒，迟睡早起，第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个小时。他说话和动作都很敏捷，很有才智，善于驰骋，又能吃苦耐劳。身体极为健康，精力过人。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到：“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他遇事镇定从容，有一天，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到200里到敌区的海原，彭德怀在早饭前宣布相关的命令，然后来吃早饭，饭后立即出发，当彭德怀带着军队走过豫旺堡大街时，还不时地停下来同向送他们的穆斯林阿訇道别，而军队则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这一切给斯诺的印象好像是彭德怀带着部队要到乡下去郊游，而不是去打仗。这种镇定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国民党悬赏15万元要彭德怀的脑袋，但他自己却毫不在意，反倒把国民党撒下的有关缉拿他自己、徐海东、毛泽东的传单收集起来当红军的印刷用纸，司令部的门卫只有一个，上街时也从不带警卫。
彭德怀很喜欢和“红小鬼”们玩，斯诺对此有些好奇，在他的追问下，彭德怀向斯诺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生活，斯诺这才明白了彭德怀内心深处的那种隐痛。彭德怀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一个农村，这里风景秀丽、土地肥沃，但农民的生活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彭德怀的家庭还算好，是一个封建礼教式的富农家庭，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但彭德怀幼年丧母，在家常受继母的嫌弃与打骂，曾被送往婶母家寄住。他是一个具有反抗意识的孩子，他不堪忍受打骂与传统礼教的约束，年仅9岁的他就离家出走，身无一物地开始了他的闯荡生活。他做过放牛娃、学徒、矿工、修渠工等，但是社会的混乱与不公使他除了受尽剥削外，一无所获。现实生活迫使他走上了从军之路，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18岁就当上了排长。彭德怀在革命思想上的转变开始于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简介和许多对中国革命作了唯物主义解释的文章和小册子。在读这此书之前，彭德怀只是对社会极为不满，但还看不到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能改变这一切，当他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他才真正的找到了思想航路上的灯塔，开始为改造社会而工作。这就是彭德怀如何变成“赤匪”的过程，他的经历也许是许多红军个人经历的一个缩影。正是由于自己不幸的童年生活，常使他看到这些小红军时就产生怜悯之心，也是，红军中有许多的青年就是像他那样投奔红军的。
游击战是红军的特色作战方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斯诺借机请彭德怀给他讲述红军游击战。彭德怀对斯诺谈到了游击战之所以能存在，是因为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条件。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封建主义的压迫等因素使得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愿意为改变处境而战斗；中国当时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外国侵略者和国民党对农村地区的战略控制相对较弱，这些都是共产党游击战术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有利因素，但红军的游击战之所以能够成功、并且战无不胜，最主要的是这种战争是群众与共产党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的战斗，这就是游击战生命力所在的基点。红军把老百姓当成了自己的亲人，他们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思想宣传到哪里，让群众认同了红军、使群众明白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改变他们自身的生存状况，而共产党是惟一能够领导他们的政党。共产党走到哪里，游击战就到哪里，因为只有共产党有决心、信心满足农民的要求，能够实现他们对农民的许诺。而游击战的特点也要求作战领导必须坚决果断、勇敢无畏，没有这些品质，游击战是不可能长期发展的。这种战略战术特点是运动，不能静止，必须不断地扩充新生力量，要能及时的鼓动和唤醒当地的百姓，并从他们当中培养新的游击队领导人，否则就意味着灭亡。东北军的张学良之所以对红军产生敬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对红军的这种游击战术有着深刻的体会，而且他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战略战术上的独创，他坚信这种战略战术是可以用来摧毁日本侵略者的。张学良还专门请了红军的游击战教官到他那里给东北军的军官讲课。彭德怀说“战术很重要，但是如果人民的大多数不支持我们，我们就无法生存。我们不过是人民打击压迫的拳头。”
9月1日，彭德怀率领西征红军总部向西转移，斯诺也一起跟随转移。一路上他亲眼目堵了彭德怀总司令是如何在实践工作中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9月7日，斯诺告别彭德怀总司令，离开了同心，取道河连湾，回到保安，回到保安后，斯诺又被安排在外交部住下，从9月底一直到10月中旬，他一边忙于收集大量的传记材料，另一边也过着假日般的生活，骑马、打网球、游泳。最后，在红军的安排下反回了白区，结束了他的红区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