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宁夏同心县红军西征纪念馆前，有一个红军小号手的雕塑像，人们都会被他矫健英武的身姿和依稀响彻耳际的“抗战之声”深深震撼。红军小号手吹响的是民族解放的号角，那是千千万万红军战士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象征。如同一座丰碑永远竖立在人们的心中。这个红军小号手的形象最早见于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书的封面，这张照片是斯诺在豫旺堡采访时在豫旺堡的城墙上所拍。照片的拍摄源于斯诺在红区采访时遇到的一个特殊的群体——“红小鬼”，并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专门写到了这些小红军。他是这样描述这些孩子的外貌特征的：“他们大多数人穿的军服都太肥大，袖子垂到了膝部，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说他们每天洗手、洗脸三次，可是他们总是脏，经常流着鼻涕，他们常常用袖子擦，露着牙龄笑。虽然这样，但世界是他们的，他们吃得饱，每人有一条毯子，当头头的甚至有手枪，他们有红领章，戴着大一号甚至大两号的帽子，帽檐软垂，但上面缀着红星。他们的来历往往弄不清楚，其中有许多人已记不清自己的父母是谁，许多人是逃出来的学徒，有些曾做过奴婢，大多数是从人口多、生活困难的人家来的，他们全都是自己做主参加红军的。”这些小红军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他们都经历过让人心酸的故事，他们的年龄大多都在11-17岁之间，在红军队伍中当通信兵、勤务兵、小号手、侦察员、无线电报员、挑水员、宣传员、马夫等，这些可爱的孩子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说在他们面前使他自己有了父辈的感觉，让你一看到他们心就软了下来，他们本该是父母的宝贝，本该在家中享受青少年丰富多彩的生活，但现实生活却让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承受着本不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段孩子所有的生活。这些“红小鬼”年龄虽小，但军龄却不短，参军都已四五年了，是些“老红军”了。他们身上有让人兴奋的因子，总是精神饱满、快乐而乐观、好像永远不知疲倦。看到他们会使你想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想到今天的战斗都是为了能使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他们代表着发展与进步。斯诺看到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一个个情绪愉快、精神饱满、信仰坚定，他们的身上散发着一种令人惊异的、只有青年运动才会有的生气勃勃的精神。
通过采访，斯诺发现这些小孩子年龄虽小，但是他们并没有要求作为小孩子来照顾，他们中有很多和成人战士一样参加了实际的作战。有很多关于他们的故事，以前，斯诺就听说过在江西，红军主力撤离后，许许多多的少年先锋队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同当地的游击队员并肩作战，并且甚至跟敌人拼刺刀，由于他们太小，因此白军士兵能够轻意地把他们拖下战壕。在国民党的江西共匪感化院里，许多被俘的红军是10-15岁的少年，但是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喜欢红军、追随红军。斯诺也曾长期为此困惑不解，但当他真正到红军前线与小红军们接触后，他才明白，这是因为这些苦难的孩子们在红军队伍中能够受到人的待遇，这里没有剥削压迫，没有打骂，有的是平等和情感上的关爱。斯诺观察到红小鬼们似乎每样事情都参加，他们认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他从未见过有哪一个红小鬼挨过打或受过欺侮。他们在这个集体生活中学会了体育运动，受到了初步的教育，他们对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口号有了一种信仰。这种生活与他们以前当学徒、雇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侍候师傅吃饭、给师傅倒夜壶、随时受侮辱的生活相比显然要好，这是一种有追求、健康向上的生活，虽然有战争，但这种战争是为了争取自己人身自由、不再受剥削而进行的，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因此，当斯诺不至一次地向这些红小鬼问到他们喜欢什么地方，喜欢在哪儿生活时，他们几乎千篇一律的回答到“有革命的地方就是好地方。我们吃什么，睡在哪里，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革命。”
在与这些红小鬼的不断交往中，斯诺不由得喜欢上了他们，他说他最喜欢的是李克农的通信员。他是一个约十三四岁的山西少年，名字叫向季邦，斯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少年先锋队中的“花花公子”，因为这个孩子特别注意自己的衣着，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条军官皮带，穿着一套整洁合身的小军服，帽檐一旦发软了，他总是及时的衬上新的硬纸板。在他的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面，总是衬着一条白布，这是为了防止弄脏衣服的领子。他看上去是最整洁最漂亮的士兵。这个可爱的红小鬼有一个心事，就是他总为自己的名字而烦恼，本来他的名字没什么不对的，只是因为“季邦”听起来十分像“鸡巴”，所以别人就老以此来开他的玩笑叫他“鸡巴”，这给他带来了很大的不快。有一天，他走进斯诺的房间，一脸的庄重，还向斯诺立正、敬礼。他向斯诺吐露了小小心灵里的这些不安。并且给斯诺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斯诺被他的这种认真所感动了，答应只叫他“季邦”，而不会叫他别的名字。小鬼十分欢喜地感谢斯诺，还说希望斯诺同志在外国报纸上写到自己的时候，可不能写错他的名字。要是外国以为中国有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那是会给他们留下一个坏印象的。本来斯诺还没想到要写季邦，但经他这么一说，斯诺倒觉得要满足他的心愿，就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到了向季邦的故事。
一天清晨，斯诺来到豫旺堡南边城墙上散步，见一队号手正在练习吹号，他们的旁边有一面红旗正在迎风轻轻飘扬，上面的五星时隐时现，旗杆头上红缨随风摆动，旗套上写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查？耀眼醒目。这队号兵是军团部为各师团训练的，他们的任务就是让这些号在他们的手中变成会说话的人，不同的号声就代表不同的命令，在战场的斯杀声中战士们只要听到号兵的号声就明白该怎么做。斯诺在书中这样写到：“在豫旺堡高高结实的城墙上，红军的一队号兵在练习吹号，这个堡垒一样的城中有一角落飘着一面猩红的大旗，上面的黄色锤子和镰刀在微风中时隐时现，好像后面有一只手在抚弄一样。”“一天早上，我登上像旺堡又宽又厚的黄色城墙从上面往下看，……在开了枪眼的雉堞上兜了一半，我就遇见一队号手——这时总算要休息，这叫我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已连接不断地响了好多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员，不过是小孩子，因此我停下来与其中一个号手谈话时就采取了一种多少是父辈的态度。他穿着网鞋，灰色短裤，戴着一顶褪了色的灰色帽子，上面有一颗模模糊糊的红星。但是帽子下面那个号手可一点也不是褪色的，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睛，这样的一个孩子你一看到心就软了下来，就像遇到一个需要友情和安慰的流浪儿一样。我想，他一定是非常想家的吧！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的估计错了。他可不是妈妈的小宝贝，而已经是一位老红军了。他告诉我，他今年15岁了，四年前在南方参加了红军”。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红军小号手们的情况。斯诺给这些小号手们拍了集体照片，但他总觉得这还不能完全地反映小号手们和精神状态，最后，他又选了一名身着新装的战士，让他手持军号站在豫旺堡城墙上，迎着从东方缓缓升起的太阳，吹响胜利的号声，斯诺拍下了这精彩的一瞬。这张照片后来被称为“抗战之声”，在海外广为传播，遗憾的是斯诺在他的书中和照片注解中并没有提到照片的主人公是谁。
红军小号手是谁？在一些当时的革命前辈的回忆文章、地方史志和各类研究著作中，也未见关于红军小号手是谁的任何记载。后来宁夏博物馆的何新宇同志经过采访当时参加过西征战役的部分红军指战员，终于在军事博物馆查找到有关的资料，更清楚地了解到这一段历史。原来，当时斯诺拍“抗战之声”的背景是这样的：8月下旬的一天，敌人突然袭击红军后勤部门，把红军筹集的还没来得及上交的二百头羊、一百多头牛及四十多头驴子驮的做棉衣的布匹、棉花全部掠走，还抓去几名红军战士。对敌人违背停战协仪的行径，战士们非常愤慨，纷纷请战，经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的批准后，时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总支书记的谢立全率领一、三两个连，军团侦察科长唐子安和营长何德全率两个连，分两路包抄袭击敌师部，营救出被俘的同志，又夺回全部被掠的牲畜、物资、还缴获四百多匹马和部分武器弹药。为表彰这次战斗胜利，上级奖励谢立全同志一套合身的新军装，当谢立全穿着新军装和战友们一起畅谈战斗情景时，斯诺正好就在给小号手们拍照片。红军当时虽有陕北革命根据地，但是各种物资仍十分缺乏，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战士们的军装都显得十分破旧，斯诺很少见到红军身着新装。斯诺看到了一名身着新装、背着手枪、精神抖擞的年轻红军干部——谢立全正在与他的同伴们畅谈，斯诺立即让翻译黄华他叫来，拉到豫旺堡的城墙上去照相，谢立全头戴红军八角帽，身体前倾，腰挎手枪，手举军号，年轻英武的面孔透出坚毅果敢、勇往直前的必胜信念，当时还有部分红军指战员在场，他们亲眼目睹了拍摄的全过程。正是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一条艰难曲折而伟大的道路——红军长征、西征，正是由于中国红军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斯诺对红色中国的真实报道，才使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单家集、六盘山、豫旺堡、同心城、将台堡这些千百年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地名发出了举世瞩目的光彩。
谢立全同志是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他曾任红三军团师青年科科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珠江纵队副司令员、广东人民抗日军参谋长、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十六师政委、第三野战军三十军政委。在后来的戎马生涯和战争环境中，谢立全同志没有看到斯诺写的书，更不知这“红军小号手”的形象早已传遍全世界。建国后，任华东军区海军第五舰队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海军军事学院第一副院长和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继续为军队的建设努力工作着。后来有人向他谈起此事，他也没有声张。到了1972年，当将军得知身患癌症，才请秘书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放大出数张照片，留给子女们，并在告诫子女的信中说：“这张相片的登载是历史的产物，你我知道就行了。总之，人怕出名猪怕肥，如果不虚心谨慎、戒骄戒躁，就是要跌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