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一方面颁布孔子纪念歌词，一方面还向学生征收“毕业证附收捐款”修理孔子陵庙。
一九三四年七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规定每年八月二十八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并要求各地举行纪念活动，提倡尊孔读经。当年八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南京中央大礼堂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汪精卫和戴季陶在会上作了演讲，演讲的题目是《纪念孔子诞辰之意义》和《国民文化复兴的开始》。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还派叶楚伧、禇民谊、傅汝霖等人前往山东曲阜祭孔，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随后，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一方面颁布孔子纪念歌词，一方面还通过了《修理维持曲阜孔子陵庙办法》和《尊崇孔子发扬文化案》。前者决定在中央拨款和各地分摊的基础上，向学生征收“毕业证附收捐款”，后者则对孔孟后裔予以各种优待。
针对这一现象，蔡元培、胡适、鲁迅、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都表示反对。蔡元培在《关于读经问题》中明确表示：“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胡适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中指出：自古以来“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但所谓“洙水桥前，大成殿上，多士济济，肃穆趋跄”的盛况，又“何曾补于当时惨酷的社会，贪污的政治”？鲁迅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说：“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
与此同时，傅斯年也以《论学校读经》为题，提出反对意见。这篇文章发表于《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专栏。文章说，从历史上看，倡导读经的人从来就没有取得过成功。究其原因，可以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朝代都不是靠经术得天下、造国家的，而一经提倡经术之后，国力每每衰落”；第二，由于经文过于难懂，因此当年的经学不是用来装点门面，就是被当成敲门砖来使用；第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那些主张读经者不过是用经学来附会自己的主张罢了。
文章还说，就现实而言，要想在学校倡导读经也不可能。第一，根据教育的本质、国家的需要和学校的状况来看，目前在“中小学课程中‘排不下’这门功课”；第二，由于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东西”，因此如果把它纳入教材，“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是自欺欺人”，这对青少年的理智和人格是极大的伤害。基于以上看法，傅斯年认为在最需要学习引进现代文明的时候，有人反而想用读经来挽救世道人心，真是浅陋之极。正因为如此，他在文章一开始便引用韩愈的话说，尊孔读经就和烧香拜佛一样，“事佛求福，乃更得祸”！
该文发表后，胡适认为这篇文章很值得大家一读，便在《独立评论》予以转载。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一篇《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的文章，对该文作了补充。胡适说：傅斯年的文章虽然“无一字不是事实”，但其中六经“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不懂”的话，却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为此，胡适在文章中首先引用王国维的一段话作了解释。王先生说：“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艺中最难读。以弟之愚闇，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这就是说，对于六经中的《尚书》和《诗经》，不仅王国维自己不能完全读懂，就连汉魏以来的经学大师也未必真懂。于是胡适问道：“王国维尚且如此说，（难道）我们不可以请今日妄谈读经的诸公细细想想吗？”在这篇文章的最后，胡适说经学必须在科学整理的基础上，才能逐步解决其难懂的问题，因此他认为：“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回顾胡适、傅斯年等人八十多年以前反对读经的意见，再看看近年来国内兴起的国学热和花了大量国帑在国外建造的孔子学院，其司马昭之心，亦可谓路人皆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