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校制度可悲的是，“学德国，先学其粗横；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
一九五〇年底，傅斯年先后在《中央日报》和《大陆杂志》发表两篇文章：《一个问题——中国的学校制度》和《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从时间上看，前者比后者早发表一个多月；从篇幅上看，前者有四千来字，后者有三万字左右；从内容上看，前者与后者的前两部分大致一样，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完善和补充。如上所述，傅斯年一直想写一本小册子，只因为太忙未能如愿。后来他为这本书取名为《大学理想》，在写这本书之前，他觉得“有写一篇泛论中国学校制度的必要”，于是有这两篇文章问世。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有识之士都会主动检讨是不是人类的教育制度出了问题。这两篇文章都是在国共两党的内战已经基本结束之后写的，其反思历史教训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在第一篇文章中，傅斯年首先回顾了中国学校制度是在学习日本和欧美的过程中形成的。可悲的是，因为在学习过程中过多地学了对方的短处，所以就出现“学德国，先学其粗横；学法国，先学其颓唐；学英国，先学其架子；学美国，先学其花钱；学日本，先学其小气”等弊病。再加上这种学习不是用心模仿，而是随便抄袭，因此就形成目前这种“杂糅”而“莫名其妙”的学校制度。
针对这种状况，傅斯年提出五项改革原则。
第一，由于学校制度已经成了“变相科举”，因此应该改变现在“层层过渡的教育”，让每种学校都有一个明确的培养目的。
第二，由于学校承袭了科举时代“制造游民的效能”，因此应该把这种“游民教育”，改为“能力教育”。傅斯年解释说：“所谓游民，有的是因为无能力而游，有的是因为‘不甘居下’而游。……所谓能力的训练，就是生产的训练，和文明社会必要的技术的训练。”
第三，由于入学就是为了一张文凭，为了所谓资格，因此应该把这种“资格教育”改为求学教育和做人教育。
第四，由于不公正是近代社会的****的主要根源，因此应该把目前学校实行的“阶级教育”改为“机会均等教育”。
第五，由于大家对教育缺乏深入思考，因此“现在的学校颇有幻想成分，我们应当改为现实教育”。
在第二篇三万字的长文中，傅斯年不仅提出改革原则，还制定了一套改革方案。他指出：“读者读完我前半篇，或者觉得我是一个无保留的‘计划教育’者。果然如此，我必须声明，一定是我的文章不曾写好，所以引起这个误会。我以为计划教育万万不可做得太过，太过了，使得学校无自由发展的机会。”“计划与不计划，必须适中，然后收效最大，毛病最少。”随后，他还论述了计划与自由、理想与现实、传统与改革、技能与通材、课堂与商场等问题。
傅斯年认为，所谓计划教育，固然有节约资源、目的明确等优点，但因为教育是有机体，有机体必须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否则不是流于形式，就是窒息生命。因此让学生能够享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是学校成功的最基本的原则。前不久，中央党校下属《学习时报》向我约稿，我写了《教育的三个困境》，其中也提到计划教育的问题。文章说：
所谓“计划教育”，不过是借用“计划经济”的说法，因为它们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的产物。如今计划经济早已被否定，但计划教育却仍然大行其道。于是，在实行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有关部门仍然要依靠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来管理教育，管理学校。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不仅大大影响了各级各类学校独立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而且还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另外，在这种体制下，考核中小学校的主要标准是升学率。为了追求升学率，中小学只能把单纯的知识训练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剥夺了学生的其他兴趣与“和谐发展”的机会。于是有人把学校比作炼丹炉，把学生比作“考试机器”。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我们又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由于上述“大一统”的局面没有改变，所谓素质教育也很快成为一种筹码，陷入升学竞争的漩涡，从而进一步加重了青少年的负担。
这种局面的形成，显然与管理者封闭落后的教育观念有关。他们以为，只要通过“大一统”的模式向学校和学生施加压力，就可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但是现代教育的奠基人杜威认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应该被动地接受一大堆知识，而应该懂得怎样从各种渠道汲取知识，并借助工具利用这些知识。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希望学校要成为引导学生认识社会的一个特殊环境，教师要以一个指导者的身份激发学生的兴趣，而不要控制他们的学习。如果学校总是让学生被动地接受教师的传授和教材的内容，什么事情也要被动地按照书本上的“标准答案”去做，那就会让学生养成盲从、呆板、不虚心、不诚实、缺乏负责心和判断力的习惯。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事当前，只知揣摩别人的想法，却不敢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对于****社会是满意的，但是却不利于公民的培养，与民主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
傅斯年说过：“人是不应成为木头人的。若一切教育都是为了技能，所造出的人将是些死板不能自己长进的机器，则不久以后，技能随时代进步，便要落伍了，人成废物了，所以‘通材’一个观念，在教育上是不与技术平等重视的。”看看傅斯年当年的说法，再回顾一下五十多年来中国教育所走的计划教育和专才教育之路，不能不令人扼腕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