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了一考又一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跑了。
自从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中国逐渐成为一个考试型社会——不仅是学生，就连成年人也要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许多人认为现行考试制度具有公平、高效等优点，是一种比较合理的人才选拔机制；然其僵化、刻板和束缚人心的一面，以及主事者借机谋利甚至借刀“杀人”等险恶用心，有引起足够重视吗？在这方面，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值得注意。
一九三二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推行会考制度。这个制度要求中学生在修业期满后，必须参加省、市教育部门的统一考试，才能拿到毕业证。为此，陶行知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为题，严厉批评了这一举措。文章说，由于会考是关系到能否毕业和升学的大事，因此它必然会成为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于是会考要考的内容老师就教，否则就不教。这样一来，学校就成了“会考筹备处”。为了应付会考，学生只好加班加点，减少睡眠。再加上会考前后还有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因此中学生只能是“赶了一考又一考。……一连三个考赶下来，是会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有些是把性命赶跑了”。正因为如此，陶行知指责这种会考制度是变相科举，变相杀人，是大规模消灭民族活力。他呼吁应该停止这种杀人的考试，提倡“创造的考成”。
第二年，陶行知在上海大夏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创造的教育》。他说：现在中国的教育是只重视知识不重视行动的教育，其主要表现是“教师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们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因此这种教育是“死的教育”。但是，创造教育是活的教育，是行动的教育。因为“有行动才能得到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有创造才有热烈的兴趣。所以我们主张‘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
随后，陶行知在《传统教育与生活教育有什么区别》中指出，传统教育是吃人的教育，它有两种吃人的手段：一是“教学生自己吃自己”，二是“教学生吃别人”。所谓学生自己吃自己，是说假如儿童从入学开始，就只会读死书，死读书，再加上“月考、学期考、毕业考、会考、升学考等”一系列摧残，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会变得“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这不是“自己吃自己”吗？至于吃别人，是说假如一个人求学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当他学成以后，就会“发农人、工人的财，因为只有农人、工人才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这不是“吃人”吗？拿这些话反思一下当今的教育，不知大家有什么感受。
抗日战争中，陶行知依然坚持倡导创造的教育。比如一九四三年他为重庆育才学校撰写《创造宣言》，鼓励师生向创造的道路迈进。一九四四年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儿童的创造力是先天就有的，教育的作用只不过是启发和解放他们的创造力罢了。为此，他要求教育工作者要打破成见，去发现和认识孩子本身具有的创造力。他认为，要解放孩子的创造力，就必须解放他们的头脑，解放他们的双手，解放他们的嘴巴，解放他们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多动脑，多动手，多发问，多接触大自然。他强调，为了把时间还给孩子，就要取消名目繁多的考试，否则就会“使儿童失去学习人生的机会，养成无意创造的倾向，到成人时，即使有时间，也不知道怎样下手去发挥他的创造力了”。他还说：“****生活中可以培养奴才和奴隶，但不能培养人民做主人。”因此，“只有民主才能解放最大多数人的创造力，并且使最大多数人之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
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根据形势需要，把他主编的《战时教育》改名为《民主教育》。为此，他在《民主教育》一文中指出：所谓民主教育，就是以教育为公器，教人做主人的教育；但是“党化教育”却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是把国家的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
他还说，要培养创造力，就必须做到“六个解放”：第一是解放眼睛，教大家看到事实真相；第二是解放头脑，撕掉“精神的裹头布”；第三是解放双手，使我们的双手可以执行头脑的命令；第四是解放嘴巴，使大家可以享受言论自由；第五是解放空间，“把人民与小孩从文化鸟笼里解放出来”，让大家飞进大自然、大社会去寻觅丰富的食粮；第六是解放时间，“把人民与小孩从劳碌中解放出来，使大家有点空闲，想想问题，谈谈国事，看看书，干点于老百姓有益的事，还要有空玩玩，才算是有点做人的味道”。
该文指出：“民主教育应该是整个生活的教育”，这种生活是健康、科学、艺术、劳动与民主织成的和谐的生活，因此民主教育也是“和谐的教育”。由此可见，要建立所谓和谐社会，就应该用民主教育取代传统教育，用和谐教育取代应试教育。因为前者是培养人才、孕育创造力的鸟巢，后者是培养奴才、扼杀创造力的鸟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