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人1898年3月19日，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南乡牌镇水霞张村一户佃农家庭。家里除了祖传下来的几亩薄田外，还租种了别人的十来亩田。一家人辛劳终年，所得无几，逢上荒年欠收，还得向亲友借债度日。
张秋人童年时期，父母按照当时农村习俗，从邻村抱来一个比他小八岁、乳名钱芬花的女孩子，做他的童养媳。张秋人稍懂点事后，坚决反对这种童养媳制度，但他并不厌憎钱芬花，而是象亲妹妹一样对待她。张秋人在上海参加革命工作以后，设法把她接到上海，送到党所创办的平民女校初级班读书，引导她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后来，她成为红一方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三十位革命女战士之一。
张秋人祖辈世代务农，经常受豪门大户欺压，祖父深受刺激，下决心不论家道怎样艰难，也要让后代读书，张秋人兄弟才得到上学的机会。他读完了中学，成为全家引为骄傲的“秀才”。
张秋人在本村乐贤小学读完了初小，又去牌头镇上的同文书院读高小。高小毕业以后，因为家庭无力供给学费，曾一度被迫停学。1915年，他听说美国教会资助的绍兴越材中学学费比较低廉，便说服家庭借凑了一笔钱，考进了这个学校，读了两年以后，又到宁波，考进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崇信中学。在崇信中学，由于他各门功课成绩优良，特别是英语说得十分流利，受到校方赏识，减免了学费。后来他又半工半读，做些擦黑板、打扫教室的杂活，换取菲薄津贴，以购买书籍文具。校长甚至还亲口向他许下诺言：如果到毕业时，能够始终保持第一名成绩，一定免费保送进上海沪江大学读书。为了尽量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争得免费上大学的难得机会，他更加刻苦用功，学习成绩连年保持第一，被公认为标准的好学生。
张秋人秉性正直刚强，当“五四运动”的浪潮涉及浙江时，他和一些爱国同学一起，不顾校方的阻挠和恫吓，走上街头，热情地投身于反帝爱国学生运动的洪流之中。这种公然的“叛逆”行为，使校方大为恼火，剥夺了他免费上大学的机会。
张秋人中学毕业回到家乡，家里按照习俗置办了几桌酒席，招待前来祝贺的亲友们。送走客人之后，父亲清点了送来的贺礼，除掉办酒席的费用，还有些剩余，就把这些钱都给了张秋人，还叮嘱儿子说：这点你拿着做路费，到上海去找个事情做。如果有出息，能找到一份差事，将来有空就回家看看。张秋人铭记着在贫困中煎熬了大半生的父亲这番话重心长的临别赠言，告别了家乡的亲人，只身前往上海，踏上了独立谋生的旅程。
这时正是1920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经成立。张秋人在四处奔走，谋求生活出路的过程中，结识了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邵力子、沈定一（玄庐）等浙江籍同乡。这些同乡都是参加建党建团活动的骨干和最初成员，张秋人通过他们的辗转介绍，又结识了陈独秀、张特立（国焘）等人。在陈独秀、张特立和同乡们的启发、引导下，张秋人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并且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他积极参加上海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领导的各种活动。1921年，他在上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党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任教。
这年暑假，陈独秀介绍他从上海到长沙，会见了毛泽东。张秋人遂即受聘在衡阳湖南省立三师教授英文。三师原是湘南党团组织和学生运动的中心，后来右派学生篡夺了部分领导权，使革命运动一度低落。党要张秋人加强对这里党的组织及学运的领导。张秋人满腔热忱投入到工作中去，还把他每月一百多元的薪水的大部分，充作活动经费和补助困难学生。他有胆有识，平易近人，刚强正直，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不到半年，就发展了一批党、团员，使学运又恢复了蓬勃的生气。同年底，党在水口山铅锌矿发动了大罢工。张秋人立即组织后援会支持罢工，还广泛散发革命传单，造成浩大声势，使当地反动政府十分震惊。1923年春，由于三师校长专横守旧，克扣和贪污学生伙食费，三师爆发了震动全省的学潮。在张秋人等的指导支持下，罢课、请愿、示威等运动蓬勃发展，狠狠打击了封建势力。
1923年5月28日，湖南军阀当局派出二百余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三师。他们闯进校园，首先宣布开除五十三名参加学潮的学生，然后气势汹汹地扑向教师宿舍，强行辞退了几位支持学生正义斗争的进步教师。那个省里专门派来的委员，还色厉内荏地向校内教职员恫吓，要张秋人马上离开三师，“否则，恐有不便！”张秋人被迫回到上海。
1923年8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秋人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他还参加上海地区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帮助国民党改组，为实现国共合作而紧张工作。同时，协助王荷波领导吴淞的工人运动，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三省一市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人。同年9月，他被补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团的中央局农工委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建立了宁波、芜湖的党团组织，发动群众，团结国民党左派，在这些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他对上海、杭州等地的建团建党工作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也是政治理论战线上的一员猛将。他的文章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24年8月，党在上海领导成立了反对帝国主义宗教文化侵略的非基督教大同盟。张秋人是领导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之一，后来是主要负责人。他经常到绍兴、宁波一带进行反帝宣传，又在报刊上发表大量声讨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的檄文，在当地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成为上海和浙江一带著名的反帝运动领导人。
一次，他在一位宁波同乡家中遭到一群教会忠实信徒的围攻，围绕“宗教是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秋人用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大量罪行，证明了“神父牧师头里走，军舰兵队后面跟”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驳得对方无言答对，败下阵去。其中一名叫徐成美的女学生由此倾向革命，对张秋人由敬仰到爱慕，后来两人结成了革命伴侣。
随着广东的革命形势迅猛发展，1926年3月21日，党调张秋人到广州继毛泽东和沈雁冰之后，接任《政治周报》的编辑。他撰写了许多文章，对当时的重大政治事件进行了分析和评论，鲜明地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使“周报”成为宣传国民革命的重要阵地。他还在毛泽东主持的第六期广州农讲所担任教员，讲授《各国革命史》。不久，又调到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他讲课旗帜鲜明，针对性强，通俗易懂。当时在反帝反封建、传播马列主义、同国民党右派斗争的思想战线上，大家把他和恽代英、萧楚女并誉为“广州三杰”。
大革命失败后，他被敌人重金通缉，按党的指令转到上海。当时，有些对革命不坚定分子登报脱党，他看了怒不可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庄文恭称病辞职，浙江的工作急需加强领导。中央决定派张秋人去接任。张秋人明知自己早已暴露，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毫不畏惧，勇敢地担起了重任。临行时与友人说：“看来，我的头是要砍在杭州了。”
张秋人携妻子于1927年9月27日到杭州，当晚即召开会议，讨论整顿组织，准备力量，在各地农村举行秋收暴动等问题。9月29日上午，张秋人夫妇在西湖边突遇几个黄埔反动学生，死盯住他不放。张秋人见势急迫，拉着妻子跳上游船，用英语悄声说：“遇着危险了，你不要慌。赶快想办法把旅馆里的文件销毁或转移！”为了将敌人引开，他纵身跳进水中，把一份地下党员名单投入湖底。正当他准备游泳逃脱时，敌人已经围上来，当即被捕。但在他的掩护下，其妻机警地把党组织的机密文件安全转移了。
张秋人被捕后，被押入浙江陆军监狱。审讯时，因为在杭州的黄埔军校反动学生有一百多人联名指控他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又加上浙江省委机关遭到大破坏，暴露了他的省委书记身份，所以他被当作要犯，扣上脚镣，不准接见外面的亲
友。
他被捕入狱后，虽然自料必死无疑，总是以生动风趣的谈吐和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断地教育、激励和鼓舞同狱的难友。被捕的政治犯中，有不少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年轻人，他就经常向难友们讲世界各国的革命历史，从法国大革命讲到巴黎公社，讲到俄国十月革命，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受到深刻的教育。直到牺牲的前一天的晚上，他还讲了“二·七”大罢工的历史，给难友们上了最后的一课。张秋人还以坚强的毅力每天在狱中坚持读书学习五六个小时。难友们问他：“你既然等着枪毙，为什么还要天天孜孜不倦地读书呢？”他严肃地回答说：“我们共产党人，活一天就要为革命工作一天，在监狱里既然不能为革命工作，就要认真学习，岂能坐以待毙！”他这些言行，在许多青年政治犯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至死不忘追求真理的共产党人的崇高形象，激励和鼓舞着他们，把监狱当作学校，为革命而勤奋学习，追求真理。当年和他关在同一间牢房里、合盖一条棉被的薛暮桥，少年失学，正是在张秋人的光辉榜样鼓舞下，在狱中发奋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政治历史著作，还自学了外文，为出狱后的进一步深造，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事隔半个多世纪后，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仍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他“监狱大学”里的启蒙老师。他说：“张秋人同志同我们永别了，但他勤奋学习的精神，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里”，“使我在革命的艰险时刻，都充满了勇气和信心。”
1928年2月8日，一个姓骆的反动法官，突然命看守提审张秋人。根据过去狱中的经验，凡是经他开庭的犯人，审讯后都被立即枪决。视死如归的张秋人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已经来临，便镇静自若地整了整衣服，从容地走出牢门，并向难友们高呼：“同志们！今天要同你们分别了，你们继续努力吧！”他来到狱中的小法庭，法官要“验明正身”，问他的年龄、姓名。他先是幽默地回答，今年阴历几岁，阳历几岁；讲到姓名时，突然拍案而起，厉声大喝：“老子张秋人！”趁敌人惊呆不备之际，他探身抓起桌上的一块石砚台，向法官头上掷过去，接着又把审讯桌一脚踢翻，吓得这个反动法官丧魂落魄，急忙命刽子手把他就地枪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