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方舟，1900年出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裱口村（现属天津市）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五四运动时期天津青年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是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1917年，他到天津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学习。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他撰写过不少诗词和文章，文笔流畅，观点鲜明、寓意深刻，受到进步师生的赞扬。“五四运动”爆发后，被选为天津学生联合会评议会的委员，多次领导天津学生游行示威，组织街头讲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阴谋，号召抵制日货，奋起救国。8月23日，于方舟在街头讲演时，被警察逮捕，拘押半个月后释放。释放后，他仍无所畏惧地进行爱国斗争。当时，于方舟被誉为天津爱国学生运动的“四大金刚”之一。
1920年1月，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下令查封了各爱国团体，逮捕了二十余人。1月29日，天津学生和各界人士约五千人去直隶省长公署请愿，并推举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等四人为代表。但是反动当局却逮捕了代表，还殴打请愿学生，使数十人受伤，在拘留所里，于方舟和周恩来等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于方舟写下了《爱国不怕进狱门》、《买办洋奴休横行》等诗篇。为了提高难友们的觉悟，他们还组织大家学习。周恩来向大家介绍了《马克思生平》、《唯物史观》、《资本论》等内容，于方舟讲了有关平民教育问题。由于天津各界的声援，检察厅被迫在7月6日至8日开庭“公审”。在法庭上，于方舟和周恩来慷慨陈词，弄得反动当局丑态毕露。检察厅判他们犯了“骚忧罪”，于方舟反驳道：“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于中国行政长官，何所谓之触犯刑律？倘省长为日本省长，学生为中国学生，加以骚乱罪名，或可有之。”
义正词严的答辩，把反动当局亲日卖国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最后，检察厅只好于7月17日将他们释放。
“五四运动”时期，天津学生运动有两个核心组织：一是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一个是于方舟领导的新生社。后来觉悟社的人员多数离津或出国。于方舟被释放不久就和李大钊取得联系，在李大钊领导下，于方舟在天津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在天津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20年10月，于方舟组建了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2年，他考入南开大学文科，一面学习，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
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入党。
1924年1月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方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回津后帮助国民党成立了直隶省党部，他是该党部的主要负责人。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等邀请北上。于方舟组织了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并且掀起了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于方舟等组织天津各界人士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要求召开国民会议的游行示威，扩大了政治影响。
1925年11月，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公然反对国共合作，宣布开除李大钊、毛泽东等九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于方舟也在被开除之列。直隶省的国民党右派也妄图夺取省党部的领导权，提议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前于方舟、江浩等做了许多工作，击败了国民党右派夺权的阴谋，于方舟、邓颖超等九位共产党员当选为省党部执行委员。
在此期间，于方舟等利用当时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深入工农群众，发展党的组织。他们在各地创办了平民学校，于方舟亲自编写教材，启发劳动人民的阶级觉悟。平民学校成了党联系群众的桥梁，推动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他们还选派党员深入工厂发动工人，建立和扩大工会组织，并通过罢工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到1926年，天津市各工厂、学校已建立基层党支部二十多个，党员四百余人。
1926年春，奉系军阀卷土重来，直隶省的形势日益恶化。于方舟勇敢机智，克服重重困难，继续领导工人进行争取政治权利、改善生活的斗争，领导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斗争。
1927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利诱下，举起屠刀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进行血腥屠杀。陈独秀对此软弱无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开过不久，党中央派蔡和森、王荷波等来北方传达贯彻会议精神，并主持北方局的工作。
9月，在天津召开了改组顺直省委会议，撤销了犯错误的彭述之省委书记的职务，选举朱锦堂、于方舟、李季达、杨春林、王仲一为省委委员，组成了新的领导机关。依照“八七会议”精神，会议确定以实行土地革命，打倒新老军阀、地主豪绅，发动和组织农民战争，建立工农兵政权为北方工作的行动方针。
10月，北方局决定在京东、京津、唐山等处准备大暴动，并对暴动的性质、口号、目的以及领导等问题，都做了明确的指示。据此精神，中共顺直省委遂决定在冀东玉田一带发动农民武装暴动。
玉田，位于燕山脚下，渤海之滨，山海关、北京、唐山之间，与丰润、遵化、蓟县毗邻，素有军事走廊之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一带的农民同全国农民一样，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1924年间，以冀东为主要战场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使这里的百姓蒙受了极大的苦难，除负担粮、草、车马、人力等各种军需外，军队在此奸淫抢掠，烧杀摧残；地主豪绅、高利贷者、投机商人、土匪地痞也乘机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盘剥。沉重的战争负担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夺去了农民总收入的一半以上。1926年4月，曾有几个师匪军过境，向县署索取现洋五千余元，所经之村牲畜车辆财物抢劫一空，损失难以数计。
1926年，玉田县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后，在玉田县委领导下，先后在遵化、丰润、蓟县建立了党组织，并在冀东地区开展了农民运动，进行了反抗军阀、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抗捐抗税和反对“旗地变民”的斗争，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1927年，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亲赴玉田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指出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阶段，指示玉田县党组织，响应南昌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做好武装暴动的发动和组织工作。10月间，成立了中共京东特别委员会。随后，又成立了京东农民协会，统一领导玉田、遵化、丰润、蓟县等县的工作。党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会员约八万余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革命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怖和仇视。玉田一带的反动武装也加紧了对革命的镇压。他们积极准备向农会发动新进攻。正当京东农民协会成立、准备武装暴动之际，玉田反动当局派警察所长亲率武装警察和马快，以催交警捐为名，连日下乡骚扰、示威，并捕去县、区农会干部数人，还扬言要抓走全部农会干部。特委研究了这一情况，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遂按预定计划于10月18日举行武装暴动。参加这次暴动的除玉田外，还有遵化、丰润、蓟县的部分农民，共约二万余人。暴动队伍攻入县城，占领了县公署、警察局和税务局等反动机关，解除了警察和反动保安队的武装，并准备成立农民革命政府和农民军。玉田暴动初战获胜，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正当玉田人民欢庆胜利，准备夺取更大胜利之际，中共冀东特委书记叶善枝匆匆赶来玉田，他在农民暴动胜利面前，表现惊慌失措，不问清情况，即当众指责暴动指挥部的同志“胡闹”、“蛮干”，逼令他们连夜撤离县城，解散队伍，扬言敌人要来镇压，要党员干部“隐藏潜伏，待机再起”等等。他的言行引起了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混乱。指挥部被迫率众撤至玉田城北郭屯，在此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上，大家批判了叶善枝的错误主张，决定即日成立农民军，收缴反动武装，扩大农民武装，开展打土豪劣绅、没收其土地财产的斗争。会后把参加起义的农民自卫队改编为农民军，并以其主力在玉田城东北一带进行斗争，部分县委委员则率一部分农民军到各区开展活动。
为了加强对玉田等四县斗争的领导，中共顺直省委派于方舟率领一批军事干部来到遵化县王爷陵。
于方舟时为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长。他考虑到省委的同志大多是南方人，冀东的形势异常艰苦复杂，这些同志前去，不易隐蔽开展工作；而他自己则是当地人，便于秘密地进行工作。于是他来到斗争第一线，到王爷陵后即召集各部进行整编，并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成立京东革命委员会和京东人民革命军的决议，听取了起义领导同志的汇报，总结了暴动经验教训，制定了第二次攻打玉田城的计划。会议期间，将参加起义的农民军改编成为京东人民军，杨春林任总司令，张明远任总指挥，随于方舟来的军事干部刘自立任总参谋长。在于方舟等率领下，从遵化王爷陵出发，向玉田进军。沿途进行宣传鼓动，打击土豪，夺取枪支，壮大革命队伍。
11月初，首战平安城子。这天正逢集日，部队事先埋伏在农会基础较好的刘各庄一带，出敌不意，突然袭击，迅速占领该镇。打死打伤警察民团数人，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解除了全部反动武装，没收了税务局和一部分豪绅的财物，分给了贫苦的百姓。
并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土地革命政策和革命军的任务，宣布取消向反动政府交粮、纳税，号召农民起来参加斗争。于方舟等领导的平安城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气焰，使玉田、遵化一带群众的革命情绪重新振奋起来。
不久，革命军进军鲁家峪。鲁家峪位于玉田、遵化、丰润三县交界处，地形复杂。恶霸地主刘玉梨在这一带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群众对其早已恨之入骨。人民革命军到达后，在群众的要求和支持下，当夜即向刘玉梨发动进攻，刘据墙顽抗，而人民革命军因地形不熟，天色又晚，加之长途行军的疲劳，虽激战近一小时，仍未能攻入。当夜人民革命军撤出战斗，计划于明日再战。不料，刘玉梨以“打土匪”为由，连夜串通周围数十村的反动民团两三千人，于拂晓前将鲁家峪重重包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人民革命军又缺乏战斗经验，没有及时组织突围，遭受重大伤亡，部分领导骨干英勇牺牲，三四十人被俘，当敌人缩小包围圈时，人民革命军被迫分散突围。于方舟、杨春林、解学海、刘自立等率一部分人员突出重围西行到丰润县沙流河附近时，与当地民团遭遇，终因敌众我寡，弹尽援绝，于方舟等四人不幸被俘，起义失败。
于方舟等四位起义领导人被捕后，被押解到玉田县城。在狱中，于方舟化名于绍尧，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用种种酷刑，想从他口里得到我党的机密和暴动的情况。但是，于方舟坚贞不屈，不仅没有泄露党的任何机密，就连自己的真实姓名也没有暴露。在敌人的威逼面前，他只是理直气壮地宣称“我信仰共产主义”，表现了共产党人特有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革命精神。
在狱中，于方舟还向其他“犯人”和看守人员进行革命宣传，启发他们，其中许多人受到教育，并深为他的高尚情操所感动。
于方舟等四人被捕的消息传到家乡后，党组织及其家属曾多方设法营救。党组织曾准备武装劫狱。不料走漏消息，敌人竟在1928年1月14日夜晚将他们四人押赴玉田县城西门外刑场。于方舟等从容自若，视死如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