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以后，1936年5月18日，党中央发布了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由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共17000余人，组成“中国人民抗日红军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作战。彭德怀任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刘晓为政治部主任，西方野战军下辖左右两路军，后又组成中路军。左路军由红一军团组成，辖一、二、四师约8000余人，左权为代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右路军由红十五军团组成，辖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中路军由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组成，红二十八军由宋时轮任军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红八十一师由文年生任师长，李宗贵任政治委员。后随形势变化，中路军跟随右路军行动，右、中两路军共9000余人。
与此同时，在红军主力西征的同时，周恩来同志指挥留守在陕北根据地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东线游击战争，钳制进攻陕北根据地的敌军。另外，以部分红军准备出陕南，会合活动在该地的红七十四师，开展鄂豫陕边革命斗争，以便吸引钳制敌人，侧应西征红军作战，保卫陕北根据地及中央领导机关。
红军西征的主要任务是：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围攻，消灭宁夏二马（马鸿宾、马鸿逵），扩大苏区，发展壮大红军力量。向北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向南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早日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正确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红军西征命令下达后，彭德怀司令员便率领西征红军，于1936年5月19日至27日，相继由陕北延长、延川等地向西部甘肃、宁夏境内的进发，一路征战，最后取得了西征的巨大胜利……
当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东征和西征的同时，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还在长征途中，在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等人的领导下，继续向陕北的中央红军转移靠拢。直到1936年10月，在中央红军西征的策应下，在甘肃、宁夏境内分别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会师。三军大会师，标志着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延安革命根据地指挥了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成立。
2．日本侵略中国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
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进行战略大转移，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陕北，又积极开展东征、西征，并向国人宣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的同时，正是日本人疯狂侵略中国，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阶段。中央红军西征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山海关）参加中原大战，在华北驻留的机会，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所为，当天晚上向沈阳北大营的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挑起“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略中国正式爆发。
事变爆发当时，驻防沈阳的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张学良等，声称听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严禁部队对日军作战，但团长王铁汉等仍率部进行了抵抗，还有黄显声领导的沈阳警察成为东北为数不多的给予日军打击的武装力量。但是，在当时整个东北军不抵抗的大局下，仅有的抵抗很快被日军击败了，第二天早晨全沈阳城即告陷落，警察们在缴械之后大多被屠杀。东北主要军事负责人张学良引咎降职，后赴欧洲躲避舆论谴责。
大敌当前，蒋介石不思抵御外侮，却仍然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大打内战，压制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疯狂地推行“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趁机加紧发展，在湘赣等地建立了多个“苏区”，并不断连片扩大。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即中央苏区所在地，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使得蒋介石政府产生巨大恐慌，因此，蒋介石不断发动对苏区的反革命“围剿”，妄图消灭红军，建立一党专政的反动独裁政权。
事变两个月内，日军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占领中国东北三省许多主要城市。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阀侵略，这些抵抗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1932年2月，日本人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扶持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做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满亲善大使作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进行侵略。
国民政府面临“北有日军、南有共军，交相呼应，同时进逼”的危局。各地军人亦各自为政，不听中央调遣，山东韩复榘与刘珍年、陕西杨虎城与马青苑、四川刘湘与刘文辉，各起冲突，蒋费尽心机，“居中调停”，实为借机扩大地盘。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民革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
与此同时，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驻守热河的国军主要是东北军万福麟等部，抵抗意识极差。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本军阀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但是，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二十九军、十七军等部队虽然奋勇抵抗，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洲国”部队，长城抗战失利。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3年12月，福建蔡廷锴、李济深及其十九路军组织“中华共和国临时革命政府”，与红军签署《抗日停战协定》，力图挽救危局，历史上称“福建事变”。但由于蒋介石勾结日伪军对这支革命武装进行血腥镇压，加之当时中共领导人奉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福建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十九路军这支名扬四海的抗日部队的历史到此结束。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因个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杀。领事馆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撤回侨民发动自卫。”并将上海的日本宪兵派往南京，日舰云集下关江面。由于领事馆的一名从事抗日组织情报收集工作的中国人员詹长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厅调查科长赵世瑞于紫金山一山洞中寻获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称“藏本事件”。
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亲日报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蒋介石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大亲日派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在部分满足日本要求的情况下，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因应这个事态，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汉奸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以上史称“华北事变”，它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