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军长征到陕北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以中国南方井冈山地区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向国民党力量薄弱的中国西北方向，寻找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挺进大渡河、翻雪山、过草地，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后，1935年10月，率先到达陕北保安县（现在的志丹县）吴起镇，与活动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从而确定了党中央在延安这个中国大本营的落脚地。使红军力量得到发展壮大，中国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转机。
中央红军、军委机关及直属队共8．6万多人从根据地出发，突破蒋介石一个又一个得围追堵截，损失惨重，等到达陕北以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1万多人了，损失和代价可想而知。红军与陕北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后，所面临的情况是，整个陕北苏区被国民党包围的没有一点空隙可言。东面有山西军阀阎锡山，是统治山西长达38年之久的土皇帝，为了防止红军进犯其山西老巢，派兵布防在黄河东岸沿线，严加看守，形成东面屏障。南面有被蒋介石从东北调到西北“围剿”红军，由张学良将军率领的东北军。同时，还有杨虎城将军率领的西北军，他们驻扎在洛川、宜川、西安一带，形成了南面屏障。西面有长期统治宁夏的的马家军阀马鸿宾、马鸿逵带兵驻防银川、中宁一带，形成西面屏障。北面有井岳秀、高桂滋、高双城等驻防陕西最北边的榆林一带，形成北面屏障。除此之外，乘红军还没有站稳脚跟，蒋介石群追不舍，必欲制红军于死地而后快。向陕北西南派来了自己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第一军，王均的第三军，以及毛炳文的第十七军，驻防甘肃天水、秦安一带，给陕北苏区施加压力。上述敌人各军总兵力达到约20万，相比之下，敌我力量之悬殊可想而知。所以，中央红军一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合后，确立了中央的落脚点，建立了新的革命根据地。但是，危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也就是说中央红军虽然到达了陕北苏区，但还没有站稳脚跟，新的困难就接踵而来。
在当时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面临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问题，即如何保存和发展红军这支经过严峻考验，肩负历史使命，但又岌岌可危的革命力量？如何保存和发展、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但还很狭小的陕甘苏区？如何粉碎蒋介石新的“围剿”？如何保存自己并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
中央和中央军委及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在思考着这个异常艰巨的问题。这个时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及时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提出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以发展求巩固”的指导思想，他认为，对当时的陕甘苏区而言，抱残守缺，不主动向外发展，就不能巩固根据地，不能巩固现有的成果。而要巩固，就必须向外主动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为当时的革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党中央和红军的大部分领导干部，对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持同意和支持意见。但是，面对四面被围，向什么地方、向什么方向发展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针对这个问题，1936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在陕北延长县召开会议，专门研究红军具体行动和发展方向问题。会上，有的同志主张红军往西，向甘肃、宁夏发展；有的主张往北，向内蒙绥远发展，以便靠近苏联，从而更方便得到支持和援助；有的也提出往东，向山西发展以便直接北上对日作战，实现救亡图存的大计；还有的提出往南，向陕南和陕川边区发展，另外重新创建一块根据地，以便和陕北根据地相呼应，等等。总之，当时的情况下，大家都积极地思考，各抒己见，争论得非常激烈。
当时，毛泽东同志主张向东发展，他对大家解释说，西北地区荒凉，人烟稀少，向西发展不利。如果向北发展，只能北渡黄河，进入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沙漠连绵的内蒙地区，困难更多。如果向南发展，势必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打仗，就违背了党中央关于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另外，还可能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陈诚驻防在洛阳以西的三个军作战，等于引火烧身，对红军和当时的总趋势是十分不利的。相对而言，只有向东征讨阎锡山，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对我们有利，可以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新的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还可以筹款壮大红军力量，必要时还可以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对日本作战，直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抗战的决心，进一步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最后，经过讨论，会议基本取得一致，同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东征。但是，当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却反对这一意见，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东征，是想挑起日苏战争，等等。经过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再三解释，他最后才原则上同意东征。今天，我们通过阅读历史资料，观看历史影片，或者通过其他各种渠道了解红军西征历史，觉得决策红军西征似乎非常顺利，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其实不然。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红军东征、西征战略方针的形成，经过了一个艰难的思想斗争过程，最后才统一思想认识。
1936年1月，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实行东征，由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下辖红一军团，林彪为军团长，聂荣臻为政委；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红二十八军，刘志丹为军长，宋任穷为政委。红二十九军和陕北的一些地方武装统由周恩来、博古指挥，留守陕北苏区。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跨越吕梁山，直逼太原，山西军阀阎锡山急调重兵保其老巢。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东进，先后调遣10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派自己的得力干将陈诚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抵御红军东征。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下令杨虎城将军统领的西北军和张学良将军统领的东北军，进攻陕北，威胁红军的根据地。在敌军大举进攻的严峻形势下，为避免不必要的决战，以利团结抗日，1936年5月，毛泽东和彭德怀下令抗日先锋军回师西渡，撤回陕北。至此，红军东征历时近半年时间，扩大8000红军，筹款30万元。共歼敌约4个团，俘敌4000余人，在山西20几个县的广大农村组织和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彭德怀曾提出东征是红军到达陕北后的“第二个伟大胜利”。
红军东征结束后，红一方面军回师陕北，蒋介石就向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这次“进剿”兵力有蒋军嫡系、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马鸿宾、马鸿逵）”、东北军、晋军，共约154团，25万余人，围攻陕甘苏区，防堵红军西进，红军面临被困死在陕甘苏区的危险。在这种困难情况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研究决定进行西征。1936年5月14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一座古庙里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博古、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左权、徐海东、程子华、黄克诚等领导共150人。会长布置的较为简单，但很严肃，古庙门两侧写着一副对联“提高党性，反对自由主义；顾全大局，反对本位主义”。上午10时左右，大会正式开始，会议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主持，全体同志首先齐唱红军长征歌，接着毛泽东主席登上主席台，作了“目前工作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张闻天和彭德怀同志也先后讲了话。下午，会议继续在太相寺古庙里进行，毛泽东主席作会议总结。会议决定继续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战略方针，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