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婚姻的“合法性”不是以领取结婚证，而是以举办婚礼为准。农村虽然计划生育抓得紧，但是对达不到法定年龄不许结婚的要求并不严。结婚一般都是先举办婚礼，后领取结婚证，根本没人事先去登记。很多是等到孩子生下来，“生米煮成熟饭”，需要替孩子申报户口的时候才去补办结婚证。“两场麦子一场打”。大人的结婚证，孩子的户口一块儿办。这样的事在农村不稀奇，村组干部管也管不齐心。只要不超生，村组干部睁一只眼，闲一只眼。不过，你要是超生的话，那就别怪村组干部们“六亲不认”了。罚款交钱，没钱？对不起，扒你的粮食，捉你的牲口，抬你的家具！如果加起来还不够数，那就上你的屋，揭你的瓦，拆你的梁！总之，你要干部的命，干部就先送你的命。
春生就是在女儿出生后才领结婚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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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底，春生从武汉办事处回家过年。
春生回到家，女儿已经满月。这有点出乎春生的预料。妻子的预产期应该是在腊月底，可是女儿冬月十三就出生了，实际怀孕只有七个多月，应该属早产。
女儿的出生让春生的母亲大失所望。因为之前春生的母亲一直坚持认为，儿媳妇怀的一定是个“孙子”！——农村人重男轻女正常，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不仅是春生的母亲非常失望，妻子的娘家人比春生母亲还要失望。妻子生养的时候，在乡镇卫生院产房外的妻子的母亲、姐姐和妹妹们得知“呱呱”落地的是个“丫头”，她们集体抱头痛哭，十分失望与伤心！
特别是春生的老丈母娘，妻子的母亲，老丈母娘她自己一连生了四个女儿（直到前夫去世，改嫁后才如愿以偿生了个“老”儿子），老丈母娘的大女儿，也就是春生招婿的大姨子又连生了两个女儿，现在自己的二女儿又生的是女儿！走路还有走错的呢，为什么自己和女儿们命都这么不好？
女儿满月的时候，春生的母亲和老丈母娘，两个人居然为生儿生女到底是儿子儿媳，还是女儿女婿的责任发生争论。
春生为女儿做满月的这天晚上，亲朋好友们散去后，春生的母亲和老丈母娘睡在同一张床上，她们就以上“话题”共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探讨”，并引发争执。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生命（生育）科学命题，科学家尚未有定论，但春生的母亲和老丈母娘“无师自通”，在激烈的争辩后，却有了新的“发现”和“突破”。她们各自为自己的儿子女儿“推卸责任”，她们据理力争，互不相让，两个人不分胜负，打了个平手。
总之，春生的母亲和老丈母娘她们重男轻女，都不喜欢“丫头”。
女儿的降临，并不受她们欢迎。
可怜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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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生回到家，抱起粉团似的女儿，心中百感交激，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只说了声：“苦命的女儿！”就无语凝噎。
自从和春生发生关系后，妻子身上的月经再没有来，妻子就意识到自己“有了”，心中十分害怕，服过大量的避孕药。后来有了妊娠反应，妻子蹦跳捶打，用裤带勒自己的腹部，百般折磨，手段用尽，企图使腹中的胎儿堕落，可是顽强的小生命就是不肯下来。
女儿的生命力竟是如些坚强！
女儿给春生带来巨大的安慰与快乐，但婚姻却给春生带来无尽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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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不知不觉来到。
88年留在春生记忆中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女儿的出生，一件是买不到食糖。
妻子刚生产，不能没有食糖。
食糖紧张，实际上是由发生在那一年的抢购风潮引起的。抢购风潮表面上看，好像是由物价上涨引起的，实际上有多方面，深层次的原因。
当时还处于计划经济，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原有的价格体系已经不适用，而新的市场经济价格尚未建立，必然会产生混乱。可以说，抢购风潮实际上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型的“副产品”，而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以及“官倒”腐败，都是这场风潮的推手。同时，老百姓的恐慌心理——长期物质匮乏带来的“后遗症”也是一大因素。
抢购风潮主要发生在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一线大城市，88年春节在春生的家乡也产生不小波动。具体表现在部分副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买不到，食糖尤其紧张。
春生回家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写信向表弟志新求援。春生的表弟很快从皖南邮寄来一大包高价食糖，这才解了春生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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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不作美。
88年春节，春生第一次陪妻子回娘家拜年，就遇上持续的阴雨天。
年前就下起了雨，大年初一春生窝在家里一整天没有出门。往年大年初一春生都要去给两个叔叔拜年。今年第一次没去。
初二一大早起来，雨还没有停的意思。吃过早饭，春生的母亲对坐立不安，在门口转来转去的春生说：“你们划船去拜年吧。”
只好这样了。于是，春生拿桨上船，妻子收拾东西，春生的母亲和妹妹们都来帮助，一齐把睡着女儿的摇床抬上船，用雨衣遮好。
冒着斜风细雨，划着自家的小水泥船，春生和妻子在全家人的目送下渐渐远去。这种小水泥船在春生他们家乡几乎家家都有。春生很小的时候就会划船，那时候水乡的孩子没有不会撑船划船的。只不过这几年春生一直没划，已经生疏了，划起来吃力，也划不快。
斜风细雨打在春生的眼镜上，很快模糊了视线，看不清前方的水面。春生摘下眼镜，才勉强能看清。好在下雨天，又是过年，除了偶尔出现的一两只接新娘的“轿船”，河道里很少有别的船只在行走。
雨点虽然细小，但很密集，加着小船顶风而行，冷雨打在春生脸上针刺一样疼痛，非常难受。不到半个小时，春生的脸就麻木了。
到妻子娘家，骑自行车大约要一个小时，划船则慢得多，至少要三四个小时。长这么大，春生第一次划这么远的水路，又是顶风，非常吃力，船离家行了没有多远，春生已经累得精疲力尽，没有力气，划不动了。
妻子本来在照看孩子，春生笨手笨脚划船的样子早已让她不耐烦，现在又见春生划船越来越吃力，动作越来越慢，于是性情急躁的妻子便上前来替换春生。
妻子划船娴熟，动作轻巧灵活，不像春生那么笨拙，小船也非常“听话”，快速地向前行驶。简直是“四两拨千斤”。
春生自愧弗如。春生费那么大的死劲，小船也不肯向前。
由此可见，春生的妻子心灵手巧，会做事。同时，还可以想象，春生的妻子“苦桃子”出身，从小就做事，一定吃过很多苦。而春生呢，从学校出来一直在外面“鬼混”，没有干过几天农活，没有在农村广阔天地里“接受过再教育”，没有得到充分锻炼，所以没有基本功（膀子上没有耐力、长劲）。尤其是这两年在电机厂跑外勤，把人变“废掉”了。春生虽然是农民的儿子，但一天一天在改变，本质上春生早已不像农民，无论是外表和内心。春生已经渐渐地不是原来的自己，也渐渐地迷失了方向。
划船拜年，春生实际上只划了一小半路程，妻子反而划了一大半。等春生夫妻俩赶到妻子的继父家，己经是下午，继父家早己吃过午饭。
这一次划船拜年在春生的记忆里非常深刻。之前，春生是非常喜欢划船的，不仅在家里划，有时出差也和同事朋友去城市公园里划，觉得既好玩又浪漫。但从这一次划船拜年之后，春生再也不想划船。以后去拜年，春生一律骑车，哪怕“下锥子”，即使步行，春生也不会再划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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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到妻子的继父家，第二站到她姐姐家，接着走马灯一样，分别要给妻子的三个叔叔拜年。
虽然春生和妻子的婚姻不算幸福圆满，但他们的婚姻影响并改变了妻子娘家的家庭关系。原来妻子的继父和她的姐姐以及三个叔叔的关系非常糟糕，平时根本没有往来。是春生和妻子的婚姻改善了他们的关系，使他们重新走到一起，原来闹僵的关系逐渐缓和，重归于好。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他们要感谢春生和妻子的这段婚姻，尤其是妻子的母亲和姐姐。
当初，春生的妻子十一岁尚未完全懂人事的姐姐，或许受奶奶和叔叔们的影响，反对自己的母亲改嫁，曾经用砖头砸过母亲的头。但是妻子的母亲，最终还是狠心地抛开大女儿二女儿改嫁了。妻子和她姐姐从此孤苦伶仃，沦为孤儿，姐妹俩相依为命。
妻子的奶奶和叔叔们自然也坚决反对，极力地阻止妻子的母亲改嫁。春生曾经听说，妻子的母亲为了达到改嫁的目，曾经“诬蔑”自己的大叔子和自己有染，想自己的“心思”，企图长期“霸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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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的叔叔们对春生非常热情。每年春节，几个叔叔每家都要分别招待春生和妻子一天，他们真把春生和妻子当亲女婿亲闺女待！按照春生他们家乡的风俗习惯，不管是新女婿，还是老女婿，早上早茶一律是“荷包蛋”，中午晚上两顿酒。
春生妻子的三个叔叔为人豪爽，热情好客，而且都非常能喝酒。他们当时的年纪依次分别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正是人生的盛年，也是“能喝”“当喝”之年。
妻子的叔叔们当然也知道春生“能喝”。春生第一次在妻子家“显露酒量”，是在结婚成亲接新娘当天，在女方欢迎新郎的午宴上，那天中牛，春生在酒桌上一口气连喝两大茶杯白酒，把酒桌上的“桌长”和专门请来陪新郎酒的“酒海”怔住了，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不敢再为难男方所有接亲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春生居然“脸不变色”，携扶新娘上船步履平稳。一众亲友，无不佩服至极。
春生一喝惊人，一喝成名，亲朋好友们都知道“某某人家的女婿真能喝”。
每顿都是妻子的三个叔叔一起陪，春生自然盛情难却，甚至有些受宠若惊。恭敬不如从命。为了让妻子的叔叔们高兴，在每一个叔叔家，春生都放开酒量喝。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俗语又云：“酒逢量饮，酒逢畅饮。”春生和妻子的叔叔们酒量半斤八量，相差无几，常常都喝得酩酊大醉，十分尽兴。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说内心话，春生情愿和妻子的三个叔叔们喝得天昏地暗，也不愿意呆在妻子的继父家。一是妻子的继父不能喝酒，二是他的性格、脾气有点古怪，春生与他合不来，且妻子的继父为人小气，待客也比较冷淡，明显没有妻子的三个叔叔热情豪爽。春生是个敏感傲气的人，有时候妻子的母亲（老丈母娘）怎么留也留不住他。
春生曾经多次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是他们平时缺少沟通，抑或是他们没有天然的亲情纽带联系吧。
春生甚至觉得，如果自己的嫡亲岳父，妻子的父亲在世，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会像后来那么糟糕。
春生内心常常为没有见过嫡亲岳父一面而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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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喝酒，如同车轮大战一般，三四天喝下来，一直喝到初七初八，春生结束拜年之旅，匆匆赶回家，赴表弟志新之约。
春生和表弟志新都能喝酒。但能喝酒和会喝酒不是一回事。能喝酒的人不一定会喝酒，会喝酒的人不一定要能喝酒。所谓“会喝酒”是指会劝人喝酒，会耍心眼耍小聪明，会专打“酒官司”的人。春生虽然能喝酒，但不属于会喝酒的人，也不喜欢和耍心眼，专打“酒官司”的人喝酒。
表弟志新在家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春生和表弟志新“酒品”差不多，他们“气味相投”，都属于喝酒“爽气痛快”的人。他们用大碗喝酒，大呼小叫说着酒说。话越来越多，酒也越喝越多，很快两瓶酒下肚。
忽然，春生身子一歪，脸和头慢慢地从板凳上缩到方桌肚子下面去，顿时不见身影。
表弟志新走上前来，见春生倒在桌肚下面的地上，一声不响，紧闭双眼。
春生酒精中毒，不省人事。原来，春生接连喝了五六天酒，形成恶性循环，最后酒毒大爆发。
表弟志新的酒也有些多，但他依然艰难地把春生扶到床上。
何以解忧，何以解愁？唯有杜康。
一醉解千愁。从这时候起，春生开始嗜酒酗酒，经常喝得烂醉如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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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1988年的抢购风潮
1988年新春伊始，各种涨价的小道消息在坊间流传，各地商品的价格在悄悄地陆续上扬，民众的心理也开始发生波动。3月份，国家即将对一些主要农副产品零售价格进行调整的消息传出，部分地区的民众（主要是一些大城市）出于对涨价的担忧，开始抢购商品，从而刮起1988年的第一波抢购风潮。国营商场的肉、蛋、糖等副食品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抢购一空。上海在数日之内，商场里的食盐、食油、肥皂等日用消费品即告售罄。连火柴也不例外。
5月份，国家决定放开四种主要副食品的零售价格，果然证实了此前坊间的流言，民众的神经再次被触动，抢购之风又起。与第一次抢购风潮不同的是，这一次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随着抢购风而直线飙升。四种主要副食品之外的各种商品也大都乘机涨价，政府的红头文件完全失去了效力。
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放开市场价格。当天起，全国各大城市就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北京、上海、天津的商店在开门的几个小时内，库存的烟酒被抢购一空。
8月初，有小道消息盛传，从9月1日起，各种商品将全面涨价。抢购风潮又起。8月19日清晨，中心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价格闯关”的消息。当天就出现抢购狂潮。
这一次抢购风潮波及面非常广，抢购风不仅发生在大城市，而且迅速席卷全国中小城市和部分乡村地区。
突如其来的全国性抢购风潮，加上脱笼而出的通货膨胀之虎，使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严峻的形势不仅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普遍关注，也导致了广大民众的严重不安，影响社会的安定和广大民众对改革的信心。如何应对这一复杂而又危险的局面，成为摆在中央决策层面前的头等大事。
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了有关部门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的汇报后指出：“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种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只有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当然，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四天之后，他又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目前胆子已经够大了，所以步子要稳一些。”“今后要控制总需求的增长，要控制发展速度，要治理通货膨胀。”
作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的这些讲话无疑具有指导方针的意味。
会议确定：治理整顿最迫切的任务是确保1989年物价上涨的幅度明显低于1988年，并把这一点作为1989年一切工作的中心。因此，会议虽然原则上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但不再急于马上推，而是建议国务院在今后五年或较长的时间内，根据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要求，并考虑各方面的实际可能，逐步地、稳妥地加以组织实施：
第一，治理经济环境，主要是压缩社会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会议要求：198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规模压缩500亿元；控制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坚决压缩社会集团购物力；稳定金融，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办好保值储蓄，开辟多种渠道吸收社会游资，引导购买力分流；克服经济过热现象，把1989年全国工业增长速度降到10%甚至更低。与此同时，要改善和增加有效供给。大力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产品、轻纺产品、其他生活必需品以及紧俏产品的生产。国内短缺的原材料和必需品要减少出口，从而保证国内市场供应。特别是要解决好粮食和“菜篮子”问题。
第二，整顿经济秩序，重点整顿在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的种种混乱现象。一是坚决刹住乱涨价风。二是整顿公司，实行政企分开，官商分开，惩治“官倒”。三是尽快确立重要产品的流通秩序。对流通秩序混乱的重要产品，尤其是紧缺的重要生产资料，有的要实行专营，有的只准在国家统一市场上交易。四是加强宏观监督体系。五是制止各方面对企业的乱摊派。
以十三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治理整顿工作全面展开。围绕“治理整顿”这一中心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个个决策接连出台：
10月初，国务院发出关于清理固定资产投资在建项目、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的通知。
10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清理整顿公司的决定。
10月6日，国务院作出关于从严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决定。
10月12日，国务院发出全面彻底清查楼堂馆所的通知。
10月下旬，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物价管理、严格控制物价上涨的决定。
据统计，从十三届三中全会到1989年底，**中央、国务院接连发出四十个条例、决定、通知，治理整顿经济秩序，人称“四十道金牌”。
到1990年，治理整顿收到了十分显著的效果。
1992年3月，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宣布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标志着经济困难时期已经渡过，进行价格体系全面改革的条件已经初步具备。
（摘自《共和国历史的细节》，有改动。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李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