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风潮中，己经掌握了学校领导权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将“红卫兵战校”的匾牌替换了清华附中的校牌。破天荒的，中学生历史地执掌了学校的领导权。红卫兵的领导核心就是全校的领导核心。各班也成立了“红卫兵领导核心小组”，自然都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种儿。红卫兵开始依照“造反”的理论来统治校园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念犹如悬壶济世的灵丹妙药，没哪个掌权人不拿这个法宝四处招摇。兴起了抄家风。校长、班主任老师的家大多被自己的学生抄了个底儿朝天。那时的阶级斗争之弦绷得真紧呀！我们把过去的笔记翻来覆去地找，看哪里埋藏着授课的教师用障眼法掩蔽起自己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词……太多是事情充满荒谬和无理性，充满了盲从、狂躁、疯狂、僵化和愚昧，而人人又都觉得自己在完成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以为自己在忧国忧民、在民族于危亡之际担当起了避免“亡党亡国”的重任……每天在学校里学“毛选”、学“文革”文件、“两报一刊”社论、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要不就去其他院校“支左”。时不时地在大操场或5楼大教室里批斗校长、教师或“修正主义苗子”：批斗会上，一些教师被迫发言揭发同事或亲人，记得有个女老师迫于压力，在发言时多次高叫道：“我揭发一个大阴谋！”可当她一讲述这个阴谋的内容，却又是极其微不足道的小事，于是她反到成为批判对象。一天，崇文区的红卫兵在抄一个所谓的“黑五类”家庭时，遇到了房主的拼命抵抗，竟然将一女红卫兵砍伤。消息迅速传遍北京市，记得那天，我校红卫兵领导迅速行动，先召开了全校大会，以巨大的无产阶级义愤通报了这一“阶级敌人疯狂搞阶级报复的行动”。对毛主席的红卫兵运动的反抗立即激起了全校师生的强烈愤慨。一个女红卫兵在大会上高喊道：”我们就要用红色恐怖对付阶级敌人的白色恐怖！”短暂而群情激昂的师生大集一会后，回各班召开班会讨论如何落实对阶级报复者施以“红色恐怖”。一些班级开始了血腥的打斗。曾经“死保”校党委的“狗惠子”们受到同学用“板带”的狂抽猛打。然后被驱赶到大操场上拔草。记得一个炎热的下午，万邦儒校长和很多教师被驱赶到学校的大操场积水的地方，让他们将积水舀干。在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着他们的革命小将的呐喊声中，他们紧张而又慌恐地不直腰地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谁若稍一直腰，一就会受到围观学生们的怒吼，有学生会用砖头拍在他的背上，让这位老师来个“王八驮石碑”，砖头若因直腰而落人水中，那么这位老师不是挨骂就是挨一顿痛打，汗水和着泥水将他们浸成肮脏的水人，但那脏水泼出去又流回来，他们就这样站在泥水里可怕地做着无用功，我特别注意到万邦儒校长还强作笑容，特别卖力气地舀着泥泞的雨水……校园最醒目的地方张贴着“鬼见愁”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记得还走火人魔地为此荒诞不经的对联展开过疯狂的“辩论”，有人认为应改为“绝对如此”才更贴切……当然，只有那些出身好的人才有资格上台去对此评头品足，出身不好的则只有旁听的份儿。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在“红卫兵战校”里如火如荼地展开。一位女同学因无法忍受批判和巨大的精神压力，竟去卧轨，虽“自杀未遂”，却更是引火烧身，说她企图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来发泄不满；也有教师自杀。热爱“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火工夕阳”已经有了“专利”——反革命“黑帮”和“狗息子”还有“保皇派”是不许戴风靡全国的毛主席纪念章的。即使他们把纪念章戴在胸前，也会被明察秋毫的红卫兵小将一把揪下。还得遭到痛斥，说是他们玷污了毛主席。高三年级一位姓郑的同学是著名的“狗息子”，曾“死保”校党委，“红八月”中，他品尝了“红色恐怖”的滋味——他被三五个同班同学（还曾是最要好的同学）围在教室的地上，用带有巨大而沉重的铜头军用皮带，在全班同学的呐喊声中，足足抽打了将近两个小时，尽管他是校运动队跑、跳、投“三项全能”运动员，很抗打，但还是被打坏了一个肾。（他们班的教室正在我们班楼下。那天，我们正在听本班红卫兵核心领导成员训话，突然，听到楼下桌椅板凳传来急剧的挪动声，知道楼下出事了，我们纷纷跑到他们教室——记得我是站在后排一把椅子上心惊肉跳地目睹那血腥拷打场面的。）此后，无论他怎样检讨，也改变不了他被“专政”的待遇。但他固执地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的外衣上，终于被威胁说，再看见他戴毛主席像章，就如何如何。在万般煎熬之中，他终于想出了“绝招”——把像章别在肉上！他幻想胸上的肉能像手掌那样起老茧，也能像耳坠上穿孔承受耳饰那样能自如变换着戴上花样繁多的像章。但胸脯不接受金属别针。他想了很多办法均告失败，便终于狠心将像章别在肉上。此后，伤口在疼痛中化脓。他每天多次往伤口上涂抹碘酒。在日日夜夜的煎熬中，终于结疤了。他盼望那痴变成老茧，但事与愿违，终于有一天，那搀杂着白色的脓与紫色的血的痴脱落了，除了胸上的疤痕，并不见老茧，这个失败让他躲在没人的角落里嚎陶痛哭……太多的事情无法在本文中一一列举，我只想说，回过头来再看那个年代突出的特点是，种种疯狂而又丧失理智的举动，充满着原始的野蛮和冲动的劣行，都是被冠以祟高的革命的名义、打着“真理”的旗号而发生的。然而，当年真正能看透的人却如凤毛麟角。于是，“文革”便被一浪一浪地推向纵探的地步。“伟大的战略部署”像万花筒般迅雷不及掩耳地变幻着景致。1966年10月，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老兵”们所坚守的阵地一日间土崩瓦解。“红卫兵战校”终于在哗然不恭的嘘声中夭折……尽管“红卫兵战校”如来去匆匆的闹剧般昙花一现，但它留给人们的思考应该是严肃、深沉的。它是清华附中的伤痛，也是我国教育体制的伤痛，它留下的应该是不可回避的永久话题。因为，所有的中国校园都在那个年月经历了血与火的劫难。有意无意地回避对那段历史的探究是民族的耻辱。
1998年，韦君宜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那部颇有影响的《思痛录》出版了。她“痛苦地回忆、反思，思索我们这一整代人所做出的一切”，在“一件件摆出来”“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的文字中，夹杂着她这样一句愤愤不平的话：“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声、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自己的思想是究竟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季羡林先生也在一篇谈当年被学生抄家、批斗情景的文章中这样说“我想，来我家抄家，搞打、砸、抢的这些家伙是什么人呢？……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所谓‘伤痕文学’。然而据我看，写作者多半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多少‘伤痕’。真正有‘伤痕’的人，由于种种不同的原因，并没有把该说的话说出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且其中蕴涵着一些危险东西，不利于我们祖国的前进。”“我更愿意中国那些有二头脑的学者，来研究一下这个间题’无产阶级文化大一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
我觉得他们的疑问很在点儿。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怎么会变成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怎么会仇恨一切、横扫一切的呢？其根源在哪里呢？怎么会在当年那样气冲霄汉、壮志凌云地“横扫千军如卷席，”？为什么红卫兵不在大学、不在工厂的工人中、不在农村的贫下中农中、不在知识分子集中的科研单位或机关里首先诞生，却偏偏在中学诞生？是中学生智商高吗？是学问好吗？是政治“过硬”吗？他们已经领先具备了先知先觉的革命先行者的素质了吗？我曾经试图寻找当年的值得夸耀之处，不幸竟只发现了浅薄的执着这一可悲的长处。真的，作为一个人，中学生实在是太欠火候了。可恰恰是这种欠火候，他们才更容易被人玩弄于股掌，才使他们在某个时空段里一遇适当空气便自命不凡。其实略一琢磨便可明了，当“政治第一”的口号风靡以前，我们在“文革”前的17年里，己经诚易进行了多次“运动”，如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然后是“四清”，这期间还夹杂着对国际修正主义集团的论战和对国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的批判……在学校里，则日益强调贯彻阶级路线。应该说，“文革”的到来，正是将“政治第一”的路线推向极至的必然走向。换句话说，没有17年“洗脑”的过程，也就不会大面积地收获“向阳花”，而没有向阳花的唯命是尊，就不会有群众广泛参与的基础，自然也就难以呈现“轰轰烈烈”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获奖感言中这样说过，20世纪较之任何时代都更加残酷，一切教人惊心动魄的劣迹败行，到50年代以来仍没终止。对于亚洲来说，德国的慕尼黑精神（即纳粹精神）在亚洲变种为日本军国主义；到了60年代中期，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冲动，同样体现着这种“教人惊心动魄的劣迹败行”。正如我们常常说的那样，如果日本不能像德国那样探刻检讨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劣行，必有重蹈覆辙的一天；同样，如果我们不深刻地以史为鉴，也难逃这种精神病灶在适当的时机里旧病重发的命运。毕竟，所发生的事情并非昙花一现的历史插曲，而是民族巨轮探陷的印辙。
当然，无论当年的各派，比如“老兵”、四三、四四派，都很愧对当年在校的所作所为，也在多种场合以多种形式表达过愧疚。说明当年的中学生们已经对那种时代的厌恶和反省。是的，人们清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无论五四运动还是一二。九运动，都是大学生带的头，从来没轮到过中学生去当“革命先锋”。但在“文革”中，中学生们终于在“青苹果”时期，成了“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的革命闯将。当时，我们中学生真是自豪得很，终于有英明领袖发现了中学生的价值。现在才发现，当年的光采犹如屎克螂戴花，臭美得过份了。毕竟，当年“煽风点火”的“伟大历史功绩”，已成为20世纪人类劣迹的集中体现。能够让童贞未泯的中学生肩负起“革命”重担的政治家真是太有魄力了。但多年以后，这些勇挑重担的中学生才发现，那个“担子”里装的东西其实集中着华夏文明5千年糟粕之大成……虽然如过眼烟云般短暂，但与“红卫兵战校”相链接的一切潜在的或露出台面的东西，都是相当有“学问”的。这是一部很大、很厚重的书。每当我回首“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的往事，都不由得想起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及波尔布特。在理论及行为逻辑上，他们有如孪生兄弟。不同的是，波尔布特一度执掌了国家权力，红卫兵只有限地执掌了学校的权力，……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世界上所有恐怖组织都把训练中心放在青少年身上，不是己经有报导说，很多惨无人道的屠杀，都是经受过恐怖训练的十几岁的青少年所为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极其稚嫩且可塑性极强的青少年（包括一大批青年学生），是大行恐怖之道的“恐怖家”们使用最顺手的一张牌。由此推断，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便一目了然了。
罗里罗嗦地说了这么多。应该说，我并非在本侃文中去声讨某个人、某件事，而是把当年发生的事情放在世界或民族的大背景下胡诌点个人的感想。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知道，红卫兵运动的诞生，并非只是历史的插曲，而是历史的必然，17年教育的必然，即使不存在清华附中这所学校，也会在红华附中、黄华附中、绿华附中诞生。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同时也都对世界上一切“原教旨”主义充满了厌恶。它们理应成为老祖父的马褂沦为博物馆的陈列，但却依然有人乐此不疲地披着它到处招摇。可是面对如此光彩夺目地变幻着的网络世界，以不变应万变的坐标，又能把你带到哪里去呢？所以我想，以史为鉴，还是能够使人多少清醒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