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
那时我才8岁，弟弟5岁，每天晚上我和弟弟同睡在一个铺上。
我母亲特喜欢弟弟，五个孩子，就他是个男的。生我的时候，已是第四个姑娘了。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商店负责人，好心的人劝我父亲把我送人了，对父亲有成见的人却背后骂父亲是“绝代子”。父亲为了我母亲月子里不气成病，安慰母亲说：“姑娘还更好些，我更喜欢，干脆就叫‘喜妹’”。听了父亲的话，母亲苦笑地点点头。父亲是爷爷的独儿子，为了不使祖宗断香火，让父亲早日有一个传宗接代的人，可苦了我那三寸小脚的奶奶。隔三逢四，奶奶都要带上香、纸、菜油等供品，一步一挪来到当地的“鸡观山”寺庙，烧香祭神求菩萨保佑，让我母亲早日为父亲生个儿子。
天也有顺人意的时候。我三岁那年，一天从母亲的房里传出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接生婆喜滋滋地走出里屋，告诉我那早已等候在门外的父亲：“生了，生了，生了个儿子！”只见父亲双眼笑成了一条缝，立刻跑到对面的铺子里，买了两封鞭炮，乒乒乓乓放起来，左邻右舍都来看热闹，全家人可高兴了，有的忙着给母亲去煮红糖鸡蛋，有的去杀鸡，大姐忙着淘糯米捂白酒，我呢，像过年一样快乐，在家里跑出跑进，跳上跳下。只可惜奶奶当时已去世，没有享受这份快乐。父亲终于嘘了一口气，对母亲说：“好了，好了，我终于有一个儿子了，名为‘明好’吧！”母亲舒心地笑了。
自从我家有了弟弟后，增添了一口人吃饭，生活就更困难了。刚念完小学的大姐，因为要领弟弟，从此再也没有上学了，弟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从来不挨打，吃的穿的都比我和三个姐姐好，如果我和姐姐哪个逗哭了他，就会挨母亲一顿打。弟弟三岁时，正赶上六。年过苦日子，我们全家常常吃不饱。我和姐姐耐不住饿，就去城外拔青草来煮吃，由于解不出大便，肛门常常脱出一节来。母亲每天上班很早，头天晚上就用小钵子一人一钵蒸好第二天的饭。弟弟每天晚上总是守着母亲蒸，等饭蒸熟了，他就嚷着要把他的那一钵饭，吃一半留一半，母亲心痛弟弟，就从小钵里划一半饭给他吃，弟弟吃完了一半，又嚷着吃完另一半，母亲等第二天，只好将自己的那一小钵饭的大半给弟弟吃，自己常常饿着肚子去上班。弟弟五岁时，苦日子刚过，食馆里有米线、馄饨卖了，为了给弟弟加强营养，每个星期，母亲就要买上一碗米线或馄饨给弟弟泡饭吃，我和姐姐看着弟弟吃，馋得直淌口水。母亲下班回家，就去帮父亲的商店加工切萝卜丝，常常要到深夜一两点钟。我和姐姐要帮母亲洗萝卜，一到冬天，洗萝卜的水都是结过冰的，我和姐姐的双手冻得又红又紫，常年生冻疮。我和姐姐从来没有一分零用钱，可弟弟一哭闹，就能得到五分零用钱，如果是几个姐姐不小心逗哭了弟弟，就会挨母亲一顿打。我和姐姐从来不敢惹弟弟伤心。
一天，我放学回家，弟弟嚷着要去河滩抓小鱼，怕弟弟哭，我只好领着他去。河边的卵石长着青苔，弟弟赤着脚踩上去，一不小心摔了个跟头，弟弟的衣服湿了，我想可闯出祸了，母亲知道后，我一定要挨打了。果不出意料，母亲对弟弟说：“今天晚上我要打死喜妹。”也许是出于姐弟之情吧，或许是弟弟觉得是自己闯的祸，当我和弟弟刚睡上床后，弟弟就告诉了我：“喜妹，呆会儿妈妈要来打你，我们两个换头睡吧！”我说：“要是妈妈打着你怎么办？”弟弟说：“我就使劲哭，妈妈就不会打我了。”于是我就欣然地同意和弟弟换头睡。母亲打我们的时候，总是爱放在睡觉时，因为这时，我们脱掉了衣服不好跑。听了弟弟的话，我一直没敢睡，过了好长的时间，我听到了咚、咚、咚母亲爬楼梯的脚步声，我浑身直打颤，一骨碌就钻到床底下去了。母亲不开灯，掀开被子就打，殊不知，发出了弟弟的一阵阵痛哭声。母亲感到不对劲，打开电灯，只见弟弟一人躺在床上哭，母亲见状，大声地哭喊：“暧唷，打着我的宝贝儿子了！”母亲紧紧地抱住弟弟，小心翼翼地下楼去她的房间了。我害怕得要死，一夜缩在床底下，生怕母亲折回来找着我再打。
随着时间的推移，姐姐和我及弟弟都先后长大了，并参加了工作。姐姐和弟弟在当地的一家兵工厂工作，我只身一人在云南工作。十三年前，父亲去世了，母亲退休在家养老，由于母亲所在的单位是集体企业，后来连退休工资都发不下了。为了让母亲安度晚年，我们几姊妹每人每月给母亲15元生活费。母亲的年岁大了，按道理应该多吃点多穿点，可她却偏不这样做，她舍不得吃穿，把省下来的钱悄悄地送给弟弟，使几个姐姐十分生气，常常埋怨她到老了还在心痛儿子，并且不准她这么做。母亲嘴上虽然答应，可背地里仍然改不了。
母亲老了，为了图清静，只愿意单个人住在一边。我的姐姐三天两头去看望母亲，每次去总要炒一点好菜捎去。母亲病了，姐姐赶忙托着单车把母亲送到职工医院去看病，母亲需要住院，几个姐姐轮流照顾、服侍。母亲病好后，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改变，逢人就讲：“我女儿对我真好！”母亲临终前，把我姐姐及弟弟叫到身边说：“儿子、姑娘一样好……”。
今天，我早已做母亲，而且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可我却十分疼爱她，因为我认为：男女都一样。甚至我认为：只要女儿听话，成器有孝心，不知要超过儿子多少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