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973年2月回京，3月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工作，转眼间十个月过去了。
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家全部重新安定。邓林分配到北京画院从事绘画的本职工作，并与有色金属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吴建常结了婚。至此，三个女儿的婚事都已完成，父母亲非常满意。朴方在三零一医院继续治疗。邓楠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工作。我和飞飞转到北京上学。我进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学习，飞飞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父亲恢复工作后，首先把老秘书王瑞林从江西中办干校调回北京，回到他的身边。后来又陆续把老警卫员张宝忠和老公务员邓型筠等人调回，加上从江西时就来了的公务员老吴，几乎所有的老工作人员都已回来。
家里最宝贝的还是小孙女眠眠。爷爷指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说：“现在有了孙女，你们都不算什么了！”弄得我们挺不服气的。我的奶奶因为有了第四代，已经正式“晋升”为老祖祖。她总是护着眠眠说：“就她一个人小些嘛！”老祖祖向来以会带孩子闻名，她以前的格言是：“要想小儿安，常带三分饥和寒。”就是说带孩子吃饭不要撑着了、穿衣服不要捂着了，这样孩子才会健康。不过可能因为年纪大了吧，她把原来那些相当科学的喂养方法全都“废除”了。每顿给眠眠喂饭，老祖祖都会使劲地喂。其实，岂止是喂，简直就是使劲地塞。结果让这个小家伙长得又圆又胖的，手腕上都起了一圈小肥肉沟沟。妈妈则按一贯作风，凡事都要用科学方式。说要补钙，就把眠眠放在一个小竹推车上，天天推到院子里晒太阳。一个夏天过去，眠眠晒得黑黑的。妈妈又说，为了以后头发好，要剃光头。结果把一个原本挺斯文的小女孩儿，弄得圆圆的脑袋又光又黑又亮，活像个黑李逵。爷爷现在忙了，但是每天早上一起床，他就要去看孙女，好像进行什么朝觐仪式似的。
在花园村，原来我们家只住一栋楼的一个半边儿，但家里的人口实在太多了，根本住不下。一开始国管局只允许我们在周末人多时借住一下隔壁的那套，也就是临时在那里打打地铺。后来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后，国管局干脆把整个一栋楼都让我们家住了。这样就宽敞多了。刚到北京时，花园村院子里，只有我们一家人住。后来李井泉解放后，也搬了进来，住在我们前楼。他们家人口也挺多的。我们两家的人都熟，大人孩子们常常相互串串门子，花园村的院子里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花园村的这些房子，原来是准备给一些“新领导”们住的。没想到，新的“领导”一个都还没来，却让一些“打道回府”的老干部进驻了，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到了1973年12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毛泽东已下定决心，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邓小平。
12月12日到22日，毛泽东连续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为了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毛泽东提出将八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在这同一个会议上，毛泽东提议，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2日，毛泽东在会上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又说：“（邓）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他批评道，以前“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以后改了吧”。
14日，毛泽东在会上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12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指邓小平）。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职务。
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谈话时说，朱德是“红司令”。“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
12月22日，中央根据毛的意见，周恩来亲笔代中央起草文件发出通知，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
这次会后，父亲不仅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而且还进入军委，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这一个安排，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让邓小平进国务院，帮助周恩来做政府、哪怕外交方面的工作，是料想之中的事。因为“文革”前邓小平本来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可是，让邓小平参与军委的工作，则谁也没有想到。虽然解放前邓小平长期在部队工作，也有战功，但解放后他主要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没有军队实职，曾经担任过没有实体的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毛泽东决定让邓小平参与管政又管军。这样一来，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国务院的工作，由周恩来和邓小平主持；军队的工作，由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这样一个部署，实际上对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形成了有力的支持。
王洪文虽然被提拔了上来，并得到毛泽东的刻意栽培，但毕竟新来乍到，在党、政、军机构内都还没能插上手，更不要说掌握实权。邓小平刚刚回来，却一下子在党、政、军都有了职务有了实权。毛泽东到底要怎样安排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呢？要知道，到了这一年——也就是1973年——的12月26日，毛泽东就要满八十高龄了。人生七十古来稀，何况八十呢。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大病一场，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他要对“后事”有所安排，可又难于进行安排。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他把权力进行了划分：让能够继承他的路线的王洪文主持党的工作，让能做实际工作的邓小平主持行政及军队方面的工作。但是，为了制衡和“稳定”，他又不会让任何人独掌一个方面的大权。在党的最高机构中，他加进了邓小平等老干部去制衡“文革”势力；在政府和军队中，他又掺进了王洪文和张春桥等以平衡老干部势力。经过这样一个安排，毛泽东可能认为，政治天平上已经势均力敌，可以达到应有的平衡了。毛泽东这样的安排，是一番苦心的安排，也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稳固的安排。毛泽东太自信了，他本以为，这样一个安排完全可以安安稳稳地福及“身后”了。他绝对没有想到，这个精心设计的政治的天平，没有等到“身后”，在他的“生前”，由他亲眼看着，就倾斜失衡了。
不管我们今天怎样地议论和评述，总而言之，在1973年底，毛泽东不但重新起用了邓小平，而且赋予了邓小平以更重的担子和更大的权力。他是希望邓小平在周恩来不能工作时，接替周恩来的工作。偌大一个国家机器，总得要有人来操作运转吧。
有理由认为，在“文革”进行了七年多的时间后，毛泽东想以新的政治格局安定形势。从内心来讲，他渴望着快点达到“大治”，他不愿意再“闹”了，更不愿意再大乱了。
乱乱哄哄地闹了七年多，全国人民早已思安思定，连毛泽东也开始思安思定。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些靠“文革”起家的动乱势力，却不肯就此罢休。他们这些人，论“文”不会治国，要“武”不能打仗，没有了动乱，就没有了他们生存的基础。更何况，林彪死了，他们认为夺取大权的机会来到了，怎么能甘心看着那些已经被他们打倒了的老干部重新回来掌权？江青一伙要想除掉这批老干部，首要的，就一定要把为首的周恩来先行除掉。于是，他们借助“批林批孔”掀起运动，其意所向，既不在林，也不在孔，而在批“周公”。
1974年到来了。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江青一伙人却一点儿也不闲着。1月12日，江青和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建议转发他们所炮制的“批林批孔”材料。毛泽东批准后，中央将此材料于1月18日转发全国。
1月24、25两日，正值春节假期，江青不经中央同意，在首都体育馆擅自召开两次万人“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会上，“文革”大将迟群、谢静宜发表煽动性演说，大肆吹捧江青，攻击诬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江青、姚文元等也不时趁机插话，对参加会议的周恩来、叶剑英进行突然袭击。
两次批判大会后，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一些军队单位写信、送材料，还派人到部队煽动“夺权”。与此同时，江青还给国务院一些下属单位写信、送材料，煽动“批判”。江青没有任何政府和军队的职务，她是要借“批判”这个工具，把手伸到政府和军队，制造声势，以便批周，进而夺权。
2月，江青亲自出题，让她的“御用”写作班子，北大、清华的“梁效”（也就是“两校”）撰写《孔丘其人》，露骨放肆地攻击周恩来。
2月16日，江青在与其党羽开会时叫嚣说，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重点要批“现在的儒”。
2月8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上公然攻击军队，说：解放军总参谋部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治部可以夺权，后勤部垮得越彻底越好。3月5日，江青、张春桥又召集军队一些人开会，江青狂妄地叫嚣：“就要整一整军队”，并亲自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夺取全军文化工作的领导权。
江青等人煽动的新一轮运动，严重破坏了刚刚趋于稳定的局势。帮派分子到处揪斗老干部，拉山头，打派仗。许多地方“战火”重燃，生产下降，工作瘫痪，经济再次遭到破坏。
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文革”动乱势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
1974年1月31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在叶剑英、邓小平等人支持下，坚持对军队系统不搞“四大”的问题做了布置。4月份，国务院还就扭转生产下降、不要成立造反派性质的组织和制止混乱局势下发了一系列的文件和指示。
在江青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后，叶剑英愤然将会上迟群、谢静宜的讲话送毛泽东看。
毛泽东看到，江青他们的确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如果继续下去，事态必然扩大，这是毛泽东所不愿意看到的。必须对江青他们加以节制。
2月1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给他的信上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毛泽东还批评他们：“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毛泽东还扣发了江青等准备在全国播放的1月25日大会录音带。
江青要求见见毛泽东。3月20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批评道：“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可以看得出，对于江青，毛泽东的心里充满了烦恼，但更多的，则是忧虑。毛泽东对于江青的感情是复杂的。早年，毛泽东不让江青过问政事。发动“文革”时，他起用了江青。对于江青的顽劣本性，毛泽东知之甚深。但毕竟，江青是他的妻子。纵有千种不满、万般责备，毛泽东对江青，还是保护和有所倚重的。他可以不见江青，可以批评江青，可以节制江青，但是，对于包括江青在内的他的家人，他的心中，总是存有一份任何外人所替代不了的依眷和信任。这种依眷信任之情，越到晚年，越加浓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