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父亲到武钢视察工作。他十分关心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新近引进的一米七轧钢机工程。看到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工人们高涨的工作热情，他兴奋地说：“好，又一个淮海战役。将来可以搞一千万吨钢。”
10月10日至14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父亲以副总理的身份陪同客人到桂林参观访问。在送走外宾后，父亲专程到湖南，到韶山毛泽东旧居参观。
尽管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和委屈，但在父亲的心中，对于毛泽东，始终是敬重的。这种敬重，不是那种浅薄的服从，不是那种盲目的崇拜，更不是那种趋炎附势的附和。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是质朴的。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有分析的和清醒的。30年代初期，父亲因与毛泽东观点一致而被错误路线划为“毛派头子”。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一直在毛泽东的指挥之下战斗，对毛泽东的英明和伟大衷心信服。建设时期他受到毛泽东的重用，被委以党的总书记和中央一线领导人之一的重任。可以说，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是毛泽东的一个忠诚而又得力的部下。父亲和他们那一代的革命老战士，是追随着毛泽东走过几十年漫长的战斗道路的，对于毛泽东的超人的胆略和伟人的气概，他们是深深折服的。后期，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做法和思想上，父亲和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开始与毛泽东产生程度不同的分歧，最后，还因此受到毛泽东错误的冤屈和迫害。对于毛泽东晚年的日趋极左的思想和做法，特别是发动“文革”这一弥天大错，父亲反对的态度是鲜明和坚定的，并想用他的努力来纠正这一错误。虽然对于毛泽东的错误和做法持有异议，但是，父亲对于毛泽东本人的敬重，从来没有改变过。要知道，这种敬重，是发自内心的。这种情感，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这是在几十年的时间之中，经过岁月的磨砺积淀下来的。对于父亲来说，毛泽东是伟人，是领袖，也是一个既亲切又高高在上的长者。父亲对于毛泽东的态度，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几个字：敬重，却不迎合。这种敬重，是真诚的；而不迎合，也是坚定的。
这次到韶山，是父亲向往已久的。他说：“1965年想来，工作忙，没来成。1966年又想来，后来就来不成了。”这次来，他仔细而认真地瞻仰了旧居中的陈列。看到毛泽东小弟弟毛泽覃的遗照，父亲感慨地说：“毛泽覃是个好同志。”30年代他和毛泽覃曾经一起受到“左”倾路线的迫害，不久之后，毛泽覃即在战场上英勇牺牲，年仅二十九岁。看到毛泽东二弟毛泽民的遗照时，父亲说：“我认识毛泽民，还认识他的妻子钱希均。他是1943年牺牲的。”毛泽东一家在革命战争中，一共牺牲了六位亲人。为革命，真可谓满门忠烈。参观毛泽东旧居，让人不禁感慨万千。毛泽东，这三个字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人个人的功过成败，而是涵盖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全部历程。无论它是光辉灿烂的，还是艰难曲折的。
当父亲在国务院迅速进入情况，埋头处理着千头万绪的工作的时候，1973年11月份，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事情的起由，还要追溯到1971年。毛泽东作出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决定。当年7月，周恩来接待了秘密来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之后发表了举世震惊的外交新闻，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访华。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由于美国支持在台湾的国民党并一贯坚持反共的外交政策，中美两国一直处于敌对状态。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中美之间中断了二十多年的关系得到了恢复。这一在世界上极具震撼力的外交成果，是毛泽东光辉的、具有国际战略远见的外交政策的巨大成功；同时也是周恩来娴熟的外交艺术和丰富的外交经验的最完整的体现。毛泽东指挥若定，周恩来挥洒自如，二者的完美配合，铸就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块丰碑。
1973年11月，基辛格博士访华，周恩来与之进行会谈。会谈十分辛苦，一直进行到凌晨。会谈后周恩来稍事休息，一大早又再次与之进行会谈，并到机场为基辛格回国送行。送行回来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向毛泽东报告时，毛泽东已经睡了。后来毛泽东认为周恩来没有立即向他报告此事，并认为会谈中有“错误”，便雷霆震怒，说要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
周恩来刚刚大量便血，刚刚告病住院，又以抱病之躯连续作战地与基辛格昼夜会谈。本来谈判成果很大，连毛泽东都十分高兴，不想却因这样一个“意外”酿成了一场批判。他不得不抱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自己。会议中，与会者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对周恩来进行了批评，周恩来本人也进行了自我批评。而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却以为“倒周”的时机到了，想借这一机会打倒周恩来。他们肆意对周恩来进行诬蔑性的批判。江青甚至危言耸听地说，这是继林彪事件之后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迫不及待”要取代毛主席。周恩来重病在身，听着这些恶意诬陷，他虽然心中气忿，却只能以沉默对之。
会议的中间，毛泽东曾问前来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和唐闻生：“邓小平发言了没有？”毛泽东要了解邓小平的情况，要了解邓的态度。
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连政治局成员都不是，只是一个列席的身份。在会上，他一直沉默，没有发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之后，到了最后一两天，他发了一个言。发言的一开始，他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一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周恩来。但寥寥数语之后，他即把话锋一转，开始讲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的问题。他分析了当前的国际战略态势，分析了中美、中苏、美苏之间错综复杂的战略关系，讲到看待国际关系和国与国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和某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要看大的形势。他认为，目前来看，要讲打仗，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特别是美苏两家自己没有准备好。但是，如果真打起仗来也不可怕，以前用小米加步枪我们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就是用小米加步枪，也能打赢。邓小平不发言则已，一发言就讲了这么长，而且都是从国际战略角度来分析谈论。在发言的时候，他的思路，早已大大超越了本次会议批周的主旨。
当王海容、唐闻生二人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因其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找来，但这一事情，说明毛泽东对邓小平在进行认真观察。而观察的目的，是他将要决定委邓小平以重任。
12月9日，毛泽东会见外宾后，与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对于批周的会，毛泽东先说：“这次会开得好，很好。”接着，他就批评江青一伙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此前，在11月25日，毛泽东还在一封批评江青的来信上批示：“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实际上也是对江青进行批评。
“批周”事件就这样结束了。毛泽东对于周恩来，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实质是觉得周的思想跟他不相容，太“右”。他要批周，却绝不会打倒周。江青等人想借机闹事，结果也被毛泽东批了一下。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让一心倒周的江青集团大失所望。
